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8日 星期日

以「幸福指數」治國卡有效啦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1.12.19)

以「幸福指數」治國卡有效啦(杜震華)


 


2011 1219


 


上周六總統大選的最後一次候選人辯論,本來以為會有候選人提出「幸福指數」做為施政重要參考的政見;沒想到整場辯論下來,還是攻訐批判有餘,治國藍圖缺缺。當然,候選人都會說他們有「政策白皮書」什麼的,但是在如此重要的場合中,只有零散的目標,聽不出施政的「主旋律」為何,實在令人遺憾!





其實日本內閣在本月初提出了一項國民幸福指數測算的試行方案,正式加入英、法兩個先進國家,將以「幸福指數」做為施政的重要參考之下,我們執政團隊和其他競選團隊們卻還「不知不覺」或「以不變應萬變」,令人不解。難怪部會局處首長們夙夜匪懈,施政成果在亮麗數字下「自我感覺良好」,但卻老是被民眾認為「無感」──既然首長和策士們對先進政策無感,人民自然對老梗政策無感。


 

英國布萊爾政府的經濟顧問理查萊雅德(Richard Layard,現任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主任)在2005年出版了《幸福:一門新科學的發現》,其中譯本2006年在台灣出現,譯名為《快樂經濟學》。書中詳細探討了「幸福」(和「不幸福」)的來源、西方先進國家50年來經濟持續成長但幸福指數未能相應提升的原因。只要好好讀個 一兩 遍,就會對「政策無感」的原因深刻體會,繼而提出花費不多、卻能夠讓人民「有感」的政策措施,塑造祥和幸福的社會。
早在2008年,在呼應法國總統沙柯吉的號召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蒂格理茲(Joseph Stiglitz)帶領的國際重量級經濟學家組成了委員會,重新衡量經濟生產的衡量方式。英國在去年底正式要求其國家統計局以家庭問卷方式,擴大已存在的生活滿意度調查,逐季進行民眾的幸福指數調查,以做為施政參考。現在,日本進一步要調查三大類項目(社會經濟環境、身體和精神健康、家庭和社會關係)之下的132個指標,深入了解民眾需求。但是,政府各部門只要長官沒指示,就只會開著「二手車」循老路繼續駕駛,卻要民眾別「換手」。


 


只會發錢 人民無感


 


如果有幸福指數調查,發現民眾對「社區生活」和「家庭關係」的滿意度不高,政府也許就可以由縣市政府提出「溫馨社區」方案,補助社區民眾全家參與社區鄰里的互動活動,讓鄰居間的情誼提升、相互關懷,不必過於依賴費時耗力的「守望相助」、「巡守隊」,甚至找回五、六○年代那種鄰里相互扶持的「眷村感覺」!如果發現「配偶關係」、「親子關係」的滿意度低,也許就可以透過內政部藉由「白首偕老方案」獎勵夫妻在結婚前上課,深入了解夫妻相處之道;以「親子教室」獎勵不同階段的父母學習親子溝通的方法。目前,政府的為政之道就是發錢、發錢,不知如何設計精緻的方案來達成特定的幸福指標!而且,大筆預算經常成為地方樁腳的「回饋金」,難怪負債越高而人民無感。





大選還有近月,誰先提出「幸福指數」治國,誰就最有望達陣,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經濟人語>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大選經濟辯論的真與假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2.13)

大選經濟辯論的真與假

 ││國、民兩黨接續執政,對施政的成果與缺失難以明確劃分,可是政治人物都會將功歸於自己,缺失推給對手。

 總統大選經過兩輪的辯論之後,正副總統候選人都已經出面亮相,以辯論來爭取選民支持。台灣在總統大選中建立的民主風範,逐漸成為台灣的重要資產,也成為對岸人民欽羨的目標,值得我們珍惜這種來得不易的民主。

 只是,在短短的時間內,各候選人一方面要彰顯自己(政黨)的成就,一方面要攻擊對手(政黨)的缺失,舉出的事例往往令人眼花撩亂,難以驟然判斷孰是孰非。可惜的是,台灣媒體經常只會興風作浪,卻不對這些候選人提出的攻防進行查證,以做為選民選擇的參考。這顯示台灣人民追求真理或真相的態度不足,因此當然沒有媒體或社團會認真看待選舉攻防的真相,也使得台灣民主的品質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在總統和副總統的兩次辯論之中,經濟議題當然是重點,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執政過的政黨進行了激烈的攻防。我們歸納雙方攻防的重點如下:民進黨認為,高鐵通車、雪山隧道通車、基隆河整治、中部科學園區、高雄市飲用水、愛河整治、屏東黑道變成黑鮪魚、中央預算逐漸平衡等等,都是該黨的貢獻。甚至兩岸三通、金融改革也都是民進黨打下的基礎,執政黨卻掠人之美。

 民進黨繼續攻擊:國民黨政府施政讓人民「無感」、只重經濟成長率、不重視所得分配、物價和房價高漲而薪水不漲、高科技產業陷入危機、債務高漲讓債留子孫、經濟依賴大陸讓人才和資金外流、六三三跳票、愛台十二項建設也跳票、客家廣播電台跳票、高速路收費站停止收費跳票、財政收支劃分跳票、股市由九千點降到七千點不到、農民每戶收入由九四萬元降到八八萬元、失業由四一萬人增加到四八萬人。其次,在野黨還提出不少令人眼睛一亮的承諾:「四年赤字減半、八年預算平衡」、「經濟成長果實全民共享」、「全球在地化發展工作機會」、「以台灣價值為核心,連結全球與在地」、「重視城鄉正義、世代正義」

 執政黨當然不會只是挨打,他們強調做了許多事情,包括金融危機下沒有一家銀行倒閉、其後經濟成長率立刻高達十點七(全球第四)、全球競爭力第六名、貪腐指數由扁時代的三十九名進步到三十二名、負債提高九千億元(不是對手說的一點三兆元)是用於災損、建設、社會福利和地方政府補貼、觀光客由三百多萬增加到五百多萬人、奢侈稅讓炒房受到控制、獲得社會救助者由二十六萬人提高到八十六萬人,長期以「增加台灣人的幸福」為目標。另外,澄清在野黨的「錯誤」並強烈攻擊前朝缺失:扁執政時自殺率和詐騙最高、高鐵是執政黨的規劃、高雄愛河整治和飲用水也是執政黨的功績、前朝大賣國產、用人失當造成損失、對地方補助大幅超過在野黨

 平情而論,兩黨的經濟攻防之中,部分當然是真實的,但往往有誇大本身功績、誇大對手缺失的情況:例如執政黨的債務大增的確是事實,但在遭逢水災和金融海嘯之下,台灣的任何政黨應該都會以增加負債來應付變局;反之,高鐵雖是執政黨的規劃,但如果沒有在野黨在執政時的持續支持,恐怕早已半途而廢。換句話說,兩黨都執政過,許多事務的功過已經難以分清;而對於部分爭功諉過的情況,資源較豐富的媒體應該進一步客觀地加以釐清,讓當事人知道媒體會監督而不會去掠人之美。

 比較遺憾的,是在野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施政方向與原則,但執政黨除了強調「有能力者應繼續執政」以外,迄未提出完整的施政藍圖和重大原則,頗有執政者和在野者角色互換的怪異現象。此外,受到英、法兩國重視,最近日本也加入行列的「幸福指數」概念,仍未受到執政黨的充分體認,乃至於執政迄今未能令人民「感受幸福」,這是在野黨認為施政「缺乏中心思想」的根本原因,必須及時努力、改正缺憾,否則就算僥倖贏了這次,也不可能長期執政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ECFA對總統大選的影響評估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2.1)

ECFA對總統大選的影響評估

簽署ECFA所產生的正面效應選民感覺不到,可是負面的效應卻感受良多,它對馬團隊的選情並無助益。

 去年(二)六月二九日,海峽兩岸在重慶市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開啟了兩岸制度化貿易的進程。依照執政黨的說法,ECFA對於台灣相當重要,可以帶來經濟的成長、就業的增加。因此,如果這項說法屬實,理論上會對於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有選票的幫助才是。反過來,如果反對黨在總統大選前對ECFA反對的邏輯是正確的,也就是說ECFA將會讓台灣充斥著大陸產品、失業率大增的話,那麼ECFA實施一年多之後的總統大選,無疑地將會有助於反對黨的選情才是!

