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如何進行國外「招商」？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2.23)

行政院如何進行國外「招商」？

 

    在兩岸簽署了「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後，加上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大幅調降，政府認為國內投資環境獲得顯著改善，值得到國際間進行「招商引資」的工作。於是，行政院責成了「經濟建設委員會」和「經濟部」積極到海外進行各種說明會來廣招國際企業來台投資。我們樂見這種對台灣有利的作為，然而依照過去政府施政的經驗，我們對於這次的招商工作其實並沒有十足的信心。馬政府是否真能展現行政效能，此次的招商工作可以視為一個指標；我們在此願意提供一些看法，供政府相關部門參考。希望這是台灣經濟再次受到國際重視的契機，而非再一次「周遊列國」之後，回國寫寫出國報告交差了事的「官場福利」﹗

 

    事實上，在兩岸之間完成了空運直飛、海運直航，並簽署了「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後，日本、新加坡和歐洲的部分廠商對台灣的確表達了興趣，考慮來台投資。加上營利事業所得稅在短短一兩年內，由百分之二十五降低到百分之十七；而且在兩岸簽署「商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之後，如果真能陸續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則在台灣投資的確會有若干經營上的有利之處。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事實上讓我們付出了不少政治代價，政府對於許多對岸政治發展的態度和發言，早已經「自我限制」；部分國人在兩岸交往中，也有意無意地「自我矮化」，如果還無法利用這些經濟優勢獲得顯著的招商效果，那麼這個官僚體系將嚴重地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國家﹗

 

    因此，我們要嚴肅地奉勸身負招商重任的官員們，如果你們將此事當成傳統的「官場福利」，藉機到處蜻蜓點水地辦個說明會，保留諸多時間去遊山玩水，回來之後隨便寫個報告了事的話，不僅對不起負擔爾俸爾碌的民脂民膏，也是在種下政府再次輪替的種苗，千萬不可等閒視之。

 

    然而，要能達到有效的招商何其困難﹗國際間的投資有其滾雪球的「群聚效果」：大批製造業往中國大陸移動的時候，沒有幾家企業會想到台灣；大批服務業者想要發展東亞市場的時後，除了香港、新加坡、上海以外，沒有幾家企業會想到台北。找到幾家企業參加記者會，簽署一些「投資意向書」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要真能落實來台投資，卻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如何在招商說明會之前、之中和之後，確認適當對象、邀請引發重視、吸引實際參與、具體呈現利弊、清晰判別利基，然後水到渠成地進入台灣投資，其實絕非一件簡單的事。

 

    關鍵因素之一，是要充分的做好功課：研究哪些國際企業已經來東亞投資，卻還沒有設立區域總部的；研析哪些國際企業是剛剛完成當地區域的擴張，正考慮要到東亞來投資的；哪些企業已經在新加坡設立區域總部，但目前兩岸的發展可以讓它認為台灣的地理優勢較佳的？必須清清楚楚這些企業的發展狀態，才能找出適當的「顧客」，再訴之以利、分析各種利弊得失，歸納出投資台灣或移往台灣可以為此企業帶來的效益所在，才能夠打動人心，採取行動。在招商大軍出發之前，「先遣部隊」應該已經和目標企業做過接觸，獲得稍微正面的回應；招商大軍出發之後的招商會議，其實是驗收戰果，並釐清部分模糊之處的場域，而不是「全新」的開始！沒有做足功課，貿然開個投資說明會只是虛應故事，斷然不會有顯著的成果﹗甚至於連該企業如果在台灣投資，模擬它的年獲利和其他地點比較會有多少，清清楚楚地告訴它們台灣確實值得它們投資，這才是有效率的招商引資模式。

 

    比較完整的投資環境介紹，必須包含一個外企主管在台灣的生活和家庭所需，台灣所能提供的環境都要能清楚呈現，包括一個四口家庭在台的生活費用、子女就學的設施如何、費用如何、各種休閒旅遊的環境和費用如何，唯有清楚呈現出來確實勝過香港、上海、新加坡，才可能獲得企業主管的青睞。

    七○年代初期，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親自出馬，獲得了矽谷的希捷公司(Seagate)首肯到新加坡設立第一家海外據點，其硬碟機產業從此讓台灣一蹶不振。經建會和經濟部可有這種雄心壯志？而迄今又做了什麼功課，可以承擔這種重責大任？我們拭目以待。

後五都的政府財經政策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12.20)

＜經濟人語＞後五都的政府財經政策（杜震華）

2010年12月20日蘋果日報

「五都選舉」後，執政黨保住中北部三都，在野黨續保南部二都。表面上藍綠打成平手，馬政府「期中考」通過考驗，但綠營總得票超越藍營，對藍軍繼續執政之路投下了變數。如果執政黨的施政作為沒有新的格局，即便國際景氣持續回升，ECFA陸續生效加持，其實很可能在2012年看到經濟表現不錯，但藍軍卻失去政權的後果。執政黨若真想保持戰果、追求「黃金十年」的目標，目前施政作為必須改弦更張，營造人民真正的「幸福感受」，而非專注於追求經濟成長﹗

 

目前執政黨的最大問題，在於財經施政無法讓中低層民眾感受到政策的「溫暖」；而兩岸關係改善的果實，也無法落實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媒體上近日報導有錢大戶們的豪奢消費及都會白領周年慶的搶購狂潮，帶來城鄉間「相對被剝奪感」的大幅提升；加上「好康」的政經施為繼續集中於中北部，南部好不容易靠著綠軍執政才享受到難得一見的「世運會」、捷運和安平港的脫胎換骨，讓南部人「站起來了」﹗這種自卑心理下的不平衡心態，一步步拉大了「南北差距」，不是北部以一般邏輯所能理解。

