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台灣出口正全面潰敗（杜震華）

2013年10月30日


去年3月生效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一般認為，本協定對於輸美產品7成和韓國重疊的我國，將造成相當衝擊。然而，其實施後有無明確證據支持這種臆 測，迄今似乎仍然未見。筆者初步觀察台韓兩國去年對美出口的「成長率」，發現台灣出口正在「全面潰敗」，值得國人深刻警惕。希望這對目前國人面對ECFA 服貿協議的態度有所啟發；若掉以輕心，未來台灣經濟前景將極為悲觀！

韓元升值更勝台灣

過去兩年，台灣和韓國對美國的貨品出口大概都佔總出口的1成，兩國都在對美國貿易上創造約百億美元的盈餘。但是，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加持下，韓國去年對美國出口增加4％，台灣卻反向衰退9％，差異極為驚人。

有 人認為，這主要是因台灣手機對美出口被三星擊敗所致。但是，觀察去年對美出口大類的台韓兩國成長率，可發現台灣正面臨「全面潰敗」的窘境，並非集中在局部 競爭失利的產業上。以台灣對美出口逾10億美元的大類而言，比較台韓對美出口成長率，發現台灣失利的產業為：農產（台-12％；韓+8％）、初級產品（台 -2％；+韓9％）、紡織及成衣（-2％；+5％）、製造品（-9％；+4％）、其他製造品（+6％；+11％）、鋼鐵（+8％；+12％）、電子品 （-6％；+2％）、電機電子零組件（-37％；-30％）、道路車輛（+11％；+18％），僅化學品一項，台灣（+9％）表現超越韓國（+4％）。這 表示去年台灣對美國出口的主要大類，在對韓國的競爭中幾乎全面潰敗。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解釋這種現象，只能歸因為「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所致。

有 人會懷疑，是不是韓國採取了貶值手段，才造成這種結果。其實，2012年台幣對美元的名目匯率升值了3.8％，韓元卻大幅升值了8％；即使調整物價的實質 有效匯率韓元也升值了6％，完全沒有貶值促進出口的狀況。這事實讓我們更加確定，「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威力，已讓台灣難以招架；更糟的是，隨著時間過 去，兩國關稅減讓程度會愈來愈高，而熟悉這個協定、了解如何適用的廠商愈來愈多，對我國的出口衝擊也將愈來愈大。

服貿協議不應拖延

在 2012年，不利的訊息並不限於對美出口。對東協的出口部分，在台灣投資大幅超越韓國的情況下，出口成長率居然只和韓國打了平手（都是+10％）。台灣對 歐盟的出口雖然勝過韓國（台-8％；韓-12％），但其實是在歐債危機下大量減少韓國出口兩大主力的「道路汽車」（-9％）和「其他運輸設備」 （-36％）進口所致，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其他製造品」其實已經吃了大敗仗（台-13％；韓-1％）。

ECFA服貿協議若不盡速通 過，則「貨品貿易協議」亦將延宕，影響我國和他國諮商；正和中國大陸諮商自貿協定的韓國當然暗自開懷。國會可要求行政部門提出更多配套，甚至在執行產生重 大不利時要求修改，但不宜拖延；否則貿易全面潰敗的後果將由全民共同承受，深盼國會顧全大局。

商業發展研究院 商業政策所所長

明天會更好? 外資揭幕答案 (蘋果日報 蘋中信 2013.9.18)

蘋中信：明天會更好？外資揭露答案 （杜震華）

2013年09月18日

更多專欄文章

商業發展研究院 商業政策所所長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日前發表了2013年版「世界投資報告」，探討全球跨國投資的最新趨勢。台灣去年的表現（流入量+32億美元）不像前年全球倒數第二驚悚（流入量-20億美元，僅優於安哥拉、落後北韓），因此這項消息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媒體青睞，國人渾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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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短期間外資流動雖然不太穩定，但中長期趨勢還是會反映一個經濟體相對投資環境的優劣；如果無法從外資流動狀況發掘問題、探討問題、解決問題，那麼一國的未來就可能令人擔憂──台灣的現況正是如此。 在剛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經濟快速起飛的1970年，台灣吸收了6200萬美元的直接外來投資（DFI），在亞洲四小龍中毫不遜色──雖低於新加坡9300萬，但優於香港5000萬，和韓國6600萬則在伯仲之間。到1980年，由於香港和新加坡大力打造金融中心、開放為自由港，其外資流入一飛沖天：新加坡當年吸引了12.4億美元，香港7.1億，台灣只有1.7億，但仍大幅領先韓國的600萬。當年，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兩年，僅吸引了5700萬美元。但到了1990年，中國引進的34.9億美元已經凌駕香港的32.8億，更勝台灣的13.3億，但台灣還在韓國的7.9億美元之上；新加坡更以55.8億美元遙遙領先群雄。 台灣的轉捩點是在2000年左右。當年吸引的外資49.3億美元，除了2006到2008年間有些超大型購併案以外，這大概是台灣歷年吸引外資的年度最大值。只是，當年不僅已大幅落後韓國的92.8億美元，更和新加坡的655億、香港的705億相去難以道里計；和超速成長的中國大陸（407億美元）相比，也只是它的一成多而已。別忘了，在此之前的10年正是中國大陸成長最快速的期間；全球眼光齊聚對岸、都想在周邊尋找落腳處以減少風險，但在台灣堅持不願大幅開放貿易和投資（1996年「戒急用忍」）之下，外資只好轉進香港和新加坡。

