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可成為發包平台 杜震華
不知從何時開始，政府的業務大量地轉包給民間企業去執行；大從國防部的武器部分研發，小到各種文書的處理，不是全部委外招標就是雇用大量由人力公司負責的派遣人員來包辦這些繁瑣的業務。表面上看，政府節省了進用正式人員的成本，可以省下部分的費用，但是卻衍生了大量的問題，使得政府的效能正在逐步地退化。負責政府施政品質的「研考會」及「監察院」，應該對這個問題深入檢討，提出改善之道。
隨便舉個案例，本人目前借調政府某個智庫服務，每年要編制一套各種行業的企業年度營運報告，必須到某部會的資料中心去取得資料再回來編製。然而，繳交費用及費盡心力後，複製回來的資料卻發現嚴重的問題，特別是有關財務方面的資料。許多資料根本是相互矛盾的，無法編出有經濟意義的分析報告。無論如何要求該中心改善，但他們卻無能為力。
筆者強烈懷疑這些資料在鍵入時就已經出錯，但卻沒有進行嚴謹的查核，導致後續無法進行報告的編製。筆者甚至懷疑這些鍵入的工作如果不是完全外包出去，就是由大量臨時的派遣人力來進行鍵入工作，乃至於資料輸入的工作品質太差。因為，目前的政府公務員已經不會自己去進行這種枯燥乏味的資料鍵入工作了，即使事實上這種工作非常地重要，不能產生絲毫的錯誤，但是目前公務員已經缺乏過去的負責態度，反正外包之下任何錯誤都可以推給承接的民間公司。
一個國家級資料中心的資料品質居然如此惡劣，如何提煉出好的決策？
這其實只是諸多令人感嘆的事件中的一個案例而已－筆者看到許許多多的政府機構已經不會自己做研究，也不會動手做事。研究工作就發個包讓諸多研究智庫來標案，只要學會如何寫標案的「需求書」就行。甚至於還會請有意發包的對象幫忙寫需求書，反正各大智庫樂得先有「內線消息」，早知道發包機構的需求對競標有利，甚至還可以在需求書中設下只有自己才會的「暗樁」，來防堵其他的智庫前來競標。這種惡劣風氣已經極為普遍，只要數目超過兩、三百萬的研究案件，需求書就有很大的機會不是委外機構自己寫的。而實務上的政策措施當然更不是天天坐辦公桌的官員們能夠自己做的，都要靠招標或委外給民間企業去實際執行，政府機構於是就成為各種案件的「發包中心」而已！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現象的產生，必然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發展，不會是一天造成的。但是其最嚴重的結果，是許多政府機構幾乎已經無能進行政策的研析和形成；只要行政院要政策，就向各部會要東西；各部會就向所屬的局處司要東西；各局處司就會向承接它們標案的各個智庫要東西，各智庫就視情況來回應這種需求；要到的東西（不管品質如何）經過各局處司的整合後再層層上轉，彙整到各部會和行政院；這就是我國許多重大政策的形成模式！
無論是藍或綠當家，政府一定要扭轉這種現象，否則決策中心將會如同患了庫賈氏症（狂牛症）一般，大腦逐漸中空，無力進行快速而有效的決策。方法之一，是各部會要招聘一批優秀的博碩士，給他們額外的津貼，培養其研究發展的能力，有能力和各智庫對話，逐步凌駕各智庫的能力。若無力矯正這種怪象，國家將逐步耗弱，無力進行國際競爭矣！
（作者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2月27日 星期四
政府不可成為發包平台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2.27)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拓展新興市場的新思維 (某報 社論 2012.12.21)
經濟部昨天公布11月外銷訂單為407.3億美元，寫下單月新高，出口景氣似已走出黯淡的隧道，不僅美國等傳統市場的訂單湧至，東協六國等新興市場的需求更是迭創新高，反映新興市場的成長潛力及對台灣外貿的重要性。在此之前，馬總統在聽取經濟部報告「拓展新興市場之策略與作法」之後，已特別宣示「政府絕對不能忽視新興市場的商機」。我們完全同意馬總統對新興市場的看法，但如何有效掌握新興市場，財經高層還有若干盲點。
「新興市場」不是一個新名詞，它是介於先進和開發中國家間的市場，在1980年代被世界銀行提出後逐漸被廣泛採用，內涵則因使用者不同和時間差異而改變，但一般會涵蓋中國大陸、印度、巴西、俄羅斯（金磚4國BRIC），以及埃及、印尼、墨西哥、菲律賓、波蘭、南非、韓國、土耳其等人口較多、規模較大的市場；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如摩根士丹利等，也會將智利、哥倫比亞、祕魯、捷克、匈牙利、摩洛哥、馬來西亞、台灣、泰國等納入。新興市場沒有標準的涵蓋範圍，其特色是成長很快，卻也常因為開放不久、規範不足而不太穩定，風險自比先進市場大。
面對新興市場興起，做為一個以出口貿易為重要成長策略的經濟體，台灣當然應該掌握，以免錯失商機。然而，新興市場廣泛多元、成長結構又千變萬化，難以用二手資料精確掌握，加以資訊的時效性不足，二手資訊也可能貽誤商機，甚至無法正確預警，反而可能讓企業鎩羽而歸。因此，如何有系統地掌握新興市場的資訊和關係，應是政府搶攻新興市場之前應思考的課題。
長期派駐商貿據點、由常駐外派人員蒐集商情，是先進國家企業和政府的主要模式。大企業的資源豐富，可自行切入目標市場，蒐集深入且適時的資訊；但中小企業無力投入這種資源，有賴政府協助。
因此，在新興市場派駐商貿據點，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相當重要，並應依據新興市場的規模大小規劃駐點人數，才能精準掌握資訊脈動。不過，我國駐外機構經濟組人員常要花很多時間處理外交相關事務，真要蒐集商情，須靠外貿協會的駐點，與韓國相比，我國顯然不足。
其次，在這些新興市場中，英文通常不是主要通行語文，因此，如何將新興市場在台留學生為我國所用，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其中，增加新興市場獲得「台灣獎學金」的人數是解決方法之一，且因新興市場的經濟發展程度通常落於台灣之後，網羅優秀留台生應非難事。此外，派駐新興市場的商務人員通常會輪調，唯有當地人才才可能累積經驗、長期為我國外貿服務，因而公費考試項目中，可增加各新興市場的市場研究項目，培養真正了解各國的人才。
其三，如何將辛苦蒐得的商情做最有效的運用，也是一門學問。目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網站已有初步資訊，缺憾是無法適時更新。外貿協會的「台灣經貿網」已有一個不錯的架構，未來新興市場更為細緻、完整和即時的商情，可用來強化這個網站的資訊，並在企業界全力推廣。
最後，部分新興市場如印度、墨西哥等經濟規模正不斷擴大，除貿易外，還具備龐大的投資商機，但因目前市場多元、複雜而難以進入。在此情況下，政府宜輔導龍頭台商帶領中小企業以「台灣園區」的模式進入，結合龍頭台商的議價能力及集體行動的優勢，促成降低投資風險，以有效帶動貿易出口。
總之，新興市場存在相當的商機，但要掌握適時和適當的商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唯有深入研究、適當投入之下，才可能獲得滿意的回報。 |
2012年12月16日 星期日
ECFA對外來投資無用？ (某報 社論 2012.12.17)
ECFA對外來投資無用？
│外來直接投資金額首度出現赤字，它是多重因素所造成，非單純ＥＣＦＡ之過。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公布統計，顯示二○一一年台灣外來直接投資金額出現了四十一年來首見的赤字十九點六二億美元。有媒體認為去年上路的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不僅沒有為台灣帶來預期的外來投資效益，反而讓台灣的商品出口金額落後於日本、韓國等主要競爭對手，並直接以「ＥＣＦＡ無路用」下了標題。