若執政黨真想持續執政來追求「黃金十年」，就必須以嶄新的作為來平衡南北的差距。政院可以責成經建會提出一個大型的「均衡地方發展全面計劃」，例如行政院會和執政黨中常會長期輪流在各縣市舉行並過夜消費，帶動地方媒體效果；在中央的會議之後就地舉行「縣（市）經濟發展會議」，邀請當地政府、社團參與，並就地宣傳當地當季特產蔬果；增闢財源專案提撥「區域發展計劃」基金，由行政院專案推動落實；修改法規讓投資於經濟弱勢縣市之企業享有更高的賦稅優惠，如企業所得稅由17％減到10％；各縣市設立「中央聯合辦公室」協助民眾處理中央相關事務，免除民眾奔波之苦；國營事業主動於貧困地區投資，以帶動投資和就業效果；大幅提高對弱勢民眾和失業者的補助、就業訓練資源、規模、輔助能量和積極度。

 

人民需求難以滿足

 

當然，照顧弱勢和失業者需要財源。建議以漸進方式將「增值稅」由5％逐年提高1％，直到10％（但中低收入者之生活必需品維持現狀），並專款用於改善「所得分配」相關計劃。歐盟國家目前增值稅最少15％（盧森堡），最高25％（丹麥、瑞典），對岸中國大陸也課徵17％，印度也課12.5％。我們最重視的競爭對手韓國，就是課徵10％。由5％逐年提高到10％其實相當溫和，但可以增加大量財源來提供所得重分配之用，應該可以受到人民支持。特別是在企業所得稅由25％降到17％之下，更有加稅的「心理空間」﹗

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心理需求是很難填滿的，別以為景氣回溫就會讓民眾滿意。政府必須以無比的決心、用心與魄力，才會打動民心、給予繼續執政的機會。而在執政狀況日益窘迫之下，政府能否「大開大闔」令人耳目一新，吾將拭目以待﹗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有這樣的政府難怪有不公平的社會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2.13)

有這種政府難怪有不公平的社會

台灣五家面板廠(友達、中華映管、翰宇彩晶、奇美)被歐盟以五年期間(二○○一到二○○六)「聯合操縱」市場價格而處以合計兩百六十億元的罰款；其中奇美的罰金更高達一百二十億元。原先和「台灣五虎」聯合操縱價格的韓國三星，卻因為轉做「污點證人」而獲得免罰的待遇，令台灣對手(或同謀者)忿忿不平；「娶某前、生子後」原來應該運勢特佳的新奇美大董事郭台銘更是惡語連連，咒罵三星是「抓耙仔」、抱怨政府沒有開放面板廠登陸、抱怨歐盟對奇美的懲罰過重…。

　郭台銘先生的怨氣可想而知：去年風風光光地入主奇美，從原先的機密代工進入品牌大廠，可說是「走路有風」、「喊水結凍」；沒想到部屬(或自己)評估不完整，平白無故地被一個價格操縱案的地雷爆掉了公司上百億元！財產損失不說，鴻海精準眼光失真、新經營之神的美名遭到玷污、面板業的未來更形坎坷，可能才是郭董內心淌血的主因。

　然而，事件迄今最令人驚訝的，卻是我國政府的反應。主管高層在得知台灣面板廠遭到重罰，而韓國三星卻以「窩裡反」獲得脫罪免罰後的反應，竟然是怪罪三星「沒有商道，走著瞧」！而對於我國違法進行國際勾結、操縱價格的廠商居然毫無怪罪之意，並且要和違法廠商「站在一起，提供必要的支援」。小老百姓看到「大有為的政府」的這種反應，不禁要懷疑：政府對違法大企業所提供的「溫暖」，似乎遠遠超過了合法中小企業的待遇！而如果政府在這種案件的反應如此，那麼對於國內大廠的價格聯合壟斷，又會採取何種態度呢？難怪政府每年提供給企業的研究發展經費數百億元，絕大部分都給了包括上述公司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支持經常是「點綴性質」。以政府對本案的反應看來，完全符合這種情況！

　稍微有點經濟知識的人，都知道廠商不進行一般應有的價格競爭，而去從事各種非價格競爭的「聯合行為」是違法的，只有中小型企業在特定的情況下經過申請被允許時才不會違法。原因是廠商經由串連勾結所形成的價格，將創造不公平的現象、獲得超額不合理的利潤，傷害到消費者和公平競爭的其他廠商，是所有政府都要禁止的商業行為。而在國際競爭中，市場結構屬於「寡占」的產業，由於勾結的成本較低，更容易受到各國反壟斷機構(如台灣的公平交易委員會、美國的司法部反托拉斯處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注意。國際間即使是大廠商自己的某些行為都經常遭到「濫用市場力」而受罰的挑戰，更何況是幾家廠商長年以秘密會議聯合決定市場價格的作法，其處分極可能嚴重到讓廠商元氣大傷、瀕臨破產！

　今天，我國廠商罔顧國內外法律，私下進行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受到外國的嚴懲之下，我國政府的第一反應，絕對應該是嚴加譴責，警告其他廠商應該引以為戒，而且要透過主管機構嚴厲查核這些企業在國內是否也是如此囂張犯行，若有將嚴肅處理絕不寬貸！今此不為，談什麼三星沒有商道，難道台灣的違法廠商就有商道？在國際間會相互勾結的廠商，難道在國內就會有商道而不會勾結？如果政府對這種廠商的國際違法行為要「提供協助」，是否對其在國內的違法行為會「提供掩護」？