一瀉千里全球墊底

此後，台灣外資流入一瀉千里，徘迴在10億美元上下；到2006年後靠一些大型購併案獲得稍微可看的數據，但到了前年（2011）卻以-20億美元（購併案獲利了結退出台灣）在全球幾乎墊底。2012年32.1億美元的數據雖然有所回升，但比起韓國99億僅三分之一，比起新加坡567億、香港746億，對照1970年，真有今夕何夕之感；更別提對岸的1211億美元矣。

故步自封淪為棄兒

在保護主義全球盛行的1960年代，台灣在李國鼎前瞻眼光下設立了相當自由的加工出口區，帶來大量外資帶動成長。今日「自由經濟示範區」已是台灣墜入深淵前的最後機會，但各方掣肘不斷，其開放度即將被對岸上海拋在腦後。1970年時，泰國外資流入僅有4300萬美元，落後台灣6200萬頗多；到去年，泰國86億美元已近台灣三倍；馬來西亞101億美元、越南84億美元、印尼199億美元，都超越台灣甚多。自由經濟示範區和其他管制若再故步自封，台灣很可能會再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從外資寵兒到外資棄兒。你說，明天會不會更好？

A review of Taian's happiness rankings (Taipei Times, 2013.9.8 p.8)

A review of Taiwan’s happiness
rankings

By Tu Jenn-hwa杜震華

Bhutan was once praised as one of the happ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due to the materialism and competition that has
followed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has quickly collapsed. Mexico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ppiness index, but people’s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is ranked at No. 10.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when Taiwan’s economy
grew rapidly, there was a strong sense of happiness. Although the older
generations long for those days, not many want to return to that era.
Happiness, then, is hard to define and yet it lies at the heart of our
pursuits.

On Aug. 30,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released Taiwan’s first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To “get on trac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dex
was compiled based on the 24 indicators in 11 categories of the Your Better
Life Index of the OECD, which is sometimes called “a club for the ri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aiwan ranks 19th, in the
middle among the OECD’s 34 member states and two partner states, and enjoys a
“moderate level” of happiness. Interestingly, the ranking is higher than
Japan’s and South Korea’s.

The OECD is an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so the government is content to see it operating here. However, looking at the
depressed state of the nation’s economy, the results are strange — is it
possible that Taiwan is fourth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income and wealth?”

The DGBAS has always been strict with its
statistics, so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results. Still, a deeper reading
shows there is little cause for excitement. Several other surveys have showed
Japan and South Korea lag behind Taiwan in terms of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partly due to their high suicide rates.

What measures can Taiwan take in response to the
survey?

In the past, a happiness index was just a matter of
academic research. Experts discovered that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as the economy grows — a rich lifestyle ofte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happiness: Watching too much TV can result in deteriorat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ving in a tiny apartment in a big city can make a
person feel insignificant, traffic jams can be frustrating, neighbors are often
strangers because people are too busy, and an excess of food is making us obese
and threatening our health.

The design of the OECD’s index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it overlooks subjective happiness. Surprisingly,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is only one of many items of the index. It thus
ignores the fact that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is the result of a “chemical
reaction” between all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erefore focus on the level of and changes in
the public’s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If we look at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Taiwan’s
ranking drops to 25th and in a preparatory survey conducted in October last
year it was 34th, almost at the very bottom among OECD member states.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Taiwan learn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its level of happiness, it shows that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and his government are determined to improve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re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is
how it is used to adjust government policy so that the nation’s happiness can
improve.