 然而,上述了兩種情況到底何者為真呢?或者是說,到底ECFA的簽署會對總統選情有何種影響呢?要評估ECFA對總統大選選情的影響,可以有兩種途徑:一是評估這個協議迄今對於各種產業造成的效益,再仔細評估各種產業的效益分別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再加以合併來評估其總效果。另一種途徑,是籠統地評估這個協議對於社會大眾對於執政黨的觀感造成何種影響,進一步研析這樣的影響對於選票會產生何種效果。

 然而不幸的是,不管是哪一個途徑,都是相當棘手的研析,因為在去年到今年的這段期間,台灣經濟遭逢了全球經濟由景氣的谷底快速回升,再遇到歐債和美債危機衝擊的嚴峻影響,大大混淆了ECFA成效的評估。這使得執政黨可以誇大宣稱任何的「早收清單」項目的出口增加,都是ECFA的成效;也可以讓在野黨宣稱,經濟表現不佳都反映了ECFA的成效不彰。而一個在學術上嚴謹的成效研究,一般需要耗費至少半年以上的投入,而在這個議題如此具有爭議性之下,大概也沒有真正客觀的學者專家願意投入研究,乃至於這個議題在途徑一的解答,其實有如登天之難。

 然而,即使是難如登天,依照政府的各種說法,受到ECFA早收清單正面效益影響較大的產業,似乎集中在利用「原產地證明」較多的石化、機械、金屬、紡織等幾個產業,特別是工具機、石斑、茶葉、甲殼蛋、虱目魚、文心蘭等幾種項目。受惠的地區應該是在大台中市、新北市、桃園縣、南投縣、彰化縣和大台南市等地。如果完全接受經濟部的評估,這幾個受惠較大的縣市可以「創造」的就業累加(台中一.三萬人、新北市一.三萬人、桃園一.萬人、南投.一萬人、台南.五萬人、彰化.五萬人),不過是四.七萬人。假設每個就業機會可以影響到兩張票,那麼將影響到大約十萬張選票。如果加上其他縣市,也不會超過十五萬張選票。

 但是上述的評估,即使對就業的效益是正確的,也會過於樂觀,因為許許多多就業的「創造」,受惠者的就業者自己並不會瞭解,而當老闆的也會認為是自己「打拼」的成果,不見得會認定是ECFA的功效。倒是在被列入進口「早收清單」的產業,因為大陸進口增加快速(其成長率的確高於台灣對大陸早收項目的出口成長)而感受到競爭壓力的,會清楚地認識到ECFA讓他們生意「變差」了。這方面的選票可能因此減少,進一步抵銷掉上述選票可能增加的部分!

 更不利於執政黨的,是目前ECFA已經實施一段時間,一般民眾對於ECFA效果的「感受」已經逐漸下降,也就是說它對選票的「邊際效用」已經遞減,使得總統大選可能受惠的程度會進一步縮減。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發生,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使得ECFA的選舉效果更加退縮,難以發揮顯著效果!

 因此,ECFA對於總統大選的效果,大概就限於對馬總統「兩岸政策」印象分數的一部份。部分民眾會認為:它對於改善兩岸關係會有加分效果,對於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上「可能」有所幫助。真正認為它對自己有好處並且會清楚化為選票的,很可能只有少數受惠產業的老闆。對於馬總統改善兩岸關係的努力能否化為選票,極可能又會到民眾的基本面:藍的選民繼續肯定他,綠的選民進一步質疑他在執行「終極統一」。至於中間選民呢,大概會更加著眼於他團隊的執政能力,包括近來頻頻出現的施政問題是否會繼續下去。馬政府揮汗如雨弄到的ECFA,對於大選的影響大概就是如此這般了!


2011年11月22日 星期二

有證據都不放過 不足以肅貪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11.21)

「有證據都不放過」不足以肅貪


杜震華


 


馬英九總統昨天參加桃園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時表示:貪污對國家損害大;司法、衛生、海關及國小校長貪瀆,只要有證據,一個都不放過。政府成立了廉政署,修改了貪污治罪條例,擴大了肅貪範圍,採取了霹靂行動,無論是司法、衛生、海關、國小校長貪瀆,「只要有證據,一個都不放過!」


 


  表面上看起來,這些話講得很好 - 馬政府確實對於肅貪有所動作,而其帶領下的政府清廉度似乎也比前朝要好,全球的清廉排名也有提升。然而,如果對照馬總統目前的選舉支持度已經和挑戰的蔡英文不相上下,就會發現民眾顯然並不領情 - 一個看來似乎有在做事,而且也有成果的馬政府卻沒有獲得民眾積極的認同!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暫且不談國際經濟環境所形成的施政困難度,單單看馬政府的部會官員最近所出的紕漏,包括教育部、農委會、文建會、衛生署,甚至於外交部,就可以看出民眾為何會有所不滿。綜合這些問題,會讓民眾認為這個政府的官員們,雖然嘴巴說得漂亮,但其實並不是真的「苦民所苦」,將民眾生活上的甘苦當成自己的甘苦,否則不應該出現那些紕漏才對。最嚴重的,是最近文建會竟然在一個創意和藝術價值並不特別突出的國慶表演中耗費掉二億多元新台幣,得利的卻是以「黨國元老後代」為首的小集團!它所凸顯的階級意義,就是這個政府是為高層、白領、外省集團所服務的政府。這樣的形象不除,馬政府要在大選中獲勝,將會極度困難!


 


「有證據都不放過」說得一點都不錯。然而,這是學法律出身的馬總統所用的語言;它所透露的訊息,是馬先生除了懂「依法行政」之外,其實是不懂民間疾苦的。為何如此?民間對於政府各部門的貪瀆,其實是怨恨至極的!不僅有司法黃牛訛詐百姓,海關集體貪污對禁止進口的各種產品大量放行,嚴重打擊合法業者市場,民間早已怨聲載道;諸多國中小的校長們將便當、制服、課本等代辦費用當成自己的「長期福利」;建築核准、證照發放、環保管理、殯葬處理相關官員的黑暗,民眾都非常清楚,但是馬總統不知道,其內閣「不清楚」,有問題時用一句「有證據就辦」的標準答案回應,沒有人會認為這樣的政府領導人是「有誠意」的!


 


如果是有誠意的領導人,他的選舉語言應該不是說:「只要有證據,一個都不放過!」而是說:「只要我當家,不會讓一個貪官污吏存在!」然後列出貪官污吏在現政府及前政府被法辦的比較情況;不僅如此,雖然不能直接干預辦案,但可以要求定罪績效要設定目標、積極挖出弊案、貪案,以民眾對各機構的調查滿意度來深入探討、選擇摘奸發伏的目標機構,直到弊絕風清為止!而不是這種「有證據就辦,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這種聽起來四平八穩、毫無誠意的官樣文章!


 


中小學校長在便當、制服、課本的貪瀆風氣,早已在台灣蔚為風潮,幾十年都是如此。政府相關機構不可能不知道,但卻怠惰、因循、苟且,乃至於讓今天的被羈押校長企圖以「歷史共業」來尋求脫罪。查出這些弊案的,是因為有人舉報,而且極可能是同業競爭失利者才得以舉出清楚事證。這即使辦出一些案件,可以算是馬政府的「功勳」嗎?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別說是政府不會「宣傳」,所以做了多而民眾卻不知!政府的所作所為都會形成「風評」,沒有什麼「宣傳」可以來扭曲或膨脹的。


 


如果部會出了這麼多錯,行政院長去怪部會而不更換首長,這樣的院長對人民有誠意?「有證據都不放過」恰好就是這個政府「誠意度」的最新詮釋!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以制度來強迫分享利潤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1.11.21 )

以制度來強迫分享利潤(杜震華)


 


2011 1121


 


在全球化之下,大量開發中國家的低廉勞工奪走了先進國家勞工的就業機會。加上金融海嘯肆虐及歐債的嚴重衝擊,使得國內勞工的際遇每下愈況。上周本專欄許啟智先生的文章提到,台灣勞動收入已經由1990年佔國民所得51.4%的高峰降至約44%左右,「勞工薪水愈來愈少,工時愈來愈長」!


 


勞資共議薪資調幅


 


其實,受到全球化和金融海嘯衝擊的經濟體不只台灣,到中國大陸大量投資的也包括另外的三小龍,但台灣製造業勞工的每小時勞工成本居然在美國勞工部的統計中名列34個國家中的倒數第4,每小時7.76(美元)不僅落後於德國46.5、美國的33.5、新加坡的17.5,也大幅落後韓國14.2,甚至落後人均生產被台灣遠遠拋於後面的阿根廷10.1及巴西8.3





如果台灣的面板廠會聯合勾結出口價格,導致接二連三被外國司法部或公平會懲處的話,難以相信廠商們在國內不會勾結來壓低勞工薪資的上漲──特別是台灣工會勢力有限,而資方卻有各種嚴密的組織來打球和密會「交流」,對分散的勞工形成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不利情境,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台灣勞工薪資不漲,而其他類似經濟體的勞工薪資卻持續上漲的狀況。這種現象其實極可能是去年「無感復甦」的主因,值得政府加以重視。


我們建議政府推動「勞資共議調薪制度」來帶動合理的薪資調整幅度,它由政府和勞資三方組成,每年建議調薪幅度可以僅供參考,另由勞委會網站公布依循此建議調薪的企業名單,給勞工們參考。久而久之會形成慣例和壓力,讓企業們合理地依循「勞資共議調薪委員會」的建議來調薪,合理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政府也可以要求企業必須「榜上有名」,才能爭取政府各種補助!



 

學習用制度挺勞工


 


以新加坡為例,其「全國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s CouncilNWC)於1972年成立,原意是要做為政府的諮詢機構,目標為確保勞工獲得公平合理的國民生產比例。
「全國工資理事會」是一個由政府代表、工會代表和僱主代表組成的三方機構,有效地為國家建議工資指標 (wage guideline)。





每年4月,全國工資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新加坡的就業情況,每年7月提出工資指標,雖然工資指標不具強制性,但新加坡的公司都會接受。工資指標的基本原則為工資成長不得超過生產力,理事會會將幾個因素列入考量,如勞動市場的緊張程度、國際收支、出口成長、生產力與通貨膨脹。透過全國工資理事會的運作,新加坡有很和諧的產業勞資關係;甚至在1986年面對經濟衰退時,政府說服勞工接受減薪,共體時艱地度過了困境。



藍綠政府過去以來都沒有對勞工薪資占國內生產比例下降的問題提出對策,造成了勞工越來越不信任政府;去年的「無感復甦」讓這種怨懟急速上升,造成馬政府即使比前朝的表現要好(扣除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下),但選戰還是艱辛無比。既然如此,為了獲得諸多勞工的支持和選票,為何不學新加坡,以制度保障勞工權益,合理分享經濟成長的利潤呢?