　如同歐盟所言，新奇美是因為放棄了「寬容告示」期間的合作機會，才獲得重罰；韓國三星是沒有放棄機會而選擇「合作」，所以獲得了免罰。這是個典型的「囚犯難題」，但對於對手反應的判斷錯誤，以為對手是有「商道」而打死不招，反而造成自己重傷之下，也只有「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怪罪於對手沒有商道只凸顯自己的無知和無能。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高層的這種不適格、無官格的反應，不僅讓國際間看笑話，也讓國人深刻體認：原來台灣的「官商勾結」已經到這種嚴重的地步，乃至於中小企業到處受氣沒人聞問，大企業一日有難(即使是違法)立刻「兩肋插刀」，似乎「上刀山、下油鍋」都在所不惜！

　這就是我國大有為政府的表現，我國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小企業看得下去嗎？

五都選舉的財經效果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1.29)

五都選舉的財經效果


　台灣的「五都選舉」已經結束。表面上，執政的國民黨以三都勝選贏得了「面子」，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則以四十萬票的選票多數獲得了「裡子」；然而，這樣的結果卻會對財經的發展產生一些複雜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與因應。

　不少人認為「五都選舉」是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其結果將直接對總統大選產生絕對的影響。但其實兩者之間差異還是不小 │「五都選舉」談論的全國性議題到底還是有限，而且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和各種經驗還是主導選戰走向的主要因素，使得它和總統大選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然而，五都選戰之後各都的施政作為，以及選民支持政黨的慣性，或多或少還是會在不久之後的總統大選中發酵，這使得兩黨（特別是執政黨）不可能不對此次的選舉結果戒慎恐懼、惕勵以對，使得這場選舉的結果不能不對未來的財經走向產生一些影響。

　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全國性財經動向。基本上，由於選舉的結果對目前的政治版圖沒有劇烈的影響，執政黨持續獲得多數席位，使得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消除，會使得最近收手離開的國際資金快速回到台灣的資本市場，促使近期呈現停滯狀態的台灣股市繼續看漲。目前已經有投顧專家預期台灣股市將可上看九千五百點，比起目前的八千三百點大幅成長一千點以上。然而，我們認為台股短期內雖有上漲的條件，但未來漲幅的多寡還要是要看未來經濟的表現。如果全球景氣回升的情況持續不變，讓台灣繼續搭上全球景氣復甦的順風車，則當然有可能續往萬點邁進，否則，大盤維持在目前的狀況也是合理的現象。

　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外部重大因素，除了全球景氣狀況以外，當然還有兩岸間的經濟關係。如果執政黨有能力掌握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讓台灣繼續搭上彼岸的這班順風車，那麼台灣經濟前景自然會比較樂觀。而目前影響兩岸經濟運作的最大因素還是「兩岸經濟協議」（ＥＣＦＡ）的發展。雖然今年六月底簽署的已經生效，早收清單的幾百項貨物將從明年初開始分兩年三期免除關稅，十項上下的服務業開放也相互開放，但絕大多數貨物貿易的內涵以及諸多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在近期內展開。執政黨表面上在五都勝選，使其能夠維持這個開放的方向。然而，在野黨的選票增加並且領先執政黨，也對這樣的兩岸貿易開放談判投下些微的變數，促使執政黨必須更為謹慎地從事此項貿易談判。易言之，執政黨必須更謹慎地進行兩岸貿易開放的談判，以免其結果造成選票的進一步流失，危及總統大選的結果！

　然而，如果執政黨能夠善用「選票流失」這個「有利條件」來和對岸談判，獲得一個對台灣整體而言更為有利的結果，那麼這個「選票流失」的情況反而可以成為執政黨在兩岸經貿談判上的重大籌碼，來爭取台灣可能獲得的最大利益。而在台灣本身的「所得分配」問題嚴重、房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執政黨如果想在選票流失嚴重的「南二都」獲得止血效果、對中部地區選票逐漸惡化的狀況加以扭轉，並且在獲勝的「北二都」保持或擴大戰果的話，如何讓底層民眾獲得經濟的改善，又不讓中上層的民眾喪失支持的熱情，已經形成相當嚴峻的挑戰。如果經濟持續回穩，那麼執政黨可以運用的資源增加，則更為有效的「所得重分配」計畫和南部地區的重大發展規劃應該會受到重視，藉以扭轉執政黨長期以來「重富輕貧」、「重北輕南」的政策取向，並確保總統大選不被「翻盤」。但是否真能做到這樣的改變，則還是一個問號。

　總而言之，「五都選舉」的結果讓執政黨和在野黨大體上都「通過考驗」，台灣的財經大勢基本上不會受到影響，並且對台灣的財經現況產生正面的影響。但由於「北藍南綠」的態勢更為穩固，而且「綠地」更為蓬勃發展而頗有超越「藍天」的態勢，對於執政黨在「所得分配」和「南北均衡」兩方面的政策取向產生了更大的壓力。如果執政黨有魄力藉選舉結果突破現行僵化的財經政策，提出全新的施政思維，則對於執政大局將會有顯著的助益。否則未來的二○一二年我們極可能看到財經狀況不錯，但執政黨卻失去政權的結果！

官方該調查「幸福指數」了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11.22)