媒體之所以會有這種反應，和政府過去長期宣揚和對岸簽署ＥＣＦＡ將帶來大量外來投資效益，但迄今為止卻無法讓社會大眾看到這種效果有關。更令人驚訝的是，從政黨二次輪替後，外來投資的金額即每下愈況：由零七年的七十七點六九億美元，下降到零八年的五十四點三二億美元，零九年的二十八點零五億美元，到一零年的二十四點九二億美元，乃至於一一年的「負十九點六二億美元」－也就是呈現出「一路下滑」的難堪狀況；一一年竟然落後於北韓之後，在全球名列倒數第二名。馬政府標榜清廉執政、準備好了，但號稱「賓士汽車」的水準卻在上路之後，對吸引外資顯示出「裕隆汽車」的績效，難怪民眾不滿，媒體更是毫不留情。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先前有所說明，解釋去年出現負值的原因是有幾件外商大規模的投資資金匯出所致：私募基金凱雷投資有線電視獲利了結、英屬威京群島商邁特轉讓萬寶開發、美商大都會轉讓中國信託金控等，導致匯出金額高達五十五億美元，促使流入量不足以抵扣撤出量，造成了負值。然而，這種個案說明無法解釋外資這種朝向減少的方向發展的趨勢；如果國內投資環境良好，外資怎會放棄在台的獲利機會，出清手中的「金雞母」而退出台灣？
我們進一步查證近年全球的外來投資流動總量，看看是否能夠為政府緩頰：
零七年全球外來投資量達到巔峰，為一點九八兆美元；零八年有金融海嘯而降為一點七點兆美元，零九年進一步減少為一點二零兆美元；一零年回升為一點三一兆美元，一一年進一步回升到一點五二兆美元，但還是沒有回升到海嘯前的水準。如果不苛求台灣，那麼台灣從政黨輪替前的外資流入量下滑，可以說和全球在零八和零九年的下降趨勢相符合；但這卻無法解釋為何在一零年和一一年的全球回升中台灣無法跟上國際腳步，反而進一步大幅衰退。如果要再為台灣找一個理由，也許可以說近兩年的國際投資因為資源和物資價格高漲，主要的投資流向資源方面，而台灣卻沒有這方面的優勢，乃至於吸引不了外資流入。但這種邏輯是否能夠完全解釋台灣的大幅下降，我們還是不以為然。觀諸國際間持續不斷地進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馬來西亞都已經開放外資進入教育、醫療、會計、法律各種服務業領域，顯示我國開放的腳步緩慢，當然無法進一步吸引外資進來。
但是，因為外來投資首見赤字就認為ＥＣＦＡ無路用，卻有可能過度推論。ＥＣＦＡ迄今為止只簽署了「架構協議」，一般自由貿易協定中包含的「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都還在諮商之中，預期最快在今年底完成服務貿易協議而明年底完成貨品貿易協議。因此，以僅僅涵蓋了三、五百項免除關稅的架構協議來申論全部將涵蓋八、九千項的完整協議的效果，驟然論斷ＥＣＦＡ無路用，顯然過早。而且，迄今陸資無法大量入台，其實和我國嚴格規範陸資以及對岸對台灣環境仍顯陌生有關，若積極爭取再假以時日應該會有所改善。而如果要藉ＥＣＦＡ的貨品貿易協議來吸引其他外資進入台灣，那麼簽署一個較自由的兩岸經濟合作協議是必要的，也就是要盡量相互開放貿易、免除關稅，否則對其他外資就沒有以台灣為據點的吸引力，這需要國人諒解配合才行。
無論如何，現政府對於吸引外資的績效不如前朝，必須痛下決心力求改善，否則再次政黨輪替的前景已然浮現！
2012年12月12日 星期三
出口要怎麼收穫 先那麼栽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2.13)
出口要怎麼收穫 先那麼栽 杜震華
胡適先生有句名言：「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很簡單的道理，但要做得到卻不容易。我國近來出口成長未如人意，除了國際因素可充代罪羔羊以外，自己不努力也是重要因素。要突破必須先瞭解真正原因，對症下藥才行。
我國貨品出口值，在戰後以來都超越韓國，到一九九四年才被韓國以九六○億美元超過台灣的九四三億美元。主因是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在一九九二年後大量增加，分擔了台灣出口所致。此後，兩國出口貿易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在二○○○年後的出口成長率，除了二○一○年台灣在前一年巨降後反彈以外，每一年的表現都落於韓國之後。除了台商繼續大量投資對岸、韓國大企業肯大量投入研發來提升產品品質、韓國央行不惜以通膨為代價大力貶值韓寰以外，也和韓國近十年來全力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降低出口障礙有關。近日媒體報導，韓國今年貿易總額（出口加進口）將超過一兆美元，取代義大利成為全球第八大貿易國，台灣的感受應頗為複雜。
韓國貿易出口以三星、樂金、現代等大企業為主，其蒐集國際市場資訊的能力遠遠超過中小企業。因此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若要與韓國在國際間拼博，政府就應該投注更多資訊蒐集的努力，才可能維持相對競爭優勢。但是，我們看到的卻剛好相反。也就是說，韓國政府對境外商情蒐集的努力其實遠超過台灣，令人頗感疑惑。
就以兩國同樣是政府支持的貿易推廣機構－我國外貿協會（TAITRA）及韓國貿易振興會（KOTRA）而言，外貿協會對外駐點為五十七個（四十七個外加十個對大陸駐點），但韓國貿易振興會卻高達一一五個（九十九個外加十六個對大陸駐點）。也就是說，假設每一駐點的投資一樣，韓國政府願意投注兩倍於台灣的資源來協助企業發展對外貿易。若其他條件相同，除非台灣的外派人員工作效率兩倍於韓國，否則台灣的出口貿易績效不可能超越韓國。
別的地區不談，就以鄰近的亞太地區來說，韓國KOTRA擁有駐點的越南河內、緬甸仰光、寮國萬象、高棉金邊、菲律賓馬尼拉、印度新德里、印尼泗水、紐西蘭奧克蘭、澳洲莫爾本、斯里蘭卡可倫坡、巴基斯坦喀拉蚩，我國貿協都沒有據點。在快速成長的非洲，KOTRA對迦納、衣索比亞、坦尚尼亞、蘇丹、喀麥隆等五國首都都設立據點，而我國卻也全無蹤跡。然而，這些地區卻都是近年經濟成長快速的地方，吸引了全球的眼光。我國輕易可以省下其他費用來支援這些新興地區的資訊蒐集，但政府卻似乎「無感」，放任廣大利基市場毫不設防！行政院「提升經濟動能方案」中，好不容易有了擴張外貿據點的規劃，但零星幾個完全不見其企圖心，難以令人「有感」。
二○○○年時，我國和塞內加爾仍有邦交。筆者因公務出訪，在其高級超市內完全看不到台灣商品，卻充斥著大量對岸和韓國的貨品，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我國政府和企業對貿易的努力還像數十年前嗎？出口，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吧！
（作者為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2月9日 星期日
馬反貪腐至今無功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12.10)
馬反貪腐至今無功（杜震華）
2012年12月10日
國際透明組織公布2012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數」（CPI），台灣媒體報導聚焦在我國在亞洲的排名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和日本，位居第四的「優異表現」而有沾沾自喜之意；特別是總排名37超越了「宿敵」韓國（45）、在國際排名中經常威脅我國的馬來西亞（54），或是「對照組」中國（80）而感到雀躍。
馬總統愉悅地說：「清廉印象指數排名前面的都是進步國家，代表清廉的國家也是經濟發達的進步國家。」「政府努力沒有鬆懈；過去4年來起訴案件中，貪污案開始下降而定罪率上升……這樣慢慢就會發生效果。」馬「老師」似乎相當滿意這項結果。然而，只要稍微查證資料，就可以發現上述兩點都有問題──排名前面的不完全是進步國家，而我國在馬政府主政下也沒有什麼進步！
就今年的排名來說，表現超越我國的有下列開發中國家：巴貝多（15）、智利（20）、烏拉圭（20）、巴哈馬（22）、聖露西亞（22）、波札那（30）、愛沙尼亞（32）、不丹（33）、聖文森（36）等國，它們的人均生產和我國都有一段差距，但表現卻強過我國──顯然排名前面不必然是先進國家。反之，義大利排名卻落到72名，前景的確堪憂。歐盟的落難國希臘排94名，可謂名實相副；但同為天涯淪落人的西班牙卻還在30名，葡萄牙也有33名，顯示經濟表現差的國家排名也可能不錯，顯見兩者關係相當複雜。
清廉表現回到原點