 

<經濟人語>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無薪假的意義及對策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1.15)

無薪假的意涵及對策


 


    今年的「秋鬥」工運日前在凱達格蘭大道熱鬧展開,具體的訴求是反對「無薪假」和「派遣勞工」。活動召集人表示,台灣目前「上頭的人拿走經濟成長利益」,而兩黨政府都是從經濟發展及企業的利益著眼制訂政策,造成了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他批判雇主成功是自己的功勞,面臨危機就實施無薪假,自己不用負責。為了節省成本、規避責任,與貪婪的仲介業者合作,以派遣勞工剝削勞工的權益和保障!就像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樣,無產的百分之九十九應該挺身向富裕的百分之一「宣戰」!


 


    我們認為,這些訴求相當程度反映了台灣勞工階層的心聲,成為社會中間份子對於生活環境的不滿,其實也正是馬吳配原來領先的民調支持度下滑,乃至於可能輸掉總統大選的主要因素之一。不管這些怨懟是否正確,政府都應該加以重視;如果是謬誤或誤解,應該加以說明,抒解勞工的憤恨;如果是符合現況的闡釋,則應該努力以政策或措施迅速化解,讓台灣勞工都滿意於自己的生活環境,減少社會的對立甚至是製造問題。


 


    「無薪假」這個名詞,是在二○○八年發生了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台灣大量製造業廠商在接單數量迅速消失,為了減少勞動雇用量,但又期待未來接單時重新雇工訓練費時費力的考慮下,設計出來的一種變形雇用模式。也就是鼓勵員工先休各種權益內的假期;若勞動需求量還是不夠,就要求員工每月或每周必須休假幾日沒有薪酬的假日,讓廠商可以減少勞動成本,勞工則有機會在訂單恢復時優先恢復上班。


 


    這種原來沒有的雇用模式,由於法律沒有規範,其實並沒有違不違法的問題。而且,與其被資方資遣解雇,勞工通常都會答應配合減少上班時日,因此快速成為各大科學園區和工業區在不景氣之下的重要雇用模式。由於法律沒有規範,主管機關也只能要求它必須在勞工的同意下實施、雇主不得於無薪假期間連帶剝奪勞工的一般權益、勞工可以在無薪假期間要求資遣。


 


    由於是否要實施無薪假完全看雇主的決定,因此很快被一些經營情況還可以的企業食髓知味,濫用這種機制來增加獲利。例如在今年第三季這一波的景氣快速下滑中,立刻有仍然獲利的廠商決定要實施無薪假,但在輿論嚴厲批評及主管機構的嚴重關切下收回了成命。但還是有其他企業無力支撐,堂而皇之地放起了無薪假;政府和輿論也只能徒呼負負,除要求實施無薪假必須向政府通報、不得以外勞取代本勞、獲利廠商不得實施無薪假以外,無法對其禁止或干預。


 


    以經濟邏輯來看,無薪假是一種勞動需求量減少下的一種模式選擇。在勞動供給不變下,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是必須增加勞動需求量。增加勞動需求量的途徑很多,但其效果就是要反映到市場的景氣變好;這在總體經濟大體包括增加消費、投資和淨出口。表面上看,政府在促進景氣、減少失業上已經做出了許多努力,而且在國債高築下要促進景氣已經相當困難。但是,不少有限的國家資源其實沒有用在刀口上。例如,政府每年數百億元的科技發展資源,大部分都用在高科技產業上;如果用在傳統或中小型企業,由於其勞動需求較高,帶動的就業效果會比較好。很可惜地,近二十年來都是如此,要政府相關部門做一些改變有如登天之難!而在增加出口上,增加駐外經貿人員的配置其實可以促進更多的出口,是一本萬利之事;但相較於韓國,台灣駐外商務人員和據點都過於精簡,不足以應付當前之需。在促進國人消費上,可以設計各種誘因機制來獎勵國人消費,但目前沒有看到任何類似機制。連鼓勵生育的獎勵都小兒科到了極點,無法獲得顯著的獎勵效果,而沒有生育當然就沒有消費!此外,如何發展出新的服務產業值得重視。政府長久以來不重視服務業,其實許多新興服務業可以帶來各種就業機會,而其勞工訓練也不太困難,像法國個人服務總署就提出各種方案來建立新的服務業種,促進了許多就業機會。


 


    在供給面上,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勞工個人和企業進行各種訓練,提升其競爭力或減少其被替代性。政府會說有在做,但比起勞工總數政府做的實在太少,根本不符合現況之需。與其大發社會福利支出,應改採提升勞動生產力的方式來減少勞工被境外競爭者取代。最後,可以考慮採行許多國家使用的勞資協商的薪資調整制度,特別是新加坡所用的,在政府協助下獲得具彈性的薪資調整機制。當薪資調整具有彈性時,就業當然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準,而經濟成長果實也不易被資方獨吞。只是,這個政府的魄力,能夠採行這些需要有遠見、有執行力的政策嗎?


2011年11月7日 星期一

公平交易法可以這樣執行嗎?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11.7)

公平交易法可以這樣執行嗎


 


韓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十月底針對韓國三星、樂金和台灣奇美、友達、中華映管、瀚宇彩晶等十家勾結商品價格的面板母子廠商開罰,金額達到1,940億韓元,約為52億元台幣。這是繼去年美國司法部對八家台、日、韓面板廠提出反托拉斯調查,台灣廠商認罪受罰,歐盟執委會接著處罰五家面板廠260億元台幣(奇美一家就達到120億元台幣)之後,我國面板廠第三度因為同一件違法事件受到外國公平交易機構懲處的狀況!


 


這一次我國經濟部沒有像上次立刻跳出來「誓為廠商後盾,提供廠商所需服務」,而只是提到「真相如何廠商自己最清楚,但政府將會提供必要協助」,算是比上次進步。然而,一個國家的廠商聯合國內外廠商對出口價格進行勾結、操縱價格,涉及了國、內外的反托拉斯法或公平交易法,遭到三個外國主管機構的嚴重處罰之後,我國自己的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卻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態度上的表達,也不立案調查懲處,彷彿這件事沒有發生過一樣。在一個號稱「法治」的國家,天天嚷著「以法治國」的口號,卻又是一副「事不關己、置身事外」的態度,誠可謂「台灣奇蹟」之一,難怪國人對於台灣的法治毫無信心!


 


過去,當美國和歐盟相繼對台韓日廠商開罰之後,我國主管機關還可以裝成事不關己,以美國看歐盟的「非關稅貿易障礙」來蒙混撇清;但是當韓國主管機構針對自己(三星、樂金)和台灣廠商開鍘之後,如果我國主管機構還是不聞不問,就清楚顯示我國是在縱容廠商進行非法的國際貿易競爭,當下救被韓國比下 — 不僅研究發展比不上韓國,連執法的公正性也清清楚楚地在韓國之下!在這種狀況下,就算是表演一下也是必要;如果公平會還是「視而不見」,行政院應該加以督導執行;如果行政院不加以督導,監察院應該加以糾舉,不容一個法治國家有法、違法而卻擺爛!


 


其實,依照我國現行的公平交易法,最高的罰則也不過是五千萬元;相較於外國的懲處刑度,真是小巫見大巫,對廠商更是不痛不養!但是,一旦加以懲處,至少顯示我國是一個法治國,對國內廠商的管制不限於國內或國外行為,至少在國際上有個交代。否則,這個議題將來將會在台美、台歐以及其他自由貿易協定中,成為貿易伙伴關切的問題,妨礙諮商談判及協議內容;沒有遠見的政府才會坐視這種情境發生而唾面自乾。


 


如果公平會真的處以為法廠商五千萬元的最高罰度,正好凸顯我國公平法的罰度已經無法符合現時需要;目前要將刑度提高到營業額的十分之一的做法,就會有足夠的正當性,獲得國會的支持。此外,目前公平會計畫在修法時提出的所謂「窩裡反條款」,也可以成為國內廠商減少「損害」的途徑,成為說服國會支持的基礎;更可以成為廠商勾結操縱價格的風險,有效抑制這種違反社會正義的行徑!


 


我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正面臨關鍵的抉擇:而這個決定,將決定我國是否已經成為「先進國家」!


2011年10月30日 星期日

以台紐經濟協議邁向自由貿易 (旺報 名家專論 2011.10.31 )

名家-以台紐經濟協議邁向自由貿易


·          2011-10-31 旺報 【杜震華】


     經濟部日前宣布,我國與紐西蘭將就簽署兩地之經濟合作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共同展開可行性研究。這是繼新加坡之後,第二個與我國展開正式研究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國家。對於亟欲改善貿易被邊緣化的台灣而言,這「一小步」的確是自由貿易路途中的「一大步」,誠然可喜可賀。而對長期質疑政府執意要將台灣經濟「鎖進中國」的「懷疑論者」而言,這項宣布也不啻標示了一個里程碑,具有醍醐灌頂之效!