＜經濟人語＞ 官方該調查「幸福指數」了（杜震華）

2010年11月22日蘋果日報

根據報導，英國首相卡麥隆已經要求國家統計局擬定一套測量人民「總體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的方法來產生一套數據並定期（可能是每季）公布，以評估英國人民在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幸福感，作為英國政府進行決策時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如果一切正常，明年春天就會完成問卷設計並開始調查。其實，法國總統薩科奇去年也已經宣布，計劃將國內人民的快樂程度用來評估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而加拿大也正在研究實施類似制度的可行性。事實上，「幸福指數」或「快樂指數」的調查在西方先進國家早就受到重視：美國全球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長期研究多國人民的主觀幸福感受；近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和「地球之友」也公布偏重環境保護的「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 HPI）；國內主計處也在87-96年期間在「社會趨勢調查」中調查國人的幸福感受；但沒有比較詳細的調查，之後也已經停辦。

 

景氣好不等於幸福

 

一直到2008年中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首次較為完整的「幸福指數」調查才由一個新興的NGO（非政府組織）「台灣競爭力論壇」公布，並且在2009年中公布第二次的調查結果。兩次調查的結果竟然發現在金融海嘯衝擊之下，人民的總幸福感受是提升的！這似乎說明經濟景氣與否對幸福的影響可能和一般的直覺有異，值得長期調查追蹤，並根據不同區域、縣市、議題調查，作為政策施為的參考；如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將它作為勞工就業政策的參考一般，有其相當的重要性。可惜在資助企業受到景氣衝擊之下無法繼續支持，迄今還無法看到「台灣競爭力論壇」公布今年的調查！

但是一個有智慧的政府，不應該坐視如此有價值的調查中斷，或者是由民間NGO有一搭沒一搭地辛苦進行。由於涉及人民幸福感受的因素不少，包括家庭關係、婚姻關係、經濟狀況、社會互動、所得分配、居住環境、教育環境、交通狀況、民主參與、政治清明、兩岸關係、政府效能等等，都會影響到民眾主觀的幸福感受，甚至關係到選舉結果。2000和2004年的台灣大選，基本上都無法單獨由經濟表現來解釋；如果有這種調查，極可能就可得知為何有那種選舉結果。

聰明的政府當然應該利用「執政優勢」按時調查、公布結果，據以擬定政策影響民眾的投票。只要是客觀的調查，學界當然會進行相關的研究，其成果更是無價的資產，可以協助整個國家建構一個更幸福美滿的社會！

 

生活感受才是關鍵

 

不僅是中央政府該做，地方政府也應該每季或每半年進行調查，了解民眾對於「在地生活」的幸福感受，並弄清楚「幸福」或「不幸福」是來自何處──是道路不暢順、平坦？是公務員服務態度不佳、經常遭到刁難？還是路燈經常不亮、紅綠燈老出狀況？或治安不佳出門提心吊膽？還是巷道常被路霸佔用？這些調查既然是由公帑進行，就應該對社會公布，接受民意監督並自我鞭策，成為一國或一地進步的動力來源！

吳院長特別強調「庶民經濟」，請由最能夠了解庶民需求的「幸福指數」調查開始！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美國印鈔票救景氣的後果和台灣的因應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1.14)

美國印鈔票救景氣的後果和台灣的因應

　│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美國大量收購公債，釋出美金，有利美國出口，但衝擊他國的經濟，台灣應早日規劃對策。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Ｆｅｄ）展開了第二波的「量化寬鬆」政策（ＱＥ２），預計在本月到明年六月底為止收購六千億美元的公債，引發全球的抨擊。這個政策的邏輯和影響巨大，值得吾人關注。它也對政府金融單位施加了巨大壓力，必須妥為因應，以免淪為美國景氣復甦的「代罪羔羊」！

　傳統上，在景氣蕭條的時候，政府的政策選擇有兩種：一種是財政政策，另一種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通常是由政府舉債來擴大支出，造成整體需求增加而讓景氣復甦。「貨幣政策」通常則是透過幾種方式來增加「貨幣供給量」，貨幣數量增加之後銀行體系可以提供貸款的貨幣數量就會增加，利率也就會隨著下降。而廠商就會增加貸款來投資、消費者也會增加消費，造成景氣的熱絡。這些都是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教材，所有唸過經濟學的學生都相當熟悉。

　然而，這種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中已經發生變化。在一個金融市場並未國際化的情境下，貨幣數量的增加通常會讓「國內」的廠商增加借貸來進行投資，促進「國內」景氣的復甦。但是在一個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增加的貨幣數量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獲利機會較好，而資金在國際間的進出也沒有什麼管制之下而流到他國投資來獲利，不再像過去一樣投資在本國的產業。而大量的貨幣瞬間流向某些國家時，當然會造成這些國的貨幣升值，流出國家的貨幣相對貶值的狀況。

　因此，大量增加貨幣而且讓貨幣流出的國家，極可能因其匯率相對於貨幣轉入的國家貶值，因而在相當的程度上有助於該國的出口。而這當然也不利於升值國家的出口，形成了一種「以鄰為壑」的現象。此外，這些短期間大量流入的資金，會尋求各種有利的投資標的來進行投資，當它們進入房市就炒高了房價，進入了大宗物資就炒高了商品價格，流入股市就炒熱了股票價格，使得流入國面臨了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以及未來這些大筆資金獲利了結時可能產生股市或經濟「泡沫化」的壓力。這就是目前各國擔心美國聯準會收購公債、釋出貨幣，將使大量美元轉進他國造成他國匯率升值、影響出口和經濟成長的原因。巴西、中國和德國已經對美國大加撻伐，批評美國挹注銀行體系現金將會危害全球經濟！