其實，在經濟基礎低的開發中國家中，貪腐和經濟表現通常不會有明確關係；貪腐反而可能成為效率的重要來源，因為賄賂得法時反而讓事情加速完成而提高了經濟效率，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大陸貪腐頗高但經濟表現卻相當好──故香港著名經濟學家陳坤耀提出「在某些條件下，貪腐會帶來效率」。但大部分貪腐的開發中國家卻非如此，賄賂除中飽領導集團的荷包外，沒能讓效率提升。但已開發國家卻不一樣，先進的經濟需要高度的效率，貪腐會導致資源錯誤分配或降低效率，故的確很少有貪腐的國家卻能維持經濟先進的。
改進貪腐其實沒有想像中困難；例如，道路偷工減料難道無法由一個中央單位全面性複查地方工程嗎？但台灣這些年來，清廉表現卻沒什麼長進──從1995年這項調查開始後維持在25和30名之間，到2000年後受調查國家增加下維持在30到35名間，到2008年政黨輪替那年最差為39名。其後這幾年分別為37、33、32、37名，幾乎是回到原點，沒有明確的進步跡象；這種狀況和馬政府標榜的「清廉執政」是有差距的。林益世案、黃季敏案、李朝卿案也許都可以用「個案」來解釋，但廉政署已經成立、恐龍法官也可能去職，為何貪腐指數迄今無法改善，馬政府必須深入檢討原因，提出結構性的改善方案；否則不管馬政府未來的歷史定位如何，但幾乎可以確定不會是一個「清廉政府」！
＜經濟人語＞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所副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2月4日 星期二
對外招商引資的新思維 (某報 社論 2012.12.5)
對外招商引資的新思維 |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近日發表關於台灣外人直接投資（FDI）的報告，指出馬政府雖然宣示了吸引外資的方案，但卻與台灣的發展利基、產業結構現代化的目標相左，不是對台灣長期發展的有利策略，「錯誤的政策手段恐無法達成吸引更多外資流入的目標 」。對於這份如此負面的批評，政府似乎完全「無感」，迄今仍無令人「有感」的回應，令人遺憾。
經濟學人智庫的批評，應該是看到台灣對服務業外資仍然有其限制，但不循此路徑開放以吸引更具效能的外資，卻在吸引台商回流方案中，提供各種優惠及更高的外勞進用比率；加上「自由經濟示範區」也將提高外勞上限，將造成經濟生產更為「勞力密集」，和馬總統國慶演說時提出要「改造產業結構、掃除投資障礙」的目標背道而馳。
在政府的邏輯下，只要限制這些新投資的外勞在40%以內，就會敦促其僱用本勞到60%以上，台灣的就業和薪資就會上升。這種教科書上的邏輯在實務上是否能夠實現，其實仍待檢驗，例如在設廠一段時間後開始辭退本勞，或設定低薪讓本勞根本無人應徵，或將舊廠關閉再設新廠，都可能讓就業和薪資無法增加。不知政府是否有權力、有能力甚至意願隨時偵測，對違規者處分、矯正或令其關廠？
此外，這些在台灣經濟困難時一走了之，現在因環境丕變，又因各種優惠被吸引回流的企業，政府是如此地呵護有加；看在長久以來堅守崗位、為台灣咬牙苦撐的企業眼中，又是做何感想？若回流的台商真具有政府要求的條件，例如自有品牌、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等，則應該更具競爭優勢，不必額外提供優惠才對。只要有特殊優惠，就會有僧多粥少的問題；但拿來獎勵這些出走者，目的似乎只想讓投資額數據來創造「績效」應付高層及社會，符合公平正義嗎？
今年外來投資還是不會太好看：1月到10月核准金額43億美元，全年不容易超過去年的50億美元。財經官員們吸引外資還是套用那些老梗：在國內或到國外辦個「招商說明會」，套用人情找些外商充場面；大把資源拿去國外找外商簽幾份「投資意向書」，有些投資案還是國內企業轉回來的，交差性質多過實質意義，如此這般吸引到的外資還是令人難堪；官員們年終獎金照拿一個半月，該負責的官員還是穩如泰山，在這種情況下，誰又會認真、誰願意打拚？
國際大導演李安拍攝「少年Pi的奇幻漂流」，為台中市打造的「全球最大造浪池」，吸引的未來商機和潛在投資機會，足以讓負責外資的官員們獲得一些啟發：抓到關鍵廠商來台，可以吸引進一步的相關投資，而這是需要做足功課的。更有系統的招商方法，是好好研究各國剛剛上市，條件良好但還沒有到亞洲來的企業，分門別類提出台灣優勢來進行密集的遊說，「時機」和「誠意」應可打動許多開始要國際化的企業才是。經濟部和外貿協會駐外單位不少，台灣近年國際評比的成績優異，加上「實質薪資14年未漲」的優勢，分別委以重任並列入考績，應該會有顯著的績效。
1970年代初期，希捷（Seagate）在矽谷設立，擁有專利想要到亞洲設點時，立刻被新加坡的官員獲知，李光耀總理親自出馬到矽谷，誠意地提出所有配套措施，將希捷引入星國；此後台灣硬碟機廠就全部被它打趴，並在全盛時期為星國創造2萬個工作機會。中國大陸這麼多大型企業，我方也已經大量鬆綁，入台投資的數量還是如此這般，負責的單位應該放棄「守株待兔」，改採「鎖定出擊」的策略來對國人交代了。 |
2012年11月25日 星期日
公共債務法修法平議 (某報社論 2012.11.26 )
公共債務法修法平議
│中央政府修訂法律應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不應該出現執政黨的中央與地方對峙的現象。
行政院本月二十二日通過了「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在總債限不調高的大原則下，包括桃園等「六都」將以自籌財源、賦稅實徵數、人均負債、面積等相關指標來分配舉債總額。行政院認為，修正版會督促各都強化自籌財源、發展具自償性的公共建設，有助於財政的長期健全，希望地方與中央共體時艱。
具體而言，公債法修正草案將中央、地方舉借的一年以上公債未償餘額預算數，從合計不得超過前三年國民生產毛額（ＧＮＰ）平均數的百分之四十八，改為不得超過前三年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百分之五十。修法後，中央政府債限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二，直轄市總債限百分之七點二五，縣（市）為百分之一點四三，鄉（鎮、市）為百分之零點一二。本次修法也增訂「六都」的債務存量上限：台北市新增債務上限比率為百分之零點二二，高雄市、新北市為百分之零點一五，台中市、台南市、桃園縣為百分之零點一。這將使得六都可以舉債的空間「只剩」三千億元新台幣。財政部日前試算，台北市可舉借的債務空間將自目前的新台幣二六九二億元大幅減少一八三七億元，現有之債務已經超過二八八億元，受到的衝擊最大，其他各縣市的金額則多少都有增加。另外將有預警制度；未依照規定還本或債務超限者，將減少或緩撥其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來提升監督成效。
只是這個草案一通過後，立刻遭來新北市以外的各地方政府強烈反彈，連債務額度增加了五百億元的台中市都在反彈。台北市由多位立委陪同市長大聲抨擊政院，並以各種地方基礎建設將面臨停擺的嚴重後果，爭取選民認同要求中央重新考慮。不僅北市選區立委放出狠話，決不會讓法案通過，連不分區立委也加入戰局炮打中央，令人驚訝。其他四個都也因為可以擴張舉債的空間受到限制也強烈反彈，特別是「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狀況又被提出來抱怨中央老是提出些要求地方付帳的社會福利措施，才造成地方財政難以負荷的狀況。行政院似乎踢到大鐵板，草案未來在立法院的發展難以預測。
我們認為這樣的規劃其實並不理想，原因有三：以近三年國內生產毛額平均的百分之五十做為舉債上限的邏輯何在，並沒有堅強的基礎。其二，草案的結果將「鼓勵」台中、台南和桃園三都今後大量舉債，讓高雄受到限制無法大量增債，並要求台北市大量減少現有債務。其三，台北市除了無法發行新債，還要嚴重限縮規劃中的許多重大公共工程，沒有任何調整的空間，會造成顯著影響。