     依照一般慣例,和紐西蘭簽協議的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後,若獲得對雙方都有正面效益的結論時,雙方就會展開自由貿易協定(不管它叫什麼名稱)的諮商。而以紐西蘭經濟結構相當單純的情況看來,和它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時程相對於其他國家將比較快──除非國內有難以預料的產業杯葛!


     對紐西蘭而言,台灣這個第8雙方大的出口市場值得重視,特別是它已經簽署了8個雙邊或複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台灣已經成為它候選名單中名列前茅的簽署對象,其意願自然頗高。


     談判定調外力勿擾


     加上,中國大陸已經和紐西蘭簽署自貿協定,身為中國行政特區的香港也已經和其簽署,因此台灣要紐西蘭洽商自貿協定時,北京可說完全無置喙之處。也因此,這個經濟合作協議是否能夠談成,幾乎完全看兩方諮商談判的結果,不太會有外力干預。


     目前兩地的貿易並不算旺盛。我國在去年(2010)自紐西蘭進口的十大產品是:去骨牛肉(0.75億美元)、奶粉(0.38億美元)、高脂奶油(0.32億美元)、乳酪(0.32億美元)、奇異果(0.28億美元)、木材(0.25億美元)、去骨綿羊肉(0.2億美元)、帶骨綿羊肉(0.19億美元)、低脂奶油(0.18億美元)。而我國出口到紐西蘭的十大產品則為:汽油(1.47億美元)、不銹鋼(0.18億美元)、腳踏車(0.15億美元)、機器零件(0.14億美元)、聚脂纖維棉(0.1億美元)、聚對苯 二甲 酸乙烯酯(0.09億美元)、螺釘及螺栓(0.08億美元)、網路電話(0.06億美元)、鋼條(0.06億美元)、不銹鋼管(0.06億美元)。


     兩國總貿易值10.8億美元,其中我國進口值6.1億美元而出口為4.7億美元,逆差為1.4億美元。


     雙方貿易明顯互補


     顯然,我國從紐西蘭的進口以農牧產品為主,而對其出口是以工業材料及製品為主,也就是貿易上具備明顯的互補性。這樣的貿易型態對於實施自由貿易帶來的效率提升效果不大,但在政治上卻比較容易克服障礙。特別是台灣自紐西蘭進口牛肉、奶粉的貿易模式已經存在多年,其競爭者主要是具規模的乳類及肉類廠商,農戶數較為有限,政府要輔導其接受更高的競爭相對較為容易。


     由於紐西蘭和新加坡都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的成員,和這兩個國家簽署貿易協定有助於未來台灣加入這個貿易組織。然而,這個組織目前諮商中的國家還包括美國、越南、澳洲、馬來西亞等和台灣比較,具有相當優勢農業的國家。因此,想要在和紐西蘭及新加坡簽署經濟合作協議之後就接著加入這個「高品質」(貿易自由化程度極高)的組織,中間還需要某些協助台灣產業調整過渡的貿易協定。筆者建議應「策略性」地儘速完成和新加坡和紐西蘭的協議,再和泰國或菲律賓簽署協議,進一步調整產業體質,再水到渠成地加入TPP


     上述這些協議的洽簽,可以和ECFA的後續諮商同時進行,具有檢視大陸對台灣「誠意」的效果。如此這般,台紐經濟合作協議將成為台灣貿易自由化的關鍵。


  (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1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如何看待這一波的無薪假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0.27)

如何看待這一波的「無薪假」

無薪假事實上就是停薪留職,資方節省了資遣費,勞方卻受到沒有收入的打擊,政府有義務照顧勞方。

 勞委會表示,國內目前有三家企業宣布放「無薪假」,一家在中部地區,兩家在南部科學園區。這引發了社會大眾的關心,唯恐三年前開始的無薪假浪潮又會席捲台灣。我們認為無須對這些零星事件過於恐慌,但政府必須更積極地面對失業,以更有效的做法來面對問題,才可能解決問題!

 「無薪假」其實有兩種意涵:廣義的無薪假包括一般不計薪的請假行為,如部分企業的事假、留職停薪、長假、超過有天數限制的病假等。但是,在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襲時,台積電創造了這個名詞的新意涵:公司不解聘員工,但是在無薪假期間沒有薪支,隨時等候公司在景氣恢復時再回歸正常有薪上班。當時,行政院長吳敦義曾經說:發明無薪假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這樣的言詞曾經被勞工團體批評地體無完膚,認為吳院長無血無淚,拿勞工的痛苦開玩笑。

 然而,平心靜氣地思考,「無薪假」從經濟邏輯的眼光來看,其實還是有其正面意義。如果沒有無薪假,企業在面臨不景氣時的一般做法,可能就是裁員,而裁員要支付「資遣費」三個月之多,對廠商是一項不小的負擔。如果半年之後景氣恢復又要雇用新員工時,又要花費成本去「找到」新員工,還要花費心血去訓練他們,而其績效可能還是無法立刻跟上舊員工。因此,在景氣變動激烈之時,無薪假可以較有彈性地調整對於勞動的需求量,而長期下來的人力轉換成本會比較低。反過來說,在面對景氣劇降時,勞工們如果沒有無薪假,幸運的話他將會拿到三個月的資遣費,開始重新找工作,但可以找到的工作可能在內涵或待遇上並不滿意,而且還要重新適應,可能在職場上換來換去,也無法獲得滿意的工作。因此,如果有無薪假的設計,似乎對雙方都有好處。

 只是,無薪假其實對勞工還是不太公平,特別是當它是突然發生時,勞工根本沒有機會去進行各種「調整」。因此,勞委會對這種做法加以規範:它必須經過勞資協商同意、勞方必須有「最低工資」(否則可以要求資遣)、無薪假期間的雇主負擔健保部分不可免除、無薪假期間雇主不得明示或暗示員工仍然上班、資遣費和退休金不會因為無薪假而受到影響。在這些規範之下,勞方的權益就比較受到保障。如果不讓廠商在不景氣時放無薪假,在這種景氣變化劇烈的環境下,極可能迫使廠商選擇採用「派遣工」,其待遇及福利一般會較差,不見得對勞工比較有利。因此,在受到政府規範之下,無薪假的機制其實對經濟是有利的。只是,有關機關必須嚴格把關,要求廠商務必依照規範去落實勞工權益!

 但是,會落到廠商必須放無薪假,顯然是訂單大量流失所致。如果是外銷產業,它反映了國內的國際競爭力衰落,必須加以解決才是根本之計。比較國際間今年三月到九月半年期間的失業率變動狀況,我們發現部分國家和經濟體的失業率有明顯的下降:俄羅斯降一%、巴西降.三%、加拿大降.六%、義大利降.五%、德國降.三%、菲律賓降.三%、印尼降.三%、馬來西亞降.二%、新加坡降.一%、韓國降一.三%、香港降.二%、日本降.三%;然而還是有惡化的國家:美國升.三%、法國升.三%、英國升.四%。也有持平的,如泰國還是保持在超級完美的.七%,這當然是水災之前的狀況。我國約略降.二%的表現和韓國大降一.三%比較起來是非常差的!

 因此,台灣在許多競爭國家都有顯著改善的情況下,失業率卻沒有良好的表現,是應該檢討的。這可能來自於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產業過於集中於高科技資訊業,高度和國際景氣連動;企業研發投入過低,讓「藍海」快速成為「紅海」(只能靠價格競爭):中央銀行過於保守,讓韓國出口搶奪了台灣的市場;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陸續生效,排擠了台灣的商機;拓展海外商機相對於韓國不夠積極,喪失了可能的機會;資訊業生產過於依賴中國勞力,產業升級速度太慢;和韓國比較,政府對「經濟智庫」的投入太少,根本不清楚如何變成相對落後的!

 總之,企業的「無薪假」可以是權宜之計,但不應該以勞工的長期權益為代價;政府更應該負起責任,強化經濟競爭力來根本解決失業問題!


2011年10月24日 星期一

沒有行政效能 何來經商環境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10.24)

沒有行政效能 何來經商環境


杜震華


 


    世界銀行在日前公佈了2012「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2),台灣在183個經濟體中排列第25名。表面上看來似乎還不錯,但如果看到新加坡全球第1、香港第2、韓國第8、泰國第17名,我們實在應該汗顏。尤其是韓國從27名逐步往前上升到第19名、15名,今年再跳躍到第8名;而我國卻是由去年的24名退步到今年的25名,顯然國際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我國退步的項目包括「財產登記」、「申請信貸」、「保障投資人」、「跨境貿易」和「處理破產」;進步的項目包括「開辦企業」、「處理營建許可」、「繳納稅款」和「執行合約」;而「獲得電力」則是持平。其中「繳納稅款」進步了17名最為顯著,這和民眾的感受是相互符合的,因為在繳稅方面,台灣的稅捐稽徵單位的確做了許多努力,讓「繳稅」變得比較方便。顯然,這個報告的評估的確有其值得參考之處,做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然而,台灣許多項目的排名其實還是相當落後:上述的「繳納稅款」居然還是列到了第71名、申請信貸為67名、保障投資人為79名、處理營建許可為87名、執行合約為88名。最好的為第3名的「獲得電力」,這和一般感受到台灣的電力供應相當穩定、無庸憂慮的印象也是相互符合的。那麼,上述落後的項目顯然是其他國家做得比我們好很多,才讓我國已經列到「後段班」邊緣,改善的空間很大!


