為了六千多億元的軍購案，游院長認為台灣要有「你打北、高，我打上海」的嚇阻能力時才有安全，並舉例以色列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八點七，因為發展武器反而成為軍事輸出的國家，台灣的軍事支出太少。陳水扁總統進一步表示願意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以理性溝通為台灣寫歷史」，因為只有建軍備戰才能避戰止戰，解除武裝不可能換來和平。理性溝通當然是需要的，而理性溝通需要的是以正確的事實來進行邏輯推論和說服對方。在全球化之下，我們有必要以較全面的觀點來觀察台灣的軍事支出是否不足，以及如果不足，增加對美軍事採購是否適當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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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支出難稱太低
全球大部分的國家都具有軍事防衛的需求，這些國家都會產生軍事支出。軍事支出的高低取決於面臨的軍事威脅高低、戰略和戰術的差異、和軍事大國的結盟狀況，而有所不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各國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以二○○三年為主的最新估計來看，全球一百六十六個「有資料」的國家總平均約為百分之二，最高比例的水準是北韓的百分之二十二，最低為坦尚尼亞的百分之零點二。台灣百分之二點七在這些國家中名列四十一，屬於較高的四分之一國家，但顯然仍不能稱為「名列前茅」。不過，在這些軍事支出前四分之一的國家中，多數為低所得國家，如葉門（七點九）、蒲隆地（六點零）。隨著所得提高，除了一些特例以外，軍事支出的比重非常明顯地逐漸下降。在發展程度屬於高所得的國家中，支出比例超過台灣的只有下列五國：以色列（八點七）、科威特（五點八）、新加坡（四點九）、美國（三點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三點一）。面臨和我國類似安全威脅的南韓，其比例和我國相同（二點七）。歐盟原始六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簡單平均是一點六，可視為先進國家的一般值。五個軍事支出比例高於我國的高所得國家中，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面臨回教世界的威脅，美國一方面發展最先進武器，一方面要擔任「世界警察」，以色列和新加坡都面臨龐大「異族」威脅，並且在戰略上軍購和自行發展武器齊頭並進，故支出比例較大。無論如何，台灣目前的比例也難以宣稱「太低」，不過似乎仍有某種提升的空間。
進一步觀察我國軍事支出的演變，可以發現從一九六○年開始，我國的比例就降到百分之十以下，一九八七年開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一九九五年降到百分之四以下，但是到兩千年都還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上。然而在新政府上台之後，經濟成長緩慢，而社會福利支出卻快速增加，同時發生的就是軍事支出比例降到了二點七。如果政府要維持「不增稅」的承諾，卻還要一方面增加社福支出，一方面提高政治的「獨立性」，並以軍購自保，其結果當然只有以「提高政府負債」來支應。但是軍購除了武器本身的支出，往後還有武器費用兩倍以上的維護費用，政府負債亦另有《債務法》來進行規範，因此如何後續其實將考驗著往後執政的任何政府，並且必須以「經濟發展」和「教育科學文化」預算的遲滯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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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購武器仿效以星
因此，如果要降低台灣軍購成本，維持財政和其他政務健全發展，似乎只有考慮以色列和新加坡的做法，除絕對必要者外購以外，部分有出口潛能的武器要自行研發，再以出口來分攤成本，否則必將拖垮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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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震華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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