Tu Jenn-hwa is director of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美國攻擊敘利亞的經濟後果 (某報社論 2013.9.5)

美國攻擊敘利亞的經濟後果

│中東戰爭必定使油價變動，台灣應變更經濟體質，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才能降低因國際情勢變動所產生的壓力。

　敘利亞政府軍對國內反抗團體施放毒氣，造成數百人傷亡之後，引發了國際間的嚴重關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先進國家認為這已經超過了國內爭鬥的紅線，必須為這種嚴重的犯行付出代價。雖然各國對「如何讓敘利亞付出代價」的看法不一，英國國會甚至已經拒絕英國對敘利亞出兵，而中國和俄羅斯也都反對在聯合國決議以前由「列強」脫離國際合意來對敘國用武，但是美國和法國卻極可能在近日單獨出兵，造成國際油價一夜數驚，九月三日來到兩個月的新高每桶一一四美元，比起六月初的九十八美元已經上漲了百分之十六。而台灣的汽油也竄升到歷史第三高價，令消費者抱怨和擔心。那麼，如果美國真的攻擊敘利亞，會對全球經濟造成何種影響呢？恐怕這是毫無能源蘊藏的台灣，民眾相當關心的議題。

　沒錯，如果美國真的攻擊敘利亞，當然會對石油價格造成衝擊。敘利亞本身石油產量不多，但是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卻是全球石油蘊藏最豐富的地區，產量佔了全球三分之一。中東地區發生戰事的確會對油價造成衝擊，瞬間讓油價飆漲。但是，依照幾次中東戰爭的經驗，石油價格卻會在戰事發生之後很快地下跌。這和股市所謂「利空出盡」的狀況相當類似－衝擊最嚴重的時候是開戰之前到開戰時，開戰之後影響就會逐漸消失。在二零一一年的空襲利比亞、二零零三年美國出兵伊拉克，或者在一九九一年多國部隊出兵伊拉克都有類似的狀況。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出兵不會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其實，油價上揚之下，通貨膨脹率當然會提高。只是，在歐債並未完全解除危機之下，目前全球經濟低迷，因此油價上漲造成的通貨膨脹也不會過於嚴重。加上新能源的不斷開發，以及美國等國油頁岩的大量加入供應，已經使得戰爭下的能源危機衝擊，不像過去那麼嚴重，除非是出兵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例如俄羅斯出兵協助敘利亞，造成世界大戰的威脅時，當然就應當別論。否則，美國出兵敘利亞的經濟後果會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但是影響不會太大。事實上，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對於過去三個月油價上漲一成評估會對全球經濟生產僅造成百分之零點三的影響，顯示目前全球對油價上漲的承受能量已經超越過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台灣民眾不必對美國出兵敘利亞一事過於緊張；更何況，目前美國是否會真正出兵還屬於未定之天。由於英國已經由國會拒絕出兵的情況下，美國歐巴馬總統已經改變先前「箭在弦上」的態度，轉而尋求國會支持下才願意出兵。這就表示如果國會拒絕，歐巴馬總統大概就不會堅持出兵，可能會尋求稍微溫的方式來懲罰敘利亞，其對國際油價的衝擊效果就會更弱，對台灣的影響就更不必擔心。

　但是不管如何，油價在戰事威脅下都會影響全球復甦。全球經濟成長已經從二零一一年的百分之三點九下降到二零一二年百分之三點一，今年原先被認為將會提高的樂觀氣氛也已經向下修正到和去年一樣的三點一一。如果再加上美國對敘利亞出兵，當然還會繼續調降，這對於以出口為經濟成長主要動能的台灣絕對是不利的消息。

　因此，不管美國出兵敘利亞對台灣的影響是大或小，總會造成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如何獲得更自主性的能源，降低對國際能源的依賴，並且調整經濟體質來減少對能源的使用，都是台灣在面對美國出兵敘利亞危機的此時此刻，必須深自反省、痛下決心的時候。否則，台灣未來面對能源的挑戰應該才剛剛開始！

國民幸福指數 讓我們更幸福? (蘋果日報 蘋中信 2013.9.4)

蘋中信：國民幸福指數 讓我們更幸福？（杜震華）

2013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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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曾被譽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之一；但近來西方文明滲入，在追求物質和民主競爭下幸福感迅速崩跌。墨西哥在OECD的幸福指數調查中名列36墊底，但主觀幸福感卻排名第10。在1970到80年代那個經濟快速成長、社群關係尚未崩解的年代中，台灣社會洋溢著溫馨快樂的幸福感；迄今上年紀的民眾仍滿心懷念那段美好時光；但要真回到過去，卻可能沒有多少人願意。幸福，就是如此捉摸不定，但卻又攸關人類追尋的核心價值。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了我國政府首次舉辦的「國民幸福指數」調查結果。為了與國際接軌，依照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俗稱「富國俱樂部」)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在11個領域、24項指標上進行評比，發現台灣和OECD的34個會員國、2個夥伴國家比較之下，排列在19名的中央位置，屬於中段班。有趣的是，優於日本和韓國兩個屬於OECD的亞洲鄰國。
這種結果顯然讓政府相當滿意，因為OECD是已開發國家才有資格參與的組織，能和這些國家打個「平手」，當然表示我們並非弱者。但這和目前景氣仍屬低迷，到處瀰漫著「悶經濟」的情況相比，不少國人會納悶——這是不是另一個政府「自我感覺良好」的案例？特別是在「所得與財富」項目，台灣竟可以排第4名，凌駕在諸多先進國家之上，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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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視民眾主觀感受