 


    只是,「經商環境報告」我國並不是到最近才認識它;而且「行政革新」也都隨時在做,顯然許多的政府部門還是在怠惰、混時間,甚至於刻意製造「效率低落」來創造「獲利空間」!例如,海關近日發現貪瀆問題,連帶爆出了「快單費」的普遍現象;易言之,海關刻意讓作業速度變慢,受不了的業者只好乖乖地交出「快單費」來獲得快速處理的服務。事實上,只要上面詳細規定好海關作業的時間,官員的效率自然就必須跟上,也就無法創造獲利空間。但無奈整個海關爛了,連副主管都因為貪瀆而被拘提,難怪整個海關會如此不堪。


 


    其實,「處理營建許可」的問題嚴重性絕對不下於海關。許多建築業者為了獲得快速核發建照而必須陪核照人員喝酒、「第二攤」,甚至直接在西裝口袋塞紅包,來獲得較快的服務品質。如果高層主管能夠設計有效率的流程,嚴管核照速度,當然就不會有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發生。但如果長官不管,甚至要跟著「分紅」,行政效率當然就如此這般,毫無長進。韓國排名上升是有道理的:它啟動了一套線上企業創辦系統,也啟動了一套企業訴訟的電子系統,當然就讓它的「企業開辦」項目變好了。


 


    這些項目的負責單位散見於各部會或中央及地方政府。行政院應該強力要求部會及地方政府以大量的資訊和網路化來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一個在世界上大量大量生產電腦的國家,無法在資訊網路的世界上名列前茅,是台灣的羞恥;所有政府官員都應該反省檢討,洗刷這項恥辱!


2011年10月23日 星期日

沒走魄力 就不配玩FTA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1.10.24)

沒有魄力 就不配玩FTA(杜震華)


2011 1024


 


去年(20104月雙英辯論ECFA時,馬英九總統清楚地宣告,在ECFA後他將親自領軍,推動我國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許多國人大為振奮,認為在兩岸和解下,加上總統親自領軍,「從中國走向世界」應可以更快完成。





的確在6月底簽署ECFA後,9月經濟部就傳出好消息:台星經濟合作協議已完成共同研究,將展開正式諮商談判。然而迄今已長達1年,卻還沒有看到顯著成果,令人好生納悶-為何最容易諮商的新加坡,可以談了一整年還沒有結束?若我國是以這種速度在「玩」FTA,不僅十年內進入TPP(泛太平洋伙伴協定)的機會極為渺茫,和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的時程恐將是牛步化,和韓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上的劣勢,恐怕只有越來越大!



新加坡是在國際上對我國相當友善的國家,其經濟結構也相當簡單,沒有顯著的農業來造成諮商障礙,理論上會很容易談;加上原來曾經和我國談到即將簽署的狀態,只因當時陳總統堅持要以政治實體(台灣)和其簽署而功虧一簣而已,因此要和星國達成協議應是更為簡單才是。然而,近日卻隱約聽聞目前雙方卡在農產貿易,令人大感詫異!據聞,我方農政單位質疑會有農產品透過新加坡向我國「轉運」,因而不願意開放農產貿易自由化。

 


台星協議除傾中污名


 


若傳聞屬實,這將會是國際貿易諮商的大笑話;因為如果這是個問題,全世界的自由貿易協定都不用簽了,因為都有這個問題!其實,自由貿易協定都有「原產地規定」,農產品貿易的原產地規則通常都要求「百分之百當地生產」才可拿到「原產地證明」,適用免稅規定。新加坡是何等行政效能的國家,若連新加坡開具的原產地證明還不能信賴,我們還有哪國的行政效能可以信賴?如果有人拿偽造的原產地證明來魚目混珠進口,必須要求的是我們自己的海關。我們的海關是有問題,但這是我國自己的行政革新問題,隨時都存在而必須大幅整頓,不應去妨礙自由貿易並阻礙國家進步





現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紐西蘭都在看新加坡,甚至說出「只要新加坡和你們簽署,我們會馬上跟進」的話。「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關鍵步驟就在「台星經濟合作協議」;少數官員似乎還不了解其關鍵性,不知只要台星協議簽署,其他國家跟進諮商,立刻可以讓政府洗刷「向中國靠攏」的污衊,竟然還顢頇地「技術性」杯葛這個協議,令人慨嘆不已!



總統大選還有3個月,若能快刀斬亂麻地完成台星協議,並和其他國家宣布展開諮商,馬總統大概可以「躺著」選上,立刻展開「黃金十年」衝刺,為台灣的「失落十年」進行彌補。但如果還是猶豫不決、怠惰拖延,將會落實部分選民「一個亂黨,一個爛黨」的批評;身為推動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領導人的馬總統,必須盡速顯現魄力、要求成效-真的,沒有魄力就不配玩FTA,全世界都一樣!

 


<經濟人語>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1年10月20日 星期四

郭台銘可以超越諾貝爾 (蘋果日報 論壇 2011.10.21)

郭台銘可以超越諾貝爾(許忠英、杜震華)


2011 1021


 


今年諾貝爾獎已公布各種獎項得主,世人自然又要感念諾貝爾和瑞典一番。然而,諾貝爾帶給世界的,豈止是每年諾貝爾獎所花費的8百萬美元獎金而已——它讓世人感念醫學、物理學、化學這些科技帶給人類的巨大福祉,願意以身相許來追求人類的幸福;也讓世人在追求物質之餘欣賞文學,體會到人類社會不可偏廢的人文價值。最重要的,在不斷失望之下還是要為世界和平全力以赴,以發揚和延續真、善、美。瑞典央行額外頒授的經濟學獎則告訴世人,有效率地使用資源來創造福祉,是追求上述目標不可或缺的手段!


 


應設台版諾貝爾獎


 


目前,獎金額度可以和諾貝爾獎媲美的,是香港影視名人邵逸夫獎;它的獎金額度100萬美元雖低於諾貝爾獎的150萬美元,但還是很高,也受到全球媒體報導;邵逸夫和香港當然也就善名遠播,同樣對人類社會做出顯著貢獻。邵逸夫獎的對象為天文、生命及醫學、數學,和諾貝爾獎的獎勵對象類似,今年諾貝爾物理獎的3位得主5年前已經得過邵逸夫獎,顯示兩者間有「錦上添花」的極大可能,是彼此之間的缺憾。





台灣過去已在人類文明中做出重大貢獻——在巨大的軍事威脅下,台灣竟完成經濟奇蹟和政治民主2大成就,並持續在影響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然而,如果有1個類似諾貝爾獎的項目,來表彰人類文明的努力,並且每年1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應該是台灣對自己和世界更有意義的貢獻。環顧全台,包括朝野,似乎只有郭台銘先生有此能力。郭先生在3年前的訂婚宴上曾經宣布,將捐出9成的財產做公益事業。當時坊間估計約為60億美元,即約略1800億元新台幣;如果以200億元台幣成立一個「郭台銘獎基金會」,保守估計每年以孳息2億元(1%)來頒發獎金,其總額就和諾貝爾獎類似。



如果頒獎對象包括藝術、環保、企業等,有別於上述2項大獎,不僅可以更具特色,也可以從更廣的面向來鼓勵人類對美好未來的追求。而如果基金額度擴大到300億元,那麼獎金將會超越諾貝爾獎,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獎項;屆時郭台銘先生創意性鼓勵世人的美名將名揚四海,而台灣也將因此沾光獲利,台灣人到世界走動將更受到敬重;因此,郭先生的義舉將對自己、對國家、對全世界都有重大貢獻,何樂而不為?如果能另外成立一個「台灣獎」,以「郭台銘獎」一半的基金和獎金額度來獎勵台灣的類似項目,那對於台灣的貢獻更將流芳百世!


旅日僑商黃秋茂先生曾因摘食鄰家水果被視為小偷而發願建設「秋茂園」,免費招待眾人摘食;縱使其後人目前已無力持續,但「秋茂園」的精神迄今仍不斷地被國人傳頌。迄今為止,國人對郭台銘先生的印象仍停留在「台灣首富」、「經營之神」等;然而首富可能換人,經營可能失色。如果能藉此轉型為「世界之光」、「台灣標竿」,才真的是可久可大!


 


許忠英為九份藝術村發起人,杜震華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


2011年10月13日 星期四

美中將會因匯率引爆貿易戰?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0.14)

美中將會因匯率引爆「貿易戰」?



 ││中國過度干預匯率,除了增強中國出口競爭力外,更促使該國成為美國的債務大戶,但也引起美國的反彈。


 



 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了「二一一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國商務部必須在符合條件的美國企業提出申請時,調查外國政府是否透過壓低匯率來補貼出口。如果查證屬實,則必須對該國實施「反補貼稅」。此外,美國聯邦政府也可以停止向幣值低估的國家採購商品。這項法案在參院一通過,立刻遭到中國的強烈批評,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發表英文評論,指出「美國一些政客再次將人民幣匯率做為美國經濟困頓的代罪羔羊。」中美之間因匯率引發的「貿易戰爭」,看來有一觸即發的態勢!