　美國在去年（二○○九）三月提出了第一波的「數量寬鬆」貨幣政策，規劃在一年內收購一．一五兆美元的國債和抵押貸款債券，這其實也炒高了美國公債的價格，降低了美國公債的收益率，波及其他持有美國政府公債的國家。而如果美國的物價因為貨幣數量大增而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加劇時，美元也會跟著貶值，手上握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不管市政府持有或民間擁有，都面臨了「資產減少」的後果。因此，美國的「數量寬鬆」政策迫使其他國家必須嚴密監視其帶來後果，也讓中國等握有大量美元外匯存底的國家提高其他種類的貨幣來組成其外匯存底，避免美元貶值帶來資產縮水！為了抵制美國的作法，不少國家也採行相同的「印鈔票」作法來抵銷貨幣升值，其結果將造成全球性通貨膨脹，有專家甚至預測「全球經濟末日」將在二○一二年到來！

　我國的經濟體質相對於競爭對手向來還算不錯，當然吸引了許多「投機」的國際資金想流入尋求獲利機會，但上述的種種負面的副作用也難免，使得央行戰戰兢兢地要和這些「游資」對抗，至少使其無法獲得極短期的匯率撥動利益，而放棄台灣作為其投機或短期投資的標的。例如目前在每日新台幣升值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央行會在外匯市場閉市前硬是大量供應台幣，將台幣拉回沒有升值甚至貶值的狀況，干擾游資認定可以在台灣的外匯市場獲利的預期。這應該對減少游資進入台灣有效，也為央行總裁帶來「七Ａ」（連續七年被評為Ａ級總裁）的封號。

　然而，這種在尾盤時突然讓台幣大量貶值的作法，和新台幣在整個交易期間的真實匯率完全脫勾，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匯率（盤中和盤尾），妨礙一般廠商的國際報價，不是一種正規和合理的作法。既然巴西已經開始對外資徵收「托賓稅」（諾貝爾獎得主托賓提出對熱錢課稅），對外資投資於「固定收益證券」課稅，且稅率已由百分之四調高為六，韓國也準備在明年一月跟進的情況下，我國央行可以考慮跟進。稅率高低可以研究，但這才是正規作法。

美國這個全球巨人正以全球為代價來爭取復甦，我國真的得步步為營！

 

為何民眾對景氣回春沒有感覺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0.29)

為何民眾對景氣回春沒有感覺？

　政府經建部門對於今年的「景氣回春」甚感得意，但是又面對民眾對於經濟的感受不佳感到困擾，頻頻徵詢專家意見，既想為本身的工作績效增添光彩，又想為執政黨的五都選舉增添助力。然而問題出在何處卻似乎仍搔不到癢處！我們願意提出一些看法，為政府相關單位解惑，增強其解決問題的能力！

　首先，景氣的確對「一般人」而言還沒有「回春」。雖然今年前兩季的經濟數字亮麗，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十三左右，讓各種全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都達到百分之八或九，但是經濟成長的來源主要是出口和投資，而目前的出口和投資行為，主要集中在少數的高科技產業，和一般人民的關係不大，當然不會讓一般民眾感受到「景氣回春」。其次，比起金融海嘯發生之前的經濟狀況，現在的經濟情況仍然沒有超越，失業率還是高於海嘯之前，許多民眾的薪資甚至還低於海嘯之前，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不可能感受到景氣已經「回春」。

　其三，目前的景氣狀況的確是在緩慢回升，這也反映在股市的步步升高上面。只是，產業復甦的情況不一，景氣較好的產業通常從業人員較為忙碌，被電訪到的機會就比較少。進行這種調查的單位經常是商業雜誌，不像主計處這種極為專業的機構，能夠克服調查上的盲點，導致調查的結果極可能是偏誤的。例如，景氣較好的高科技產業和餐飲業、計程車業，其從業人員不只白天上班，大概晚間都還要加班到深夜，如何讓電話訪問能夠接觸到這些景氣恢復時首先受惠的族群呢？坊間的商業雜誌調查克服這種統計盲點的能力其實令人懷疑。其四，是所得分配的問題。如果所得分配越來越惡化，那麼景氣回春受益最大的極可能就是那些少數的高所得人士，高所得人士不定都是高科技業者，像台北是的百貨公司似乎業績都已經顯著回升，但獲利的可能是它的老闆，連雇員的薪資可能也還沒有提高。因此，眾多在所得分配末端的民眾當然不會感受到景氣回春。

　如果要讓一般民眾感受到景氣真的回春，我們有幾種看法：首先，經濟必須持續改善，讓所得提升的「乘數效果」持續擴散到一般民眾。由於目前國際經濟回春的力道不足，各種景氣指標似乎又有下滑的跡象，政府應該緊密監督擴大內需方案的各種執行成效，以免公共部門的效率欠彰影響到經濟表現。其次，吸引台商回台和吸引外資流入的工作要更為重視。目前經濟會正全力到境外招商引資，但是吸引台商回流的層級、誘因規劃和投入的力道似乎不夠。眾多台商多次指出必須讓外勞和最低工資脫勾的政策一直沒有解決，其實可以規劃幾個「經濟特區」的工資自由化，但規劃本地勞工必須進用相當的比例，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來擴大台商回流的現象，改善失業率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指出，對於許許多多當前經濟問題的研究，政府都沒有適當的掌握，乃至於許多「藥方」其實不是對症下藥因而幾決不了問題。例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台灣「奧肯係數」(經濟成長率每百分點對就業的效果)偏低的問題，政府到現在沒有適當的掌握，當然也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而這又牽涉到政府的研究能力和委託研究的制度性問題。由於中央經建部門極為忙碌，基本上無法進行深入研究，多半是委託研究智庫。但政府的研究預算越來越少，這和對岸中國或競爭對手韓國完全不同。若經建部門有一些可以靈活運用的經費，視政策需要隨時委託研究單位或個人，短期內全力投入某個課題的研究，就可以快速獲得較可信的答案，對症下藥加以解決。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在平面媒體提出問題，並做出簡單的分析討論之後，相關政府機構趕快找一些專家開會瞭解問題、提出解決藥方。這種決策模式相當危險，因為受邀專家連自己的發言也沒有多少把握，卻必須以「專家」的身份快速做出分析和建議﹗以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為例，中國商務部自己的研究中心有八百人的規模，直接研究人員達到四百位，我們的主要智庫卻只有十人上下在研究這個議題，如何和他們在談判桌上競爭？