主計總處進行統計調查工作還算嚴謹，我不太會懷疑這項調查的結果。然而，深入了解這項調查的特質和意義之後，我也不會對這結果感到特別興奮。事實上，日本和韓國的幸福指數落後於台灣本是意料中事，因為兩國的自殺率在全球都名列前茅，不少其他調查早已獲得相同結果。因此，如何運用這項耗費了資源所得的結果，提升國人未來的幸福，才是更重要的態度。
幸福指數的調查，過去只是學術界進行研究的課題。專家發現，人民的幸福感並未隨著經濟成長而提升，肇因富裕的生活型態經常帶來負面的幸福效果——例如看電視讓夫妻及親子關係趨於冷淡、住進城市高樓讓生活空間狹窄鬱卒、開車讓交通壅塞及精神緊張、生活繁忙緊湊和鄰居逐漸形同陌路、糧食充裕美味卻讓肥胖及心血管疾病威脅健康。
OECD「美好生活指數」調查的模式，有其根本性的缺陷——就是輕視民眾的主觀幸福感受。因為主觀幸福感居然只是諸多調查項目之一，忽視了「主觀幸福感」其實是那些「客觀幸福條件」加上心理和諸多環境後「化學變化」導致的結果；主觀幸福感的高低和變化才是政府更應重視和追求的目標。在主觀幸福感上，台灣的排名降低到只有25名；去年10月的預備性調查更低到34名，在OECD國家中排到非常後面，努力的空間其實非常大。

精進調查落實決策

無論如何，台灣在此時此刻加入幾個先進國行列，努力了解民眾的幸福狀況，顯示馬政府有心提升施政的效能，值得肯定。但如何精進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落實為決策的參考，才是幸福調查的真諦。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

《蘋中信》作者群：杜震華、王尚智、劉靜怡、謝金河、何飛鵬、張鐵志、殷乃平、柯文哲、郭正亮、米果、胡晴舫、馬維敏

 

正確解讀10A總裁的意涵 (某報社論 2013.8.25)

正確解讀10A總裁的意涵

 

全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公布該雜誌評選的今年全球最佳央行總裁名單。我國央行總裁彭淮南獲選為今年僅有的三位A級總裁之一，前後十次獲得這項榮耀，在全球僅次於馬來西亞的塞蒂（Zeti Akhtar Aziz），真是可喜可賀。   每年這項資訊都被國內媒體大肆報導，逐漸累積出彭總裁高度的個人聲望；除了執政黨愈來愈找不到替換的適當人選之外，甚至彭總裁還成為在野黨總統候選人拜訪尋求搭檔的對象。因此，在政黨競爭激烈的我國，彭總裁持續獲選為A級總裁一事，除了逐漸產生「是否貨真價實」的疑問以外，還多了幾分政治的聯想。 關於這份雜誌，由媒體或網站所披露的並不太多。從它以進行各式各樣的銀行優劣評比做為重要訴求看來，其銷售對象應該是以銀行界、證券業、投資界或富豪級的存戶為主。它的歷史不長，在1987年創刊，目前銷售量雖僅5萬餘份，但遍及158國，其重要性應該超越少數人士所說的「不值一顧」。 但無論如何，如何解讀雜誌對彭總裁的評價，並從中獲取正確或適當的訊息，並持續追求它們所代表的價值，才是國人應有的態度。   我國「中央銀行法」第二條，明示中央銀行追求的目標為：一、促進金融穩定；二、健全銀行業務；三、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四、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歸納上述四項，就是要透過穩定的物價、利率和匯率，來維持一個健全的金融市場，行有餘力再協助經濟發展。以這樣的目標來對照「全球金融雜誌」評選最佳央行總裁的六項標準：控制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目標、貨幣穩定、利率管理、政治中立性、政策透明度，其實是大同小異。換句話說，如果我國央行能夠達成央行法設定的目標，應該也會在「全球金融雜誌」的評比上獲得佳績。 然而，不管是央行法的目標或是該雜誌的評比項目，要能夠獲得佳績，並不全然是央行總裁個人的努力可以達成的。   例如，以通貨膨脹而言，如果行政部門堅持要以「赤字預算」來追求成長，要「保護農業」而讓食品價格高漲，那麼要維持穩定的物價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非常困難。如果一國元首動輒撤換不願意「配合國家需要」的央行總裁，那麼「政治中立性」自然無法維持。如果行政部門相信「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因而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世原則，那麼任憑央行再努力也難獲得「經濟成長」的目標。   更弔詭的是，「追求匯率穩定」(貨幣的對外穩定)和「控制通貨膨脹」(貨幣的對內穩定)兩件事經常和「追求經濟成長」無法兩全。在出口不佳、成長趨緩之時，到底是否要以貶值來刺激出口和經濟成長，但犧牲匯率和物價的穩定、以及國人資產的國際購買力呢？還是反向操作堅持匯率穩定呢？我國央行經常保守地採行後者(不貶或少貶)，而韓國央行則積極地採行前者(貶值或多貶)。其結果是韓國的經濟成長率往往超越我國，但通貨膨脹率也一樣高於我國。依照「全球金融雜誌」的評選標準，我國總裁當然容易拿A，韓國總裁則往往拿B或C。韓國的作法更容易讓以出口為主的廠商和員工獲利，台灣的作法則對進出口廠商相對公平，一般消費者也較能分享成長的果實；但反映在每人所得上，韓國卻有相對亮麗的成績，獲得國際較高的重視。其間的得失優劣，有時還真難判定；也因此，10A的彭總裁在國內學術界所獲得的評價其實並不一致。   10A總裁的佳績，彭總裁和央行同仁都受到國際雜誌的極高肯定； 但過去兩黨政府對央行的尊重與克制，都分享了榮耀，未來則更應維持此項光榮傳統。