 



 「匯率」是一國貨幣以外國貨幣衡量的價格,例如一美元的價格為人民幣六元,當美元升值時,也許就可以兌換到人民幣六點五元。如果美元兌換人民幣升值,也就是人民幣兌換美元貶值時,中國大陸貨品以美元報價就會讓美國感覺到「變便宜了」,因為同樣人民幣價格的物品,中國廠商可以用較低的美元價格向國際間,特別是美國報價。這就會產生「國際競爭優勢」,讓中國大陸的出口增加。相反地,在人民幣貶值之下,美元是升值的,對中國來自美國的進口產品而言,必須要用更多的人民幣才能買到原來的進口貨,也就是美國貨物在中國變得更貴了,這會造成中國對美國的進口減少。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的結果就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促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或是美國對中國貿易的赤字)增加。


 



 如果中國人民銀行不去干預中國的外匯市場的話,中國對美國貿易產生大量盈餘的結果,基本上是會讓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元兌人民幣貶值的,因為外匯市場將會充斥著過多的美元供給和較少的人民必需求,美元自然會走貶。但是,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刻意阻擋人民幣升值,它可以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出人民幣,就可以讓人民幣趨於貶值、美元相反地升值,來造成有利於中國貨物對美國出口的競爭優勢,因為中國貨物對美國而言就會比較低廉。而在大量貿易逆差之下,美國朝野認為讓美國經濟難以復甦,工作機會也大量減少!


 



 由於過去長期以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存在著大量的順差,理論上人民幣應該對美元顯著升值,但由於中國人民銀行為了確保人民幣不要快速升值來打擊中國貨物對美國的出口,因此經常性地去購入美元,使得中國政府手上握有的美元外匯已超過三兆美元,繼續朝四兆美元邁進!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每年以「大麥克指數」來評估全球各種貨幣可能高低估的狀況,也發現人民幣其實被低估了四成左以上,算是相當嚴重的。雖然有一些假設可能不成立,所以「大麥克指數」不一定正確,但是人民幣「被低估」大概是可以確定的,這種手段在傳統貿易理論被稱為「以鄰為壑」,難怪美國在是過種種施壓之後,還沒有獲得中國足夠的「善意回應」之下,使出了目前這個法案的殺手? - 讓美國政府不得不對目前的貿易逆差做出一些較嚴厲的反應。



 然而,如果美國真的去執行這個法案,中國大陸為了「面子」和「裡子」問題,可能會祭出貿易大戰的法寶來回應,同樣報復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十餘年前美國因為中國對於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未加保護而對中國紡織品、成衣施加懲罰性關稅時,中國立刻取消對波音飛機的大量訂單,迫使美國退讓,而中國也做了一些「取締仿冒表演」來互相妥協。可以想見,如果這個法案進一步被眾議院通過的話,中國不會坐以待斃,必然準備好「以牙還牙」!

 其實,國際間喜歡以刻意壓低匯率來促進進口的國家還有韓國,但韓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沒有大到讓美國受不了,所以就暫時不理。其實,使用這種手法的國家通常會讓國內的本國貨幣充斥(因為中央銀行以本國貨幣購買美元來稱高美元),使得國內物價高漲。這樣的代價其實很大,消費者是直接受害者。中國大陸和韓國的物價上漲率遠遠超過台灣,就是這種匯率政策的結果。這使得用「購買力平價」來評量的人均所得,台灣超過韓國二成以上。



 我們認為,中美兩國的貿易戰不會因匯率法案而開打,因為成本很高,對雙方都不利。但是美國大選在即,法案通過是極有可能的,也順便給北京一些壓力,讓它自己做出更多退讓!


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攔截美國企業鮭魚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10.10)

攔截美國企業鮭魚


 


杜震華


台大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英國金融時報引用波士頓顧問公司的調查,指出中國的勞動成本快速攀高,已經讓美國企業掀起了回流潮。預期這項行動在2020年以前可以為美國創造出三百萬個工作機會,並使美國在石油除外的商品貿易逆差由3600億美元縮減為2600億美元面對這種資訊,經濟部應該善加利用,快速靈活地設法「攔截美國企業鮭魚」,至少讓它們當中的一部份游到台灣,以獲得「雙贏」的效果!


 


    事實上,自從中國大陸一兩年前頒佈了新的「勞動合同法」,課徵雇主更大的責任和成本、減少「出口退稅」的幅度,並陸續調高各省市的「最低工資」之後,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已經大不如前。不少台商只好外移越南、孟加拉等國,有的內遷到大西部或尚未發展的中原地區,但是遇到的障礙比起東部沿海大了許多;少數台商乾脆遷回台灣,甚至於放棄大陸事業的也有。經濟部藉此機會推動了「鮭魚返鄉」計畫,希望透過各種協助和輔導,吸引部分台商回到台灣投資,以協助解決台灣的失業問題。這項計畫雖然也有一些成效,畢竟台灣的成本相對過高,不容易對「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大陸台商產生顯著的影響。


 


    然而,政府大概沒有想到,美國的廠商也遭逢到和台商一樣的際遇,掀起了「鮭魚返鄉」的潮流,而且預期的效益竟然如此之大。因此,如果能夠以程咬金之姿,半路殺出攔截美商,應該可以獲得不錯的成果,讓曾經是台灣最重要的外來投資母國,再次和台灣合作,共創雙贏的結果。例如,摩托羅拉公司就曾經是台灣重要的外商,後來逐漸縮小在台投資規模,擴大在中國天津的投資;如果能夠說服其「反其向而行」—逐步擴大在台投資,取代回美國投資的話,其效果將會相當顯著才是。


 


    美國勞工部每年會公佈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勞動成本給美國企業參考。在以先進國家為主的34個經濟體中,台灣的製造業勞工每小時成本(包括直接工資和福利支出)只有美國的23%,位居第31位;也就是說,一位美國勞工的成本相當於四到五位的台灣勞工。因此,要將返鄉的美國企業「攔截」,台灣其實擁有相當大的誘因。而且,台灣的企業所得稅已經降低到17%,和香港一樣低。這樣的競爭優勢其實是相當強烈的。再加上台灣已經和中國大陸簽署ECFA,後續的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協議都已經展開協商,在台灣投資其實未來在關稅課徵及市場開放上比起在美國投資都有相對優勢,其實很容易成功地攔截想回國的美國企業。比較可能造成為問題的,只剩下用地成本是否過高的問題。如果經濟部可以多加規劃,讓有意投資的外商容易找到價格和地點合適的用地時,沒有道理迴游的美商不會停駐在台灣這個理想的地點。


 


    只要規劃一些資源給外貿協會,讓它有更多的人員在中國大陸進行對美國企業的遊說,應該可以順利獲得可觀的成效。政府應該看到這種「商機」,並且心動必須馬上行動才行!


2011年10月1日 星期六

景氣前景不明下的因應之道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10.2)

景氣前景不明下的因應之道

因景氣遲緩,主計處將經濟成長率往下調,然而基於數項理由,未來景氣還屬樂觀。

 經建會在九月底公布了八月份的景氣概況,景氣燈號由七月份的「綠燈」轉變為「黃藍燈」,成為二○○九年十月以來,也就是近兩年來的第一次黃藍燈。這顯示國內經濟景氣已經趨緩,讓各界產生了疑慮。再加上經建會主委後續在立法院答詢時提到:第四季的經濟成長不會比第三季好,使得各界對未來的看法更趨於悲觀。然而,我們認為,景氣狀況並沒有特別值得悲觀之處,只是政府和企業界必須高度戒慎,以更高的效能來安然度過未來這段期間的試煉!

 事實上,早在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主計處已經將今年的預測經濟成長率由百分之五點零一調降為百分之四點八一,主因是國際景氣遲緩、我國電子業出口受到衝擊,並影響到業界的國內投資,這也預告了今年下半年景氣遲緩的現象。行政院主計長甚至在九月底還表示已經下修的經濟成長率其實很難達成,進一步下修的機會頗高,使得各界對年底景氣不佳的看法更為普遍。這使得廠商雇用員工、調整薪支的規劃都受到影響,對勞工階級的不利衝擊頗大。

 然而,我們對未來景氣狀況較為樂觀,無法完全接受上面的看法,理由如下:首先,在九月二十日出版最新一期的世界銀行「世界經濟展望」中,雖然對於全球經濟展望看法保守,但是在亞洲四小龍中,對於台灣的成長預測還是維持在百分之五點二,高於韓國的三點九,類似新加坡的五點三,只低於香港的六點零,並不像我們自己這麼悲觀。

 其次,影響國際景氣最重要的歐債問題,特別是希臘是否會破產的問題,一直是國際間關切的焦點。但是,隨著德國在九月二十九日通過了「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額度大幅增加,以便對希臘提供更多的債務援助之後,已經使得歐債問題獲得解決的信心大增。各國,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消費和投資將會顯著增加,國際間的貿易出口將可順勢提升,也使得各國股市低迷的氛圍一掃而空。這些樂觀的發展將會影響台灣的股市和出口,也多少會讓國內消費較為成長,有利於台灣經濟景氣的回升!