　景氣回春人民感受不到？先瞭解如何能夠有效讓景氣回春再說吧！

高教國際化刻不容緩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10.25)

＜經濟人語＞：高教國際化刻不容緩（杜震華）

2010年10月25日蘋果日報

今年年初，大陸昆山「美國杜克大學昆山校區」動土興建，明年這所大學將是中國繼英國諾丁漢大學寧波校區、蘇州西交利物浦大學之後，國際頂尖大學在中國設立的最新分校。這個占地佔地約台大校總區八成大小（80公頃 ）的校園，將陸續建成商學、醫學、工程、法律、公共政策、環境與地球等學院，成為中國甚至是亞洲的頂尖學府，向全球招納六千位學子！

 

類似這種「教育國際化」的各種型態，早已在亞洲如火如荼地發生：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印度商學院是和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賓大華頓商學院及倫敦商學院合作創辦的；卡耐基美倫大學也和印度斯利那達爾大學設立合作項目，以低廉和較短的時間獲得雙聯電腦碩士學位；哈佛大學計劃在孟買展開合作培訓，除了提供高教外也將為官員和工商領袖提供管理課程。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更是中國、歐盟合作的典範，其全英文授課的企管碩士學程名列全球前25名。

 

星馬廣設英美分校

 

就在9月底，馬來西亞宣布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將在馬國雪蘭莪州設立醫學院，馬國和美國投資者將投資180億元台幣，配置600個床位和研究設備，藉以發展醫療旅遊業。然而，新加坡卻是全亞洲最熱中發展國際高教合作的國家：東亞管理學院5年前和英國威爾斯大學展開合作，讓100名英國學生前來深造；目前進一步合辦該校的亞洲分校，藉雙語教學優勢計劃在五年內將學生數提高到3000人，相同學程讓學生節省在英國的7成學費。事實上，東亞管理學院兩年前已和英國瑪格麗特皇后大學合作設立英國的首座亞洲分校，計劃招收6000名學生；隨後來自中國、印度和越南的學生立即迅速增加。在此之前，美國內華達拉斯維加斯大學所屬的威廉哈拉旅館管理學院早已在星國設立境外第一所分校。

新加坡的「世界級大學」計劃是在1998年展開的，十年內透過提供校舍設備和較大的管理自主權等優惠，計劃引進至少十所世界一流大學到新加坡開辦課程、進行研發、開辦分校；陸續引進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法國INSEAD商學院、賓大華頓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紐約大學、杜克大學、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喬治亞理工學院等大學開辦各種學程或分校。

 

吸留學生增競爭力

 

和國際一流大學合作培訓學生的結果，一方面確保星國的人才領先全亞洲，另方面為新加坡帶來大量外國留學生，建立一個穩固的區域教育中心和教育出口產業，也為星國的國際人脈網絡打造了堅強的基礎。優秀的留學生還可以獲得獎學金，並以服務年限規範來留住他們，最後以永久居留權將其轉化為星國最優質的人力資本來和全球競爭！為了顧及本地學生權益，限定外國學生數量在兩成之內；然而，目前已經有五萬名外國學生赴新加坡留學。

看看亞洲鄰國的企圖心，以及陸續流失的台灣青年菁英，你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未來會如何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0.10)

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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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隨著亞洲貨幣升值而大幅升值，成為金融市場上的重大事件。外銷廠商關切它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經建會主委認為應該尊重市場，呼籲廠商要習慣匯率的波動、吳敦義院長說他信賴７Ａ的央行總裁…。到底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值的後果為何？對台灣經濟是好是壞？央行的匯率政策走向是否正確？我們願意為不熟悉這個議題的讀者解惑。

　所謂匯率，就是一種貨幣用另一種貨幣表現的價格。當新台幣兌美元升值時，就是以美元表示的新台幣價格上升；反之就是新台幣貶值。新台幣兌美元升值後，使用美元進口的廠商會獲利，因為用一樣多的台幣可以換到更多的美元；但台灣出口廠商會受到不利影響，因為一樣的出口收益會換到比較少的台幣。因此，一般認為貶值有利於出口而不利於進口，而升值反是。

　由於早期台灣外匯極端缺乏，因此幾十年來的產業政策一向鼓勵出口、抑制進口以創造外匯盈餘。雖然七○年代後台灣的貿易順差帶來日益增加的外匯，但央行還是希望藉由「管理」的浮動匯率讓台幣貶值，以創造貿易盈餘和外匯存底。