沒有創業 哪來就業 (蘋果日報 蘋中信 2013.8.21)

蘋中信：沒有創業 哪來就業（杜震華）

2013年08月21日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

雖然，我國失業率近年來已從2010年的高峰5.9%下降到去年的4.2%，乃至於今年上半年的4.1%，但國人還是因失業率在四小龍中居「首位」而感到煩惱（香港3.4%、韓國3.3%、新加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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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安穩不願冒險

的確，在一個已開發經濟體，工作機會或「失業率」的變化，通常比「經濟成長率」的升降更受到重視；因為失去工作帶給失業家庭的痛苦，以及增加其他就業者的恐慌，遠比所得的些許升降要來得「有感」。因此，提高就業或降低失業已經成為先進國家最重視的經濟指標。

然而，就業機會是增加或減少，自然和企業的增減有關；而企業的增減，卻又和經濟體的創業精神息息相關。但如果大眾都缺乏冒險創業的精神，只想進既有企業安享穩定工作，那麼「餅」可能愈做愈小，失業率跟著提高。

台灣在1996年失業率只有1.8%，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那年快速提高到2.6%；2001年網路泡沫化躍為3.0%，2003年更越過了5.0%，之後就沒有低於3.9%的狀況。因此，目前4.1%以近年的數據看並不算差；但若能再努力一下，讓它再減個0.2%，就可以成為2002年以來的最佳就業狀況。

只是，在台灣發展為已開發經濟體之後，新世代或新新世代，或稱為X世代及Y世代，在父母已經累積了不少財富、家境已然富裕之下，其雄心壯志比起父執輩已大不如前；有意創業者也經常是以一家小咖啡店、小特色餐館為滿足。這充分反映在新企業家數和就業人數的創造動能在近幾年快速減弱，當然影響了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如果觀察1997年以來15年的三個階段，可以發現1997~2002年間中小企業家數成長了8.26%、2002~2007年間更成長了11.94%，但2007~2012年間卻大幅下降到5.32%。如果中小企業的家數成長率反映了創業動能，則中小企業成長率從11.94%下降到5.32%，表示台灣的創業動能已經「腰斬」。如果2007~2012年間創業動能沒有下降，則新創的企業將增加8.2萬個；以平均每家創造6.4個工作計算，這將增加52萬個工作機會，大約可以讓失業率下降5%，也就是完全消除目前的失業率！

動能「腰斬」該檢討

因此，如何透過創業訓練，或提供各種創業協助，以提高國人的創業精神，應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觀察創業動能「腰斬」後的2007~2012年間，發現總家數成長率低於平均(5.32%)的有：礦業及土石採取(-29.0%)、製造業(-0.45%)、批發及零售(1.10%)、運輸及倉儲(-0.46%)、金融及保險(4.18%)、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3.02%)；令人意外的是農林漁牧業成長了9.58%。礦業萎縮情有可原，而其他產業的動能消失，主管機關似乎都有檢討的必要；更應該了解農林漁牧業成長的原因，最好不是因為要領取「老農津貼」而從其他行業「轉業」而來。

就業的基礎在創業，而創業的主觀意願和客觀條件，正嚴厲考驗著我國政府和民間。

 

Gvoernment policy key to economy (Taipei Times, 2013.8.11 p. 8)

Government policy key to economy

By Tu Jenn-hwa 杜震華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ve finally reached a preliminary solution to their dispute over third party payments, the result of a new commission chief, compromise and finalization by the Cabinet. Companies are now sharpening their claws as they prepare to develop the big e-commerce and stored value services markets that will be opened up as a result.