以第一個問題而言，在新法下全國政府總債務上限為國內生產的百分之五十，而中央政府的上限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二，是否要如此嚴格其實可以再加斟酌。以去年（二零一一）而言，全球的平均政府債務為國內生產的百分之六十四，我國是否一定要訂在百分之五十，比國際目前狀況嚴格了百分之十以上，還可以斟酌。日本公共債務達到百分之二百零五姑且不論，歐洲重視社會福利的主要先進國家多在百分之六十到九十之間（荷蘭六十五、德國八十一、英國八十五、法國八十六、比利時九十八、義大利一百二十），更為資本主義的美國也有百分之六十八。如果我國寬限到百分之六十而不是五十，應該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地方反彈。其次，台北市做為一國的首都，除了一體適用的公式以外，不宜完全沒有較大的舉債餘裕來從事發展，因為她是一國的門面，肩負了國家的許多額外任務，世界各國的首都建設通常也會較為寬裕，否則難以進行許多國際競爭。這就像發展一流大學時資源會給台大較多，不會平均分配給各大學一樣的道理。其三，要突然要求台北市縮小債務，沒有調整的時間涉及了「調整成本」極高的經濟原理，就算要限縮也該有個時間上的幾年緩衝。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但行政院似乎是新手上路，政策大幅度變化竟然沒有緩衝的機制！
總之，我們認為行政院對於上述三點都應該縝密地思考，新的公共債務法才會是國家社會的安全瓣，而非進步的絆腳石。
公共債務法修正 宜再斟酌 (蘋果日報 論壇 2012.11.26 )
公共債務法修正 宜再斟酌（杜震華）
行政院通過了《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將政府債務總額限制以「國內生產毛額」（GDP）取代「國民生產毛額」（GNP）以和國際接軌，並將總債務限制GDP的50％，中央限制在41.2％，直轄市為7.25％，縣市為1.43％，鄉鎮為0.12％。六都（加上了桃園）都有新的舉債限制：新北市大量增加，其他各都都有幾百億的增加舉債空間；但台北市卻要大減，而且要縮減目前負債288億元新台幣才行。
這草案一通過，引發措手不及的台北市強烈反彈，連其他各都及部分縣市政府也強烈不滿（新北市除外），因為規劃中的不少重大建設都要靠舉債完成，新法雖可增債，但要滿足「選民需要」仍困難。因此，這個草案是否會在立法院遭遇「少年Pi的奇幻漂流」，目前仍難以預料。
理論上，沒有所謂的「最適舉債上限」，但為防各級政府舉債討好選民，違背上述原則而加以設限，也未嘗不可。
然而，既要對舉債設限，就不能閉門造車，要有國際觀來和「國際接軌」。去年底，國際間政府債務總額平均為64%；注意是「現況」而非「上限」，我國的上限超越這個水準將近15％，看不出有何理論基礎。
若觀察帶有福利色彩的歐盟主要國家（荷蘭65％、德國81％、英國85％、法國86％、比利時98％、義大利120％），會發現我國設定在50％偏低；即使是福利色彩較低的美國也達68％，色彩較重的加拿大達87％。
砍首都債限不公平
高達205％的日本也許不是好的標竿，但以國人對政府要求之深、依賴之重，50％的上限顯然過低。準此，我國採「設限稍寬，執行從嚴」的立法原則較為妥適；若提高上限10％，大部分問題應可迎刃而解。
其次，一國首都不宜採用和其他都會一樣的「公式」設定上限，就像教育部提升大學水準的「五年五百億計畫」不會平分給各大學，台大一定拿到較多，因為台大是全國代表。
為何用一樣的公式設定台北市，讓北市不僅要大刪舉債上限，還要大砍目前舉債288億元？行政院使用的「公式」即使表面公平，但是否適當是另一回事：如工資水準、地價高低、擁有車輛數、國際會議及展覽次數、到訪國際旅客數等和公共建設相關指標是否都放到公式中了？
其三，目前的設定原則沒有對各級政府「獎懲」，它會促使各級政府盡速增債到上限為止，來全力放煙火、辦演唱、炒地皮答謝鄉親和競選班底，債務留給下面一任。應另有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來獎勵減債、懲罰增債縣市的條款。
最後，經濟理論中有所謂的「調整成本」，劇烈改變遊戲規則的懲罰條款居然沒有緩衝時間，對北市及應變不及的地方政府真是情何以堪！行政院不能到今天還是一副「新手上路，請多包涵」的模樣，讓政壇的退休人士看了笑話。
作者為商研院政策所所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如此這般的行政效能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22)
如此這般的行政效能 杜震華
根據報導，內政部規劃多年的「以房養老」方案預計在今年底以前推出一百個「試辦」名額，讓全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自有房屋公告現值低於中低收入戶標準的老人申請。由於每月可以支領的金額還沒有精算出來，目前仍然不知，而未來是否繼續試辦、何時將會正式開辦，目前都沒有規劃。有趣的是，台灣在展開政策研議時，香港曾經派員來台灣取經，但是香港去年年初已經正式開辦，台灣卻到今天還沒有「試辦」，令今年訪台時的香港官員驚訝不已！
其實，今年四月間內政部長李鴻源在立法院報告時就已經宣布，十一月初將試辦此項方案。目前尚未推出就已經是落後規劃的時程，而未來要如何發展卻迄今沒有任何規劃，難以想像我國官員是如此面對這麼重大的政策！反正，在台灣任何政策拖拖拉拉已經習慣，官員們的年終獎金永遠是一個半月，少數人輪流拿乙等，其他人都是甲等，沒有人會介意。既然部長不會責難、院長也不會問罪、總統更不會管到這種政治性不大的小事，科員和科長們何必太認真！
豈止是這個個案，目前台灣的科層官僚已經進入到近乎「麻木不仁」的狀況，諸多官員們都奉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為官之道。只要熬到退休不出錯，就可以領取高替代率的月退俸、獲取十八趴利息，還「活得越久，領得越多」│既然做得多、做得好和做得少、做得差的年終或考績獎金一樣，何必冒風險、做得多還可能讓人嫌！
筆者孰悉的一個智庫曾經為某個政府機構獻策，該機構要求智庫盡可能為其提出具有「亮點」的政策。智庫同仁在絞盡腦汁之後提出的「亮點」竟然被該政府機構的科長們一一批判，每一個亮點在他們眼中都有問題，都不具「可行性」，其結論就是他們不必做任何額外的事，只做眼前沒有亮點的老梗就行！後來，智庫同仁們發現其實是該機構所屬的部會要求該機構提出亮點政策，他們形式上必須找智庫幫忙，但其實都不想做，所以智庫同仁們的會是白開、提出的亮點也是白提！更難過的是，機構官員們到部會首長前開會時，還宣稱已經和智庫開會討論過，也就是智庫還要為機構官員們不想做事來背黑鍋！
這就是行政院不願意徹底解決年終和績效獎金問題的後果│政府的錢都花了，但卻沒有發揮激勵效率、獎勵優良官員的效果，淪為整個官僚體系另一種形式的「正規收入」，何其諷刺與難堪？如果馬總統被經濟學人批評為「笨蛋」，那麼不去解決行政效率低落、年終和績效獎金無效的行政院長、人事行政局長們難道不是「笨蛋」？
看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那種劍及履及的施政風格，再回頭看看我們政府中低層和高層的處世之道，就知道為何我們會逐步落後。全力拚搏砍除政府浪費資源的立法院諸公們，應該嚴厲督促政府善用獎金建立起一套有激勵工作效能的機制，否則台灣真的會繼續往下沉淪，乃至於萬劫不復！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21日 星期三
促進出口的新思維 (某報 社論 2012.11.22)
促進出口的新思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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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際景氣在歐債危機影響下低迷不振，影響我國出口至巨，雖然外銷接單連兩個月成長，但因超過一半在海外生產，對國內就業及出口貢獻有限。一般認為明年景氣亦難以迅速回升；如何提振出口、帶動股市和消費動能，政府各部門絞盡腦汁尋求對策，其實沒有靈丹妙藥，但可以注入新思維找機會。
傳統的政策工具，包括派出商情尖兵、增加駐外貿易據點、組建海外促銷團、廣招來台採購團、擴大辦理台灣名品展，都已經陸續出籠；增加陸客自由行名額也已經用上，再增加陸客團又可能影響觀光品質，直接補貼出口可能違反世貿組織（WTO）規範，以貶值促進出口又可能造成物價上漲。似乎只有等國際景氣回升之後，才能讓「時間」治癒這次比金融海嘯更嚴重的經濟創傷。