　只是，外匯存底被央行(或銀行體系)匯集的同時，央行也同時釋出新台幣，因為它必須一手交出新台幣給出口商，另一手才能收進等值的美元。如此一來，隨著央行掌握的外匯越多時，市面上的新台幣也越來越多，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或壓力；除非央行出售手上握有的附利息政府公債，來減少流通的貨幣數量。而且，貿易帶來的外匯存底反映本國為外國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外國為我國生產的東西，外匯一直增加表示我國在為外國「作嫁衣裳」。雖然日後這些外匯可以用來進口外國的生產，但這等於目前我國免費借出資源給外國使用，不是明智國家該有的作為，也顯示國內沒有適當的投資或消費管道，只好將大量資源暫時供外國，而不是用來進行投資進口或適當消費來提高生活品質！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一國只要保有三個月進口所需的外匯就夠，太多外匯存底就會產生上述問題。台灣去年總進口金額為一七四四億美元，但去年受金融海嘯嚴重影響，我們改用前年進口值二四○五億美元為基礎，三個月即四分之一應為六百億美元。這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台灣只要六百億美元外匯就足以供一般進口之需。如果考慮目前國際游資頗多，需要更多外匯以備不時之需，則加上一倍也只要一千兩百億美元。但目前台灣外匯存底達到三七二○億美元，高居全球第四，遠遠超過國際經濟活動所需，連應付國際炒家的狙擊也綽綽有餘！我們難以想像，央行迄今還保持「重商主義」思想，三不五時就單方干預新台幣匯率，硬是讓台幣貶值幅度加大或升值幅度減少，來人為造成台幣偏低以製造貿易順差，卻還經常大言不慚地說：「新台幣匯率由市場決定！」

　先進國家也會干預匯率，但通常是在匯率變動過大，已危害到一般經濟運作時才會如此。但我國央行如此過度貶抑台幣匯率、協助出口產業的結果，是讓台灣產業和資源過度集中在出口，經濟成長的效益也偏向由出口商、特別是高科技產業享有。而這卻是以大多數人民犧牲了對高品質進口品的消費、無力到海外旅遊消費、進口商每每受貶值傷害為代價所換來的。

　其實，當資源問題日益嚴重之際，我國應該仿效對岸，使用部分外匯存底積極到全球各地去投資能源和礦業，以確保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能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這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過多的外匯存底，減少新台幣過多的壓力，也可以發展更好的國際關係，提昇台灣的國際化和影響力，並間接營造「台灣品牌」的國際形象。

７Ａ的央行總裁容易獲得，但國家長遠的整體利益更為重要，台灣廣大的民眾有權利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台灣的失業率太高嗎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9.27)

＜經濟人語＞：台灣的失業率太高嗎（杜震華）

2010年09月27日蘋果日報

2008年新政府上台後，不久就遇上全球金融海嘯。經濟嚴重不景氣伴隨失業問題每下愈況，引發了國人對失業率的嚴重關切。這種關切不僅關係到朝野的各種選舉，甚至會決定行政院長在明年的去留——只要失業率無法降到5％以內，吳院長將必須離開這個崗位﹗

 

然而，我國的失業率到底是好還是壞？好，有多好？壞，有多壞？我們向來都只和自己的過去比較：認為由5％提高到6％是壞，因此政府無能、官員該批﹗然而，如果沒有國際比較作為討論的基礎，只憑感覺關起門來恣意評論，顯示台灣社會還是一個囿於本土，沒有國際觀的社會。

事實上，台灣去年(2009)的失業率並不差：身為33個被國際貨幣基金列入「先進經濟體」名單中的一員，台灣失業率的表現次於12個先進經濟體，但優於20個先進經濟體；5.9％的全年失業率也顯著低於全球平均8.7％或歐盟平均8.9％。

在全球192個經濟體中，以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中情局的資料為本，除了20多個沒有資料的非洲國家（通常失業率相當高）以外，台灣排名為全球46名；但考慮部分國家的數據可能被刻意美化或過時（緬甸4.9％、奈及利亞4.9％、中國4.3％、不丹4.0％、柬埔寨3.5％、瓜地馬拉3.2％、摩爾多瓦3.1％、蒙古2.8％、寮國2.5％、吉里巴斯2.0％、塞席爾2.0％、巴紐1.8％、白俄羅斯1.0％，上述國家都不太可能如此之低），台灣的合理排名應該是30餘名。因此，無論是以全球排列或是和先進經濟體比較，台灣去年的失業率表現即使不算很好，至少也不能說差。

在金融海嘯強烈衝擊之下，全球受創嚴重。然而個別國家的表現差異極大——由表現最好的卡達(0.5％)到最差的莫三比克(95％)都有。 表現極好的還包括泰國(1.5％)、科威特(2.0％)、阿聯(2.4％)、挪威(3.2％)、丹麥(3.3％)、荷蘭(3.5％)；表現差的還包括諾魯(90%)、賴比瑞亞(85％)、布吉納法索(77％)、海地(66％)、土庫曼(60％)、吉布地(59％)、那密比亞(51％)、尚比亞(50％)等國，很難想像在這些國家如何生活﹗

 

表現優於先進國家

 

先進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3％)，最差的是西班牙(18％)；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來受到諸多讚美的愛爾蘭受創嚴重，失業率由08年的6.3％飆升到09年的11.8％；債務過高終至破產的冰島，失業率也由4.8％躍升到8.2％，09年2月時更高達9.4％；經濟龍頭美國也從5.8％飆升到9.3％。上述國家惡化的幅度都大於全球平均(由7.2％到8.7％)，顯示先進國家受創高於開發中國家。

台灣還是要檢討的，是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失業率「惡化」的幅度(升高了1.7％)高於另三條小龍的平均(1.0％)，特別是韓國(0.5％)和新加坡(0.8％)；但台灣也沒有墊底，香港惡化了1.8％才是四小龍的墊底者。是因為台、港比韓、星更依賴中國大陸，還是兩地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極少，還是有其他深層原因所致，有賴更深入的研究；而決策者更應早日釐清「案情」，俾便就「高失業率」對症下藥﹗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9.13)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