 其三,來自日本和美國的一些新投資,例如佳能公司在台中和嘉義的擴廠,以及谷歌資料處理中心在彰化的落腳,不僅標示著近來相對上台灣投資環境的相對優勢已經提高,也會促成台灣本地的投資受到示範及啟發。加上台日投資協議的簽署,台灣成為日本異地備援的機會大增,將帶來更多的日本廠商投資。因此,台灣的國內外投資應該會有一些較顯著的增加。其四,中央銀行在這一波的「競相貶值」努力中,讓新台幣由二十八元多快速貶到三十點五元兌換一美元,讓台灣的出口產業突然間競爭力提升。雖然沒有韓國貶值得多,但比起近來匯率升值的中國大陸及新加坡等競爭對手,到底是獲得了一些競爭優勢。因此,縱然國際經濟情勢還有不明朗之處,但最遭的狀況已經過去,國際經濟景氣的恢復將會緩緩穩定下來,國內的出口表現也會率陸續跟上。

 然而,國內在面臨這種「乍暖還寒」的國際情勢之下,仍有諸多需要努力之處,以加速國內景氣的回升和穩定:首先,強化出口必須更為努力。經濟部對於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重視已經提升,但許多計畫迄今仍未產生顯著效果,有必要強化來提升成效。其次,確定要實施的國內方案可以儘早提出,以官民的投資相乘效果來提高投資的所得效果。其三,必須讓民眾對於未來保持信心,願意維持國內消費的成長,來保持這項國內經濟生產中最重要項目的成長。最後,政府是國內消費的一個重要單位,許多政府採購、投資的項目應該要高度注意,務必讓其快速而有效率地發包、擴散,以造成所得的連鎖效果,確保經濟動力不太足夠的情況下,還能保有可觀的成果!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購買力所得超英趕日之後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9.30)

購買力所得超英趕日之後


 


杜震華


 


台大國家發展所副教授 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國際貨幣基金最新公布資料,台灣以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達到三萬五千六百美元,排名緊追在德國之後,但是超越了英國、日本和韓國,位居全球第二十位,明確地已經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許多人不太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甚至會懷疑是否政府提供的資料有美化的嫌疑,讓許多民眾的「感覺」和這樣的排名有所差異!


 


    其實,國民生產的統計有幾個常見的資料:國民生產毛額(GNP)、國內生產毛額(GDP),以及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調整的人均數據。國民生產毛額衡量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一年所生產的最終商品和勞務透過市場交易的總價值,毛額則是指它並未扣除固定資本的消耗;國內生產毛額則是將統計的範圍由「國民」改為地理疆域的「國內」,比較能夠顯示國境之內的景氣狀況,在目前失業和景氣狀況較嚴重的情況下,相對受到各方的重視。而透過「購買力平價」來調整的數據,可以消除掉各國物價水準差異,以及匯率經常波動,所帶來的統計偏差;因此,目前在經濟學界的狀況,是如果有「購買力平價」的資料時,就不會用另外兩種資料,以利於國際間的比較。


 


    台灣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生產,遠遠超過韓國,並且和歐盟會員國相當的事實,其實已經存在多年;只是一般國人和媒體在每有弄清楚這些概念之下,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台灣之所以在「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人均生產如此亮麗的原因有幾項:台灣的物價長期穩定,不像韓國等地經常有顯著的通膨,造成台灣物價低廉;使用名目物價計算的台灣GNPGDP都會被顯著地低估。其次,台灣的匯率也是相對穩定,不會因為匯率的變化而使得GNPGDP無來由地上升或下降,而這也是韓國數據在不同年度並不穩定的因素。


 


    然而,就算台灣經過PPP調整的人均生產已經「超英趕日」,其實台灣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首先,這些數據只是將總量除以人口數所得的「平均數」,並不能代表每一位國民都能夠生產如此之多;由於「所得分配」的惡化,台灣許多的國民其實平均生產遠遠不及這個平均數。歐盟各國由於所得重分配政策積極而有效,其所得分配已經比台灣平均,所得接近平均數的人民相對多於台灣,造成的社會問題會小於台灣;這種所得分配平均化的努力,台灣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其次,如何獲得這些經濟生產,這些統計完全沒有觸及。台灣的環境問題比起歐盟國家嚴重許多,也就是生產這些經濟產品和服務時,我們付出去的環境代價其實高過歐盟國家許多,人民必須忍受一個比較惡劣的生活環境,這是人均生產沒有告訴我們的。另外,我們為了要獲得如此高昂的人均生產,每個國民必須「爆肝」工作-人均工作小時數在全球排名在第五名上下,超過了法國達到一半之多。也就是說,歐盟國家雖然PPP計算的人均生產和我們類似,但其實是以比較少的時間獲得的;在其生產力較高的情況下,他們可以利用節約的時間進行其他的休閒活動或是休息,生活品質其實大大地超過了台灣!


 


    因此,當台灣PPP調整後的人均生產「超英趕日」之下,努力的空間還是很大,朝野都必須認清這種事實,繼續追求一個更好生活品質的環境才對!


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如何在兼顧社會正義下協助卡債族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9.25)

如何在兼顧社會正義下協助卡債族

 
 數百名卡債族不滿現行法律無法讓卡債族重生,日前發起了「修法救卡債族」遊行,並且在中正紀念堂上演行動劇,呼籲朝野於本會期三讀通過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修正案。其訴求的三項重點包括:第一,納入客觀公正的第三人來協調債務;第二,卡債族只需償還本金一定的成數(如二或三成),就可通過更生;第三,卡債族若奢侈浪費超過債務半數以上,才不予免責。我們認為立法院必須重視這個問題,做出適當之修法,在兼顧社會正義之下協助卡債族更生,以免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安定及祥和。

 我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逐漸累積了大量的卡債族。這些「卡奴」的出現原因,一部份是來自於消費者無能力自行理財,導致日不敷出而累積了大量無法清償的信用卡債務,必須用「以債養債」的方式痛苦度日。有些則是財務產生問題,但借貸無門之下只好以卡債來暫度危機,卻造成無力償清的後果。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債務人必須自行負責的。另外,銀行為了獲利,不考量持卡人的財務能力,盲目發卡、鼓勵消費,造成了眾多卡奴的後果其實也必須負擔一部份的責任。

 因此,政府在原有的「破產法」以外,另外在民國九十六年七月立法公佈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希望讓受到卡債束縛,影響正常生活的「卡奴」們可以藉由法院的處理,和銀行之間協調重整債務,減輕卡債壓力、繼續正常生活。然而,可能是由於國人「欠債還錢」的傳統觀念極重,條文規範較為嚴格,乃至於迄今為止,估計大約八十五萬的卡債族群僅有約百分之二十四獲得了債務更生的結果,和美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國家的成效比較相對落後許多。特別是日本的比例達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台日之間的差距太大,卡債族們解套無門,乃至於討債逼迫、怨懟之情皆難以抒解,抗爭行動持續不斷!

 目前,「卡債族自救會」要求在新會期通過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修正草案」已經被民主進步黨列為「優先法案」,但是還沒有被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接受列入。在傳統上和銀行、財團關係較深的國民黨會有這種反應其實並不意外。但是少數自我行為不檢點、欠債卻奢華過日的卡債族也的確令人懷疑法案規範的放寬是否會造成「道德風險」,引入更多的新卡債族或強化舊卡債族來「揩銀行的油」!而在野的民進黨是否在利用這個選舉的時機,看上八十萬卡債族的選票,來進行選舉操作以獲利-反正是由和國民黨關係較為密切的銀行來承擔後果,導致朝野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無法產生共識,當然也有可能。

 我們認為,上面的疑慮當然都有其道理。然而,國內傳統上對於「貧戶」的補助標準嚴格,也是造成卡債族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政府不願意加稅來從事「所得重分配」的社會工作也是目前問題的肇因。而如果問題不解決,產生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也會造成未來執政者的困境。因此,某種程度的放寬修法,但是對因此可以解脫的卡債族群課以某種自我要求的責任做為配套,應該是比較好的解決模式。例如,可以要求獲得解套的卡債族群們必須提供債權銀行某種程度的「勞動服務」義務,由債權銀行指派其服務工作,來做為一種補償。由於這些經濟弱勢者通常難以找到高薪工作,因此提供其勞務供債權銀行使用,正好可以解決其「失業」問題,是一種債權和債務人雙贏的做法,而社會問題也會隨之減少。

 總之,我們認為卡債族的問題在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方都有責任,而政府難以擴大對貧困者的所得重分配也有失策之處,有必要尋求三贏的策略才能讓此問題獲得一個比較圓滿的解決。而這應該是某種法規上的放寬,同時對債務人課以某種義務才對!


從愛丁堡藝術節看台灣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1.9.26)

從愛丁堡藝術節看台灣(杜震華)


 


2011 0926


 


8月中旬,在總統夫人周美青擔任榮譽團長、文建會資助之下,吳興國先生帶領了由他創辦的「當代傳奇劇場」,應邀參加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演出改編自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的「李爾在此」,以京劇手法1人飾演10個角色;精采的演出獲得了觀眾的熱烈迴響,以及《泰晤士報》等媒體的好評,也讓台灣的表演藝術在國際上再次發光。這是愛丁堡藝術節第一次邀請台灣的表演團體演出,吳興國先生也成為首位曾經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和美國林肯中心藝術節等三大國際藝術節演出的華人,是另一位台灣之光!