但如果深思美國政府的促進出口做法，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啟發。美國政府目前的「再工業化計畫」（Re-industrialization plan）是以租稅和其他優惠，吸引美國大製造商將其製造工作轉移到國內，來創造製造業工作回流的效果。易言之，是以誘因吸引跨國企業返鄉來協助本國恢復景氣。其效果如何呢？單單在2011年，美國製造業工作就增加了23.7萬個；製造業產出今年估計會提升4%而明年也有3.5%，雙雙超越整體的經濟成長率。這顯示在適當的計畫之下，跨國企業的確會配合國家的需要，協助其經濟發展之需。
那麼，台灣是否有類似的跨國企業，可以在政府的適當誘因下，協助國家的出口大業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台灣的確已經有一些跨國企業的規模大到足以在適當的誘因下，有能力在進行國際擴張時，利用其銷售管道將台灣的產品或服務大規模地輸往國外，成為台灣產品或服務拓展海外市場的尖兵；關鍵在於是否有適當的誘因來吸引這些企業，願意在擴張海外市場的同時，把出口創造的佳績貢獻在台灣，而政府提供的誘因也可以經得起「合理性」及「公平性」的檢驗。
在合理性方面，政府提供各種誘因給企業，促進本國出口及經濟的成長，只要其效益大幅超越成本，在成本效益分析上自然站得住腳。然而，國家財政狀況不佳，可以投資的預算相當有限，每一分錢更要用在刀口上，因此每一分錢創造的效益要遠遠超過以前的狀況才行，因此可以用「競標」的方式，由有意參與的企業提出計畫書，篩選公共資源投資效益最高的對象來加以輔導。但在WTO的規範下，不得直接對製造業產品補貼出口，為避免風險，可改以政府智庫專家以借調方式（例如半年或3個月）進入其經營團隊協助其蒐集商情、規劃擴張策略、經營模式、組織配置、物流補給、選擇位址等營運內涵來妥善發展，再輔以適當的租稅優惠。只要能協助相當的本國產品和服務出口，政府新獲得的租稅當然就可以彌補租稅優惠的漏失；而政府智庫專家也獲得了更扎實的訓練，未來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品質都將更為提升。因此，在「合理性」方面大體上並無問題。
在「公平性」方面，選擇輔導企業的模式可以由專家學者以廠商所提「計畫書」的規劃效益來進行篩選，選擇各領域中最具成本效益比的個案，因此不會以企業規模來歧視部分申請企業，這樣就會符合「公平性」；而如果也有中小企業願意共襄盛舉，政府自然也應該保留部分資源提供其為國服務的機會。為促進台灣優質產品及服務出口，有必要充分利用早已茁壯的民間力量，以新的思維和新的模式來打造新的出口動能。 |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Taipei Times 翻譯轉載, 2012.11.15)
Free competition in business vital
By Tu Jenn-hwa 杜震華
Out of all the world’s economies, Taiwan is ranked 139th in terms of area and 51st in terms of population. GNP is the 28th highest in the world, it is 20th in economic scale and sixth in terms of foreign reserves. Internationally, its economy is generally viewed as that of a medium-sized country. However, because Taiwan’s major export market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the US, Japan and Europe — and lately China — Taiwanese think of themselves as coming from a small country.
As a result of the recent global economic sluggishness, the nation has tried to find a country to emulate, but nobody knows whether the model should be Germany’s excellence in craftsmanship, the UK’s skill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US’ commercial strengths, the Netherlands’ success in logistics, Switzerland’s expertise in biotechnology or the success Ireland has ha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the two best economi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s government goes to great lengths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economy, while Singapore’s government plays a very active role and does so effectively. Both of these governments have produced economies that perform very strongly.
The worst thing for any economy is a government that wants to get involved, but that does so ineffectively.
However, a fair basis is necessary when making such assessment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1950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ere already commercial centers, both with a GDP double that of Taiwan’s. The three economies are now more closely comparable, meaning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not performed as well as Taiwan,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ese to feel ashamed.
In a market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fair competition, the amount an industry produces will be similar to the ratio of the population it employs. For example, the 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employs about 0.7 percent of the US’ total manpower, creating 1.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gross output value. The US’ industrial sector utilizes 20 percent of the nation’s manpower to produce 19 percent of total output, while its service sector employs 79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to produce 80 percent of the US’ output value.