Judging from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job creation born out of the success of China’s Taobao network,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issue will stimulate Taiwan’s depressed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at is praiseworthy.

The long delayed solution to this issue is also an excellent solution to Taiwan’s economic woes. Government controls, laws and regulations cannot keep up with quickly changing lifestyles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economy, while various restrictions are stopping officials from adju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Not only must they follow the law in their administration, they must also interpret it strictly, which stunts economic growth and leads to widespread public complaints.

With the heavy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untries that are able to adjust their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manage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ll perform better economically. The ones that can not will end up like today’s Taiwan, where everyone is dejected and no one knows where the problem lies.

It is not entirely unreasonable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adopt strict controls of third-party payments. If the companies that receive and manage the money that goes into stored value services used large amounts of that capital for other profitable financial activities, that could clearly become a financial problem.

However, since this is a normal requirement that has aris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curren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could be applied more loosely so that these new business activities could get started right away, while concurrently establishing new legislation so that these activities can be placed under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If the urgency of society’s needs are completely disregarded and if controls are strict and inflexible, we will end up with a lose-lose scenario in which both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public complaints continue, and this will only result in po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 administrative area of Taipei with a wide road running alongside the river is another, slightly different, but still related example. Many mobile stall vendors began to gather along that road in the evenings, and they were often issued fines by the police because of the mess they created and because they violated the law.

Since their presence there does not disturb traffic, police at the local station agreed to charge the vendors a small “fee” each evening. After the agreement was made, orderliness improved and, since traffic was not affected, police and vendors got along well. Residents now have a new place to spend their evenings, which makes life a bit more interesting.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the police are receiving a fee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Wouldn’t the perfect solution be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to organize a night market and charge fees legally instead of, as is currently the case, having the police accept money under the table?

Another similar case are the vendors, mostly of accessories and trinkets,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Eslite Booksto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unhua S and Anhe roads in Taipei. Every evening, 20 to 30 street vendors — who may only have a suitcase of products —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police, but because their goods are both nice and cheap, people stop and shop, blocking the sidewalks for other passersby. If the city government designated an area for which it charged a minor management fee of, say, NT$200 or NT$300 per vendor per night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that area could compliment the Eslite bookstore and would affect neither the nearby stores nor traffic. The absurd game of cat-and-mouse that plays out every night could come to an end.

If government agencies could just work that little bit harder and give the situation deeper consideration and be more flexible, they could implement a new model which could be an outlet for a lot of the vitality in civic society that is being held back by the depressed economy. It could create more innovative commercial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otels, as part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eight major trades — including, among others, dance halls, bars, coffee shops, MTVs and KTVs, barber shops and saunas — are assigned stars which helps with the marketing of outstanding operations. This approach helps create more consumption and encourages business owners to focus on healthy development. This is one example of what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ld do to stimulate Taiwan’s economy.

As is so often the case,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when it comes to government efficiency.

 

Tu Jenn-hwa is director of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3/08/11/2003569409

Sun, Aug 11, 2013 - Page 8

支持台灣中油民營化 (某報社論 2013.8.12)

支持台灣中油民營化

│私營企業往往有較佳的績效，台灣的石油工業都已經有私營的台塑，台灣中油民營化正可刺激其提高效率。

　台灣中油公司董事長林聖忠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該公司近期將舉辦說明會與員工溝通、協調，希望能在民國一零六年之前，達成民營化的目標以提升競爭力，並且希望「越快越好」。雖然民營化並非提升效率的萬靈丹，但我們贊成該公司的民營化做法，以讓台灣的石油市場回歸市場的正軌。

　理論上，一家獨占或寡占性的企業並無法事前判定國營或民營較佳，因為它們各有優缺點，而優缺點又難以直接比較。獨占性的民營企業可能會濫用其市場力，控制產量、提高售價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因此必須由社會或國家來加以掌控，掌控的力道可以從較為輕度的「維持民營、政府管制」到「公私合營、政府監管」，乃至於高度的「政府經營、民意監督」，也就是成為「國營企業」，但由國會監督。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由於官方的資本相對雄厚、經營人才也相對具有優勢，大規模的獨占事業多半由國家經營，並負起某種穩定社會經濟的「社會責任」。這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做法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民間部門的資本和人才提升後逐漸難以持續；特別是在技術變動下，民間企業強烈要求參與競爭之後，國營企業效率偏低的現象更加明顯，成為一九八零年代「新自由主義」強烈要求民營化的基礎。其效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工作獲得保障、不必為虧損負完全的責任。