 


然而,諸多台灣著名表演人才和團體必須透過國外著名的藝術節演出,才能獲得國人肯定,仍然是一個遺憾,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及目標。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讓我們透過愛丁堡藝術節來思考吾人應該如何努力吧!


 


年吸百萬國際旅客


 


開始於1947年的愛丁堡藝術節迄今已有65屆的歷史。目前由12個系列的節慶組成,以8月份的藝穗節表演為核心,但擴張到涵蓋了圖書節、科學展、軍樂展、兒童創意節、故事節、電影節、爵士節、美展、國際展、多元文化節、跨年祭等活動,全年隨時都有活動的狀況。





由於其藝術水準為全球頂級,兼具多元、創新和教育內涵,已經成為全球藝術家一生追求的演出夢想,也成為愛好藝術者的朝聖之地。當地50萬人口一年竟能夠吸引到100萬名國際旅客。2010年的經濟效益達到2.45億英鎊,約略為120億元台幣,直接創造了超過5千個專職的工作;其經濟生產已經超過高爾夫球產業,成為當地最大的產業。由於夏季熱門時節的住宿價格倍增,許多旅館業者夏季的收入就足以讓他們在其他三個季節到處旅遊!



幾個全球著名藝術節的共同特點,是都擁有源源不斷的創新作品、自行開發的獨特內涵、優良的表演場所、滿足不同客源的需求,才能夠吸引大量的國際旅客。

 


管理具創意有遠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管理上要具有創意及遠見,以及高效能的管理體制。蘇格蘭政府特別設立了「蘇格蘭活動部」(EventScotland)來負責辦理各種活動與節慶,而「愛丁堡藝術節聯盟」負責指導藝術節的發展方向,其董事會成員則來自蘇格蘭所有和活動相關的機構,包括政府、銀行、國會等,可以迅速、有效的和政府、國會進行協調,藝術節的發展會遇到的問題都可以透過這個聯盟和其他相關機構協商解決,這才是愛丁堡藝術節成功的最重要祕方。





台灣的確有一些活動有機會在政府協助下發展成亞洲著名的地方活動,例如台灣燈會、貢寮海洋音樂祭、平溪天燈、墾丁春吶、鹽水蜂炮、台中媽祖觀光文化節等等,但各有各的問題需要克服。



只要上愛丁堡藝術節的官方網站瀏覽一下,就可以對其規劃和資訊之周詳感到讚嘆,也會了解我們努力的空間何在。然而,台灣可能建構一個官民合作、有效能的「台灣活動聯盟」(EventTaiwan)平台嗎?

 


《經濟人語》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商業發展研究院顧問


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台灣人為何有錢不快樂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9.18)

台灣人有錢為何不快樂?

金融淨資產台灣排名全球第七,可是多數人覺得自己貧窮,除了嚴重貧富不均外,還有其他重大因素存在。

 安聯集團日前公布全球財富調查報告,台灣人均金融淨資產達到五點六萬歐元,全球排名第七位,為二十一個全球高財富國家之一。在亞洲排名則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超越了許多負債比率偏高的歐洲國家。這項報告是針對五十個國家在保險、股票、債券和基金所做的研究,在扣除了金融負債後,所獲得的結果。

 對於台灣獲得如此優異的排名,但是國人卻相對上不感覺特別有錢或快樂的原因何在,應該是許多人的疑問。其實,這個問題在每一次國富調查之後,社會大眾一般都認為其結果無法顯示一般人的感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社會客觀調查或研究和人民主觀感受之間顯著所有差異的原因何在,是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也是政府必須釐清「案情」、痛下針砭來加以扭轉的重大挑戰!

 第一個馬上可以想到的原因,當然是「所得分配」不平均的結果。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台灣當時的所得分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平均,但是在台灣殆於實施有效的所得重分配制度,而先進國家卻大力進行所得重分配之下,目前絕大多數的先進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所得分配已經明顯優於台灣。即使不去比較些所得分配的客觀數據,單單從三十年前台灣有錢人的生活享受和目前的有錢人的奢華程度相比較,也可以感受到目前的所得分配惡化的程度必然是非常嚴重的。上述的金融淨資產調查排名,只是從各國的總量簡單地以人口數平均,當然無法反映出各國財富分配的效果。

 其次,也許是文化因素,也許是發展程度的差異,亞洲國家特別是華人文化區域的儲蓄習慣通常優於西方先進國家,因此,西方先進國家所累積的債務,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通常都高於亞洲國家。這項調查是「金融淨資產」,也就是金融性資產減去債務的淨值。因此,即使西方先進國家的金融資產總額頗高,但減去高昂的債務之後,當然就受到影響,甚至低於日本、新加坡、台灣等幾個發展程度較高的亞洲國家。事實上,西方先進國家的國民喜歡娛樂、旅遊,往往花費掉大量的資產,而亞洲國家人民的消費習慣較為保守,這方面的花費近為謹慎,「卡債」的嚴重程度也不像歐美國家,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其三,這項調查的標的是金融性資產。金融資產是相對容易轉移的,在過去兩岸緊張對峙和賦稅較高之下,許多國人的資產是被囤積在海外,例如租稅天堂或投資於海外的各種標的物的。在兩岸關係和緩化之後,加上遺產稅和企業所得稅調降之下,姑不論其公平性為何,但的確會促使不少的海外資產往國內移動。這是從去年開始,房地產市場顯示明顯上揚的原因之一,因為巨額的資金由海外移入國內。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的金融性資產,當然會使得台灣這類資產的成長速度顯著地高於國際,提升了台灣的國際排名。

 然而,不管原因何在,眾多的升斗小民的確是「感受」不到這項優異排名的「效果」,甚至於會懷疑其正確性到底有多高。這種感受類似於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宣稱去年以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國內生產台灣已經超越日本一樣,讓許多國人感到詫異,難以接受這項「事實」。因此,對於政府而言這並不是好事,因為許多沒有這種「感受」的國人將會因此產生更高的「相對被剝奪感」,認為別人都比自己好,自己被社會「相對剝削」竟然比自己平日的感受還要嚴重!如果無法紓解這種感受的話,可能會損失更多的選票!

 因此,執政者更應該以此為戒,以提高弱勢者的福利來舒緩其怨懟之心,否則將付出巨大代價;然而,我國的決策者有此認知和魄力嗎?


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打造三高 此其時矣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2011.9.12)

打造三高 此其時矣


·          2011-09-12 中國時報 【杜震華】


     三天的中秋連續假期,原是家人快樂團聚或出遊的佳節,然而,不管是一高或二高,不少路段都出現嚴重堵車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已經存在多年,每年除了春節年假以外,所有的連續假期都是如此,已大大影響到國人的生活品質,特別是長假期的生活規畫。政府的交通部門不應該長期地以局部的道路整建來提供國人如此難堪的用路環境!


     筆者大膽的提出建議,盡速打造第三條南北向的國道高速公路,貫穿原來兩條國道未能經過之腹地,有效改善目前的南北交通狀況。而且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提高沿線原來土地的利用價值、提升擁有土地的農民之資產,一方面降低企業的用地成本,促進產業投資和地方發展,帶動全台灣進入網狀發展的世代!


     這個建議有幾個面向需要思考:一是有無興建三高的必要?二是如果有,路線應該如何規畫?三是有無經費、何時動工較佳?首先,有無必要興建?當然有!君不見,每到周休二日或長假之時,一高和二高在新竹以北塞得一塌糊塗,南部的台南高雄之間也是車滿為患。不只是假日,連平日上下班尖峰時段也是如此!此外,台灣西部平原最寬處有五十公里,以台灣經濟活動密度之高而言,三條南北向高速公路並不為過。


     其次,路線如何規畫?筆者認為原則上應該貫穿原來兩條國道未能經過之處;也就是大致上在新竹以北走偏向海岸的路線,在新竹到彰化之間轉向靠山的路線,到彰化以南再走靠海的路線,而且可以經高雄直達墾丁。如此一來,「三高」就可以讓北部濱海地區、苗中靠山地區、雲嘉南的濱海,獲得更好的利用;特別是雲嘉南濱海地區寬廣、土地較為貧瘠,可以開發出不少產業園區。例如目前政府想吸引日本和德國企業到台灣投資,在這個區域就可以產生一些不錯的製造園區;而最新型的農業及生物科技園區也可以在此設立。


     這些新園區在便捷的交通下,可以利用台中或高雄港進出口,加上設廠成本較低自然可以吸引投資。事實上,ECFA簽署之後政府的招商效果不錯,但卻面臨不易為外商找到合適設廠用地的窘境,新的園區可以解決這個日趨嚴重的問題!而且,雲嘉南許多外流的子弟將可在家鄉的新園區謀職而回流故鄉。


     或許有人會質疑,原來不是已經有一條「西濱快速道路」嗎,為何還要建三高?其實,原來的西濱較窄、有不少紅綠燈,速限只能到達七十或八十公里,和高速公路差異很大。而且,保留阻絕性較低的西濱對未來使用海岸發展休閒產業比較適當。而如果「三高」經高雄直達墾丁,亦有助於縮小南北差異。


     最後,在經費和時程上,當然是要排除萬難、越快越好。這項投資沒有列入「愛台十二項建設」中,但卻是有效促進投資和發展的重大經濟建設;現在不做,明天可能就會後悔。決策高層們,請務必三思!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