In Australia, 3.6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i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ich produces 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output value. The Netherlands’ agricultural sector uses 2 percent of the total workforce to produce 2.7 percent of its output value, and in Israel, 2 percent produces 2.5 percent of total output value.
These countries all have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al sectors.
However, in Taiwa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ses 5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to create less than 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gross output value, which shows that productivit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s too low.
If its agricultural sector is unable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Taiwan will never be able to join the ranks of more advanced countries.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offers yet another contrast to the examples mentioned. China uses 37 percent of its total workers to produce a mere 10 percent of its gross output value. This is clearly because farmers are not allowed to move into the cities, which creates a vicious cycle in which productive forces cannot reach a balanced state.
The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within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lso a big problem. In South Korea,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ccounts for only 20 percent of GDP, while in Taiwan it accounts for as much as 40 percent. This is why Taiwan has suffered so badl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This relates to the special treatment the government has shown the high-tech electronic industry in the past. These policies need to be changed.
All parts of 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well so long as goods are produced properly. In door lock manufacturing, a traditional industry, Taiwan’s Tong Lung Metal Industry Co is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top five companies,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more than US$100 million. Handbag manufacturer Louis Vuitton, another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make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for the French economy every year.
Even the manufacturers of small hearing aids are capable of making a lot of money. For example, in 2009, the sales volume of manufacturers of hearing aids in Singapore and Switzerland reached approximately US$400 million in each country, much more than in China, the US or Germany.
Yet another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making plenty of money is Danish toy manufacturer Lego, which has 10,000 employees and sells its products in 130 countries.
Taiwan’s service industry has unfortunately never received adequat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ne example of this is how an aquatic therapist is capable of earning NT$100,000 (US$ 3,444) per month, ye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ven have basic regulatory provisions in place for this vocation.
Ministries are merely concerned with whether an operation is illegal and should be prohibited. There is no industry guidance or attempts to create jobs. Compared with the support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t would seem that Taiwan’s service industry must rely on itself.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reat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way, it is debatable if an industry which accounts for 70 percent of Taiwan’s output value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the next wav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key to success for small economies is simple: create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free competition for all businesses.
Tu Jenn-hw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Drew Cameron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審慎監督ECFA的後續協議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15)
審慎監督ＥＣＦＡ的後續協議 杜震華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日前表示，期待今年底之前能夠完成兩岸服務貿易談判，明年開始討論貨品貿易。希望台灣對中資入台及中國農產品能夠更加開放，也就是對已經提供其他國家開放的產品項目，包括農產品項目，對中國也能更加開放。因為中國考慮到台灣農民，在一些敏感項目已經有特殊調整，但是台灣對其他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成員開放的農產品項目，應該也對大陸開放才是「平衡的」。
這些談話聽起來合情合理，很難加以拒絕。因為台灣當初既然是以「世界貿易組織模式」來和中國諮商，簽署了ＥＣＦＡ架構協議的話，目前的兩個後續貿易協議（貨品及服務）至少就應該秉持ＷＴＯ的「最惠國待遇」（非歧視）基本原則來對中國開放已經對其他會員國開放的貿易項目，否則就是違反世貿組織的基本規範。要求台灣對目前單獨限制中國進口的大量農工產品，的確是難以解釋！