　然而，並不是沒有效良好的國營企業，像經常被評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新加坡航空」，或是該國獲利極佳的「淡馬錫基金」就都屬於國營企業。國營企業績效好壞要看是否能夠建立一套類似民間企業的管理機制，新加坡可以，台灣早期的中國鋼鐵公司也行，因此績效都相當出色。台灣中鋼公司之所以民營化，是因為鋼鐵的生產技術已經不需要獨占來獲得「規模經濟」，因此沒有必要國營。同樣的，汽油的生產也因為技術的變動，不必以獨占來處理。因此，汽油在中油之外允許了台塑，電力生產理論上也可以開放民營。但是，開放民營和民營化是兩件事。開放民營通常是在維持國營企業之外，允許民間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民營化則是將國營企業股票出售民間，政府退出經營管理，讓它成為民間企業。

　如果能建立一套類似民間企業的管理機制，維持較高的效率，則獨占或寡占企業維持國營也許還有其價值，因為在特殊的經濟情況下的確可以成為穩定經濟的力量；然後，在承平時候就必須回歸正常。然而，台灣今天的情況卻相當奇特：中油(和台電)在經濟環境特殊時承擔了極為沉重的社會責任，為穩定物價而凍結價格、產生了巨大的虧損；理論上這些虧損應該由國庫加以補貼，事實上在不少開發中國家也是如此做法。但是在台灣卻很奇怪，政府無力補貼、國會不願讓它調價彌補虧損，乃至於虧損急速擴張，導致員工的福利也受到外界關注。

　迄今，台灣的油價已成為亞洲最低者之一。在一個幾乎完全沒有能源的國家，卻維持偏低的能源價格，造成民眾使用能源趨於浪費。更何況這些鉅額債務，有可能造成銀行的呆帳，到最後還是由全民承擔。因此，以民營化的做法來排除經營上的各種障礙，逐漸回歸到正常的市場機制，是比較可行的解套方式。

　然而，民營化也不一定會順利。台灣中油的民營化其實推動了二十多年，民國九十二年立法院作成決議，要求中油釋股時，針對釋股及員工權益等應與工會協商；待協商後將結論併入計畫書送至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才能進行民營化。這其實設下了高門檻，讓民營化難以進行；也意味著國會可能另有想法，使得民營化困難重重。

　雖然民營化並非萬靈丹，但卻是好的開始，我們樂觀其成。

從幸福調查走上幸福之路 (某報社論 2013.8.8)

從幸福調查走上幸福之路

 

本報昨日公布全台規模最大的「2013台灣幸福指數調查」，向國人呈現了當前民眾感受生活幸福的不同面向；民眾與政府都能藉由調查結果，充分了解台灣社會目前在幸福路上的相對位置。本報舉辦這項調查，以及之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衷心盼望促使台灣社會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幸福指數的調查，在先進國家的學術界相當普遍，而且已經長達數十年。這些調查研究發現，先進國家的國民在所得不斷提升之下，幸福的感受在二次戰後以來卻沒有顯著的增加，其原因在於經濟成長帶來了消費水準的提升和生活型態的改變。消費水準的提升固然帶來正面的幸福感，但生活型態的改變卻經常帶來負面的效果，例如觀看電視而無法兼顧與親人的互動，生活更忙碌之下也無力進行社群的互動，導致離婚、代溝、疏離等家庭和社會問題。此外，經濟發展帶來了都市化，但方便之餘卻經常是生活環境的擁擠與污染，特別是在全球化之下，和其他社會比較的結果，雖然生活水準提高，民眾主觀的感受卻反而變差了。這也應驗了俗諺所說的「人比人，氣死人」的情況。   因此，深入了解人民生活各種面向的滿意度，以及它們和整體幸福感之間的關聯，以做為施政的重要參考，已經成為先進國家的政策顯學，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等先進國家領袖，都已責成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深入調查，並據以調整施政措施。   國內早期只有學術機構為了學術研究進行幸福調查，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馬總統宣布將由政府進行「國民幸福指數」的調查，並且要能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比較，以達到國際化的效果。OECD的調查內容偏向一些「創造幸福的客觀能力」指標，而為了能夠和它比較，本報去年首次舉辦的全台最大規模調查中，選取了政府調查的部分合宜資料建構了「幸福力」的指數；另外再對民眾調查主觀幸福感的各種面向，讓主觀的「幸福感」和客觀的「幸福力」都能夠完整呈現。在今年的幸福調查中，更額外增加了地方政府施政滿意度、居住地以外最想居住的縣市等議題；除了可以鼓勵執政優良的縣市以外，也讓民眾更深入體會幸福調查的深層意義。   由於這項調查詳列了22個縣市在生活現況、健康狀況、工作生活平衡、教育、社會聯繫、環境品質、個人安全、工作狀況、家庭經濟、居住條件和政府作為等11個幸福面向，而且樣本數足以讓調查結果值得信賴，因此可以做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改善或調整施政作為的極重要參考。   從調查結果看來，今年民眾的幸福度比起去年有所提升，而經濟狀況和家庭生活還是影響台灣民眾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雖然金門、連江、澎湖、花蓮和台東是居民自我感受最幸福的縣市，但是在判斷其他縣市的幸福狀態時，大多數的民眾還是認為台北市和台中市最為幸福，顯示經濟條件的好壞還是相當重要。這五個幸福感領先的縣市之所以領先的原因，很值得進一步深究，在獲真相之後，當然可以對其他縣市提供有價值的施政參考。   馬總統在提出幸福指數調查的政見時，曾說「幸福感的重要性不亞於經濟的發展」。但迄今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中央政府實際上針對幸福指數去研擬施政措施。「國民幸福指數」將停留為國家統計中的一個項目，還是施政的重要參考，將嚴厲考驗主政者的智慧。