然而，世貿組織的會員之中，也的確沒有像兩岸關係如此特殊，一方堅持另一方是自己的一部分而要求統一為一國的。因此，對於兩岸間的政治歧異，台灣面對的狀況的確又和一般世貿組織會員不同。因此，筆者建議台灣可以在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原則，也就是同意開放已經對其他會員開放的項目之下，增加一條「國家安全條款」，內容大概是說：當對方在依照協議進行兩岸經貿往來時，被發現有屬於非一般經貿意圖的行為時，我方得拒絕提供協議的內涵，並得要求回復至事前狀態，而執行這個條款的主動權在我方。
只要有這樣的國家安全條款，台灣其實可以放心地和對岸進行貿易的自由化，因為只要貨品及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台灣未來的經貿發展是相當有利的。例如，當雙方在汽車的貿易相互提供免關稅時，台灣可以吸引到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廠到台灣來生產高級汽車，再出口到中國去。早先德國福斯汽車有意來台灣設立汽車廠，就是著眼在ＥＣＦＡ架構協議可能會將汽車列入，後來發現沒有入列就拖延了這個計畫。目前，在日本大海嘯和泰國水災之後，日本汽車業正在尋找亞州的另一個備源地區投資，台灣如果可以和對岸免關稅，將是吸引日廠投資的絕佳機會，對於台灣汽車產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當然有人會懷疑兩岸的農業貿易可否自由化，其實只要保留關鍵性的農產品，大部分目前已經對外國開放的農產品進口是可以對中國開放的，但可以同時要求政府設立一個相當規模的基金來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協助農民生產高值農產品對中國出口。未來，可以從中國進口低價的農產品，這樣台灣的消費者和農民的利益都可以受到保障，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而在服務貿易協定方面，台灣對中國開放市場不會有顯著的負面效果，因為台灣的競爭力遠超過中國。只是必須在談判中要到足夠的回饋，讓台灣可以藉此掌握大量對岸的商機，特別是可以藉此吸引外資到台灣投資來享有這樣的利益。
嚴格監督政府的後續諮商，謹慎開放兩岸貿易的話，兩岸經濟合作協議可以被導向對台灣有利的方向！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11日 星期日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11.12)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杜震華）
2012年11月12日
我國面積在全球經濟體中名列第139，人口數排名第51，人均生產進到第28，經濟規模第20名，外匯存底更登上第6。國際間一般以「中型國家」來看待我國經濟，但因主要出口對象傳統上是美、日、歐，近來則為中國大陸，就一直以「小國」自居，並在經濟成長趨緩後四處尋求仿效對象，不知該學習德國工藝、英國文創、美國商業，或是荷蘭物流、瑞士生技，還是愛爾蘭的資訊？
今天，一般認為在全球華人世界中表現最佳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前者有個「積極不干預」的政府，後者則有個「積極干預得很好」的政府，結果表現都很傑出；最怕是一個既要干預卻又干預得不好的政府，那可就非人民之福了。
然而，要評價一個對象必須有公平的基礎，香港和新加坡在戰後的1950年代就已是商業中心，當時人均生產就是台灣兩倍；現在還不到台灣兩倍，長期表現並未超過台灣，因此台灣並無須自卑。
若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產業的生產份額會和其就業份額類似；如美國農業使用0.7％的勞動力生產了1.2％的總產值，工業使用20％的勞動力生產19％的產值，服務業使用79％的勞動力生產80%的產值；澳洲農業使用3.6％的勞動力生產4.0％的產值；荷蘭以2.0％的農業勞動力生產2.7％的產值；以色列農業使用2.0％的勞動力生產2.5％的產值，其農業都屬於高生產力的案例。但台灣農業卻使用5％的就業者生產不到2%的總產值，顯示農業生產力太低。台灣農業若無法突破此種困境，將無法成為最先進的國家。
中國大陸農業則是另一個反差：37％的農業勞動力只生產了10％的總產值，明顯是因為農民不准移入城市造成生產力無法均衡的惡劣狀態！
台灣製造業分布不均衡的確是個問題，電子業在韓國佔總生產兩成而台灣卻高達四成，造成台灣在這波不景氣中受創最為嚴重；這和政府過去「獨厚」高科技電子業的政策有關，必須改弦易轍。
台灣服務業遭忽視
其實，所有的製造業都有前途，只要你做得夠好──就以傳統產業中小小的門鎖而言，台灣的東隆五金排名世界前五名，年營業額超過1億美元；傳統產業皮包製造商路易威登(LV)，每年不知為法國賺進多少鈔票；小小不起眼的助聽器，新加坡和瑞士在2009年銷售量都可以達到約4億美元，超過中、美和德國；丹麥的玩具公司樂高(Lego)可以僱用1萬個員工，行銷130個國家。
而台灣服務業向來沒有受到政府足夠重視。隨便舉例：一個水療美容師月收入約10萬元；但政府連起碼的管理規範都沒有，沾到邊的部會只會注意到「是否違法」而該加以「取締」，別說要輔導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比起政府對製造業的各種支持，服務業似乎只能自求多福。
如果政府繼續以這種態度面對服務業，佔台灣產值7成的服務業可能支持下一波的經濟發展嗎？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簡單，為所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就行了！
經濟人語
作者為商研院政策所所長、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公平會運作模式該改變啦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8)
公平會運作模式該改變啦！ 杜震華
日前一則沒有受到社會重視的產業消息，搭配我國相關的薪資發展，透露著相當不尋常的訊息，就是我國產業界大量違反公平交易法的作為，極可能正在嚴重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消費者和勞工的權益。為了防杜這種極可能的惡質的發展，公平會必須有所作為，否則台灣經濟可能將繼續沉淪！
這則新聞是說，台灣幾家汽車燈具製造廠，包括規模最大的帝寶和大億兩家公司，已經對在美國訴訟中的「反托拉斯法」進行認罪協商，罪名是聯合操縱價格，將以大筆的賠償金額結案。這個案件的發展令人想起就在不久以前，我國幾家大規模的面板廠商被美國司法部裁定違反同樣的反托拉斯法，也就是聯合操縱價格，被判決罰款上百億元新台幣，某些主管還必須到美國監禁數年；告密的韓國三星卻以「窩裡反條款」全身而退，十足反映出我國廠商的窩囊和天真。
將這兩件新聞連結，幾乎可以斷定：我國大企業之間聯合勾結壟斷價格的現象相當普遍，乃至於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被美國司法部連續判定違法，必須付出巨大的法律代價。這些企業不可能在台灣就乖乖守法，為何迄今沒有任何一件類似的案件在台灣被起訴、判刑？
另一件啟人疑竇的經濟事件，是近十年來不管經濟成長率是高或低，它總是在成長；但近十年來我國的勞工薪資卻持續無法上揚，和鄰近國家的發展大異其趣。如果上述大企業勾結壟斷價格的現象相當普遍，誰能保證企業家們不會在一些產業公會的集會場合，甚至在聯袂打高爾夫球的時候，說好大家一起不調薪，那麼上行下效、如響斯應下，整個台灣的勞工薪資很快地就被固定下來，只有零星的廠商會不知好歹地調整薪資待遇。如果上述推論為真，那麼十餘年來台灣薪資沒有上揚的原因，極可能不是甚麼深奧的經濟現象，而只是簡單的幾大財經公協會的勾結壟斷而已！
是真是假，沒有人能夠確定，唯有依賴負責執行「公平交易法」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也許搭配法務部調查局幹員，深入各公協會的秘密聚會，嚴謹地進行蒐證調查，才有可能發現事實真相。其實，美國的司法部的反托拉斯處就經常聯合聯邦調查局，秘密潛入大企業老闆的身邊，透過高科技的器具來偵蒐或錄音其勾結的情資，再將其繩之以法。這種故事已經多次搬上銀幕，成為社會大眾津津樂道的故事！
我國企業之間的勾結壟斷情事，依照最近上述的事件發展看來，絕對不會少於美國。但是公平會迄今為止，並沒有辦出任何一件讓消費者看來痛快的案件，通常只會在關鍵時刻查查價、嚇唬一下小商號了事。當然，要辦出類似美國的面板案或車燈案，可能需要更多的預算和科技，但是這些都不是關鍵因素，可能增加個幾千萬元預算就夠了，更重的是決心和魄力。如果只想當個公平會委員過過癮，無心為台灣經濟的正常發展奉獻心力，當然不可能學習美國的積極作為。
機會和成功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不知公平會諸公準備好了嗎？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6日 星期二
政府必須重視生活性服務業 (某報 社論 2012.11.7)
政府必須重視生活性服務業
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生產的比重達到七成，近年來廣受重視，但新興服務業經常跨越不同產業，其主管或推動機關經常難以確定；政府在民國98年底成立「行政院服務業推動小組」，整合各部會來推動重要服務業發展，但遠趕不上產業的發展需要，必須重視並重整。
政府發展服務業的心態和策略，受到傳統製造業的強烈影響－選擇的對象經常考量其「出口」的潛力。易言之，能夠創造更多出口的服務業，就會被視為「重要」服務業；似乎缺乏出口潛力的服務業，就不太受到青睞。這種思維使得某些重要服務業被政府忽略，長期無法提供必要的發展環境；等到其發展問題叢生，嚴重妨礙國人生活時，才會受到重視、設法加以解決。這種現象不僅不利於新興服務業的發展，也阻礙國人生活品質之提升。舉例而言，被列為「十大重點服務業」的是美食國際化、國際醫療、音樂及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國際物流、會展、都市更新、Wimax、高等教育輸出、金融服務等，除了「都市更新」以外，其他項目都是要促使其成為新興的出口項目，和我國發展傳統製造業的思維如出一轍。