政府用心 台灣別再悶經濟 (蘋果日報 蘋中信 2013.8.7)

蘋中信：政府用心 台灣別再悶經濟（杜震華）

2013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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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和經濟部等對於「第三方支付」的爭議，終於在金管會主委換人、妥協，行政院拍板之下獲得初步解決；各方也開始磨刀霍霍，要開拓因而衍生的電子商務和儲值相關大餅。由對岸「淘寶網」大盛而衍生的商機和創造工作之經驗，可以預見「第三方支付」問題的解決將會對台灣沉悶的商業和金融發展，投下顯著的激勵因子，值得吾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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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從寬認定

對於台灣目前悶經濟的成因，「第三方支付」問題延宕多年的現象，正好是個極佳的答案。生活形態和社會經濟快速轉變，政府的管制法規無法跟上時代腳步；官員們在各種限制下無力調整法規，不僅堅持「依法行政」還對法規採取從嚴解釋，導致經濟無法向前，人民怨聲載道。其實，在全球化強烈衝擊各國之下，有能力調整法規、突破現狀的國家，其經濟表現就相對突出；否則就像台灣目前一樣，大家都感到悶，卻往往不知問題出在哪裡。
當然，金管會對「第三方支付」採取嚴格管制並非完全無理；若收受儲值的一方利用大量資金進行其他可以獲利的金融行為，當然可能造成金融問題。然而，既然社會經濟有此正常需求，應該可以就現有管理辦法從寬認定，讓新型態的商業活動得以立即上路；但同時進行新法律的建立，讓該行為在不太久的未來獲得適當的監管。如果不考量社會需求的迫切性，毫無彈性地要採取嚴管，當然會造成「雙輸」─經濟悶、民眾怨，而政府施政也差。
舉另一個雖然不一樣，但還是有相關的案例：台北市某一個相對蕭條的行政區中，有一條沿著河岸的馬路相對寬敞；不少流動攤販逐漸在晚間沿路聚集，但卻凌亂且違規而經常遭到警察開單。由於並不影響交通，後來當地派出所竟然私下對每一個攤販每晚收取微薄的「規費」；從此秩序變佳、不影響交通且警民相安無事，居民也有一個夜間新去處而提高了生活樂趣。唯一的問題，是變成警察違法收受「規費」。如果不是由警所私相授受，而是由市府規劃夜間市場，轉由市府收取合法的規費，不就是完美的結局嗎？
類似的另一個現有案例，是誠品敦南店門口以小飾品為主的流動攤販。每天晚上都聚集了約20~30微型攤販(可能只有一個手提箱)在當地和警察玩躲貓貓；但由於物美價廉，還是受到好奇的觀光客駐足選購而干擾了行人通路。若由市府規劃一個有秩序的限制區域，在收取微薄管理費(也許一晚兩、三百元，先來先登記)下，也許可以成為誠品書店另一個具有特色的「商業配套」，既不太影響鄰近店家、交通，也不會像現在每晚上演荒謬劇。

彈性思考創新模式

諸如此類的思維，若政府相關部門都能稍加用心、有彈性深入思考來建立新模式，許多「悶經濟」中的民間活力應該可以獲得抒發，創造更多創新商業和就業機會。例如針對「八大行業」採取類似對觀光旅館的管理，授與不同星級並協助優級業者行銷，就可以帶動更多消費鼓勵業者良性發展。政府效能的高低優劣，就在這種細微處見出真章！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