我們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也許可以帶動經濟產值顯著提升，但對一般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關係可能不太密切；可以提升出口甚至可能讓所得更加集中，不見得有助於當前經濟發展。如果能夠滿足今後國人的生活需要，帶來生活品質顯著提升的服務產業，亦即「生活性服務業」，即使暫時無法成為出口產業，也應該是政府發展的重點。
「家事服務業」就是這種生活性服務業之一。在國人生育率極低、步入高齡社會、單親或獨身家庭大增之後，衍生出來的生活服務需求已經不限於傳統的個人照顧、洗衣熨燙及室內清潔打掃；在忙碌的頂客族家庭型態下，物品收納、代購、烹飪、課輔、園丁、護衛、簡易按摩、開車、文書、保全、建築清潔等各式各樣的家庭服務需求都會增加。目前，政府關心而在規劃發展的只限於老人或病患的居家式長期照護體系，但對家庭特徵改變所衍生的廣義家事服務需求卻完全忽略，乃至於對此行業的從業人員沒有相關等級的執照認定，企業也無法獲得經營內涵差異化的執照和管理規範；這使得基於「範疇經濟」而有意擴大經營內涵的傳統家事服務業者或保全、物業管理公司，無法健康發展。而對家庭環境快速變動的國人而言，也無法獲得充分的服務資訊及品質保障；家事服務市場無法擴大，就業機會無法快速成長，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一種傷害。
這種生活性服務業無法健康發展起來的後果之一，是高收入的資本家和白領階級在國內無法獲得適當的生活支持，影響其居住於國內的意願，乃至於選擇投資其他國家；甚至影響跨國企業在選擇東亞的區域據點時略去台灣，改到容易獲得此類服務的香港和新加坡。如果這種產業在台灣發展成熟的話，自然可以進軍中國大陸，到對岸投資，或讓台灣成為為對岸培訓家事服務人才的基地。但最重要的，還是這種產業的發展可以讓台灣成為國人安居樂業的宜居國度，享有高品質的幸福生活，這才是發展服務業的首要目標，絕對不是出口來創造外匯。
職是之故，在總統府去年委託7位頂尖學者發掘台灣新產業的研究中，「家事服務業」成為他們推薦的選項之一。只是，該新興行業涉及經濟部、內政部、勞委會和衛生署，沒有一個部會會主動擔負起推動發展的重任，唯有靠行政院積極任事，整合各部會來儘速推動 ，提升台灣的幸福水平。
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假民營化政策必須徹底檢討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1)
「假民營化」政策必須徹底檢討 杜震華
日前媒體報導，中鋼公司的人事招考作業對員工子女有筆試加分百分之十的規定，引發其員工子女是否為「靠爸族」或「靠媽族」的議論。中鋼高層回應說中鋼已經民營化，員工子女報考的加分條例也包括對小港地區居民及原住民的加分，此條例行之有年，將不會改變。但有趣的是，對於這家「民營企業」，經濟部國營會高層卻表示要「深入了解中鋼維持加分條例的原因」，並認為此項規定確實「有點不合理，有不對的地方就該檢討。」
此事件的發展，透露了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所謂的「國營事業民營化」至少在部分重要的事業機構不是玩真的，而中鋼公司就是這樣的案例，所以國營會居然可以在民意的壓力之下去管這家「民營公司」的考試規範。二是這種假民營公司迄今還可以存在不合理的規範，讓管理績效受到嚴厲的考驗；中鋼公司就是這樣的案例。兩個問題其實都不僅限於中鋼，包括中華電信等已經「民營化」的公司也存在這種現象。因此，對於此項問題有必要深入了解，以防杜未來出現更嚴重的後果。
之所以會產生這兩大問題，就是因為政府的「國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其實是選擇性的，只針對部分難以獲利、規模較小，當成「民營化樣板」效果良好而「成本」較低的去進行；對於規模大、員工多、獲利大的獨占或寡占企業，政府其實是捨不得將它們真正民營化的，因為可以拿來酬庸得力的部屬、選舉功臣，可以為選舉固樁綁票，民營化實在太可惜了！只是，提出來的說法是要「分階段民營化」，所以迄今雖然持股已經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但還保留了大批的股票，使得政府對其領導的人事任命還保有權力！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為何一家已經民營化十七年的公司，政府還是無法將持股脫出！這種心態不管是藍或是綠都是一樣，才會造成已經民營化的公司，到現在還殘留過去國營企業的陋規，而經濟部國營會也還能對它的「公司治理」指指點點的怪現象，令人感到遺憾。
剛好就在日前，台灣的網路速度在一項全球的評估中，被列名為第四十六名，遠遠落後居於全球第一的韓國，令國人為之氣結。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中華電信公司已經由國營企業轉為民營企業，但是它和中鋼公司一樣，政府是最大的股東，也是業界獨大的公司，造成有恃無恐的價格高昂而服務品質卻不相對提升的後果。兩家公司顯示出來，假民營化卻又是業界的獨大公司缺乏競爭時，就會造成典型的壟斷現象，也就是價格高而產品或服務不佳的後果。這種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範例完完全全地發生在台灣，而政府就是它的始作俑者！
如果政府對於這種規模巨大的國營企業民營化有所疑慮，擔心其完全民營化的結果可能造成某些副作用的話，其實可以在這民營化的過程中仿效英國當年的作法，安排一股「黃金股」，它對於公司重大決策具有否決權；但為了避免民股的誘因減少，可以設定一段期間之後(例如十年)黃金股的權力自動消失；如此自然可以讓民營化順利妥當。
中鋼公司當年是趙耀東先生留給台灣的資產，請別葬送了它的未來！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消費券之外的促進消費之道 (某報 社論 2012.10.29)
社論 消費券之外的促進消費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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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台灣為何叫好 卻不叫座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0.25)
專論 台灣為何叫好 卻不叫座？ 杜震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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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3日 星期二
吸引外資 我們做了什麼 (某報 社論 2012.10.24)
吸引外資 我們做了甚麼？ |
馬總統要求陳冲內閣一個月內拚出讓人民有感的成績單，內閣團隊確實整理出近來努力的成果，但是在促進國內外投資方面，是最根本提振經濟的方法，迄無成效，以致投資呈現停滯狀態。如何促進投資，政府相關部門首長無止境地開會，績效卻遠遠不如預期。
為何政府高層如此打拚，但成果卻又如此不堪？主因在於整個官僚體系像監察院長王建煊所言：下位者奉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熬到退休就有月退俸」的哲學。但其實上位者也在奉行「風險趨避」哲學，盡量以「口號」及「小動作」來應付民意和領導；拖到全球景氣恢復，自然否極泰來、萬象更新。
這種心態造成看不到「結構性」的重大施政變動，來引導或激勵投資，當然績效不彰。部分希望能夠吸引投資的減稅政策，由於沒有適當配套，只見降稅卻沒有促進投資效果，但未見任何檢討改進。這顯示整個官僚體系的決策素質在下降，但政院高層及最高當局也不以為意。
以外來投資為例，全球外人投資10年來從2002年0.63兆美元增加到2011年1.52兆美元，增為2.3倍；而我國外來投資同期卻由42億美元竄升到2007年154億美元(有大型併購案)後，回跌到去年50億美元，今年也不會更多。換言之，10年來在全球外資大增之下，我國基本上卻回到原點。
造成台灣吸引外資績效不彰有幾項原因，歸納如下：一是在全球環境及資源問題嚴峻下，對外投資移往原物料和礦物等資源性投資，而台灣沒有這項條件；二是全球經濟板塊移動，新興的東歐、拉美及中、印囊括了外資；三是服務業外資崛起，而台灣市場有限，難獲跨國企業青睞。然而第四個因素，則是我國官民長期以來都有強烈的保護意識，認為開放外資將傷害本國資本，除非絕對必要否則要繼續保護本國廠商、排除外資。
這種心態造成我國外資政策極為消極被動，只要不是高層要求檢討，或是有力外資透過管道施壓，斷不會主動檢討開放或鬆綁對外資的管制；這造成我國在2002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基本上沒有什麼進一步的市場開放，當然不會持續吸引外資進入。這種心態和新加坡或香港完全不同，香港對外資完全開放，再以優越的商業服務體系，吸引到最大量的外資。香港去年吸引832億美元外資，直逼中國大陸的1,240億美元。新加坡也幾乎沒有任何保護，彈丸之地居然也能吸引到640億美元，超過台灣10倍有餘。
新加坡鄰近的馬來西亞痛定思痛，於今年元旦開放了17項服務業次領域，包括私立醫院、牙科與醫藥專科、建築、會計及稅務服務、工程、法律服務、快遞服務、教育、培訓及電信，外資獲准在上述服務業持有100%股權。值得注意的是，被我國視為禁忌的醫院、牙醫、法律、教育、電信等，馬國都可以100%開放，顯示其追求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的雄心壯志，豈是我國故步自封可以比擬？
再看看印度政府，2005年制定「經濟特區法」提供特區內廠商進口免關稅，建廠及營運階段皆享免關稅、貨物稅、銷售稅、印花稅等優惠外，在獲利階段享前5年免所得稅、後5年減50%所得稅、再後5年獲利再投資部分減50%所得稅、不適用最低稅賦制。印度去年也吸引到316億美元的外來投資，為台灣6倍有餘；而在此之前，其吸收外資的數量和台灣在伯仲之間。
政府要讓人民有感，有賴於有感政策；政府公務員保守心態，是否也該根本改變，讓人民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