　　│台灣的產業不能侷限在電子業代工，應多元化發展，尤其是能源與生物科技，更要培植科技人才。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日前在演講中指出：台灣經濟發展正在「穩定下降」；在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台灣要有「改變的動力」，從技術層面改造品質。我們相當同意翁院長的看法，也呼籲政府重視這項看法，積極地尋找台灣新的發展動力！

　翁院長認為，雖然台灣經濟在八○年代曾經創下百分之十二的高度成長，但從此以後就「穩定下降」。隨後的高科技產業並未持續帶來經濟成長，而且六大新興產業（特別是能源、生物科技）所需的人才已經面臨嚴重的問題。翁院長進一步闡釋，由於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過於集中電子業，而且是利用他國技術來量產、管理，以精密度取勝。這種以「改善」（improvement）為主的科技相對於「發現」（discovery），無法帶動產業的新發展。此外，我國的產業政策缺乏前瞻性，例如目前全球出現的「超級細菌」已經「攻陷」日本，台灣在和日本接觸密切之下其實是岌岌可危，但迄今沒有因應對策。而在石化產業上，經濟部支持石化產業的發展，但卻看不到減少污染或環境問題的相對應作法，難以和民眾進行有效的溝通。

　我們對翁院長對於產業發展的觀察雖然不見得百分之百同意，但大體上是贊同的。對於翁院長以一位生物科技專家的背景身分，卻能對台灣一般性的產業發展問題做出如此精闢的評論與建議，有如暮鼓晨鐘一般，表示由衷的敬佩。呼籲政府不宜將這番肺腑之言當成學者的一般牢騷，應該高度重視並以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的高度加以處理，針對目前科技及產業發展政策的缺失加以矯正，才不枉費翁院長此番難得的建言。

　台灣的產業發展的確如翁院長所言，太過於集中於電子業，這當然是有其歷史和主、客觀的因素所導致的。然而，此番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已經顯示出來這種產業過度集中狀況讓台灣出口受到了過度的衝擊，以及景氣復甦之下其效果又難以普遍散佈到市井小民的缺失。但迄今為止，政府明明已經瞭解問題，卻看不到它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來扭轉這種不利的趨勢。

　而在生物科技方面，雖然已經被列入政府的重大新興產業，但由於台灣市場狹小，加上對於專利技術的保護不足，使得國內外的廠商投資都不足夠，就業市場也就沒有早先預期的那麼良好，影響到後續的人才投入，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這使得目前國際間最看好的生物科技竟然在台灣無法順利地發展。而政府除了提出要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以外，也無法提出更有力的發展配套來形成具有誘因的發展環境。其實，在金融海嘯之下，各種高科技人才難以獲得適當工作的情況下，正是政府設立或擴大研究機構以儲備人才的最佳時機，但是政府除了提供暫時性的一年期博士後就業機會以外，沒有絲毫作為。和韓國設立研究機構的氣魄比較，台灣的作法顯得相當被動與無力，各種研究能量當然無法匯集。翁院長身處於生物科技的前沿，當然對這種現象感到憂心！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國光石化設廠問題、中科園區擴張的爭議，以及媒體經常報導的六輕鄰近農漁業污染，乃至於日前報導麥寮六輕附近罹癌比例離奇偏高的現象，的確讓人感到憂慮。我們難以理解，同樣是幅員狹小的國家，為何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的新加坡可以做到環保和經濟發展並存不悖，而我國卻每每成為官民關係惡化、人民抗爭惡鬥的溫床。顯然我國在環保政策的實施上存有嚴重的問題。誠如翁院長所言，經濟和環保應可相容並生，但政府必須以周全的規劃和令人安心的執行力來說服民眾接受才行。而在台灣廠商在環保問題上每每記錄不佳的情況下，這的確是越來越需要耗費更多的心力才行！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如何才能讓新的產業為經濟產生新動力？如何讓台灣的環保和舊產業兼容並蓄，而新產業又能在政府足夠的誘因下源源產生？這些問題在在考驗著行政團隊的眼光和執行力。誠如翁院長所言，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它可以成為台灣的危機，也可以是個轉機，端看這個號稱「準備好了」的政府如何表現了！

平心論南山併購案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9.2)

平心論南山併購案

│　美國國際集團（ＡＩＧ）出售台灣南山人壽案在將近一年的審查之後，於日前正式被金管會否決，寫下我國史上最大金融合併案宣告破局的結果，受到各方矚目。我們認為這個合併案的否准將會產生重大影響，金管會應該趁此機會深入研究未來的審查標準，在核准條件研究上提出適當的標準，過猶不及都會損害到我國產業的發展。

　這個併購案之所以受到矚目，一來是它的金額二一點五億美元（約七百億元台幣）極為龐大，是我國金融業迄今為止最大的併購案。其次，是被併購的企業南山人壽是一家市場的領先企業，擁有四百萬保戶、三萬七千名業務員、總資產在一點七三兆元台幣左右，約占壽險業的百分之十五。其淨值一四○三億元占全體壽險業三分之一，是一家營運情況極為良好的企業。只是在母公司營運出了問題之後，才有意脫手來獲取資金的「受害者」。其三，是它的併購方來自香港，其股東成員複雜而被懷疑具有中國資金，可能在未來不利於台灣。

　這個併購案在審查之初，金管會就提出五點審查原則：一、買方需承諾保障保戶及員工權益；二、買方資金來源需符合我國法令規定；三、買方需有專業能力經營保險業；四、買方需對南山人壽有長期經營承諾；五、買方需有財務能力因應未來增資需求。而博智集團併購南山最終被否決，依金管會的說法是因其財務能力無法因應增資需求，以及無法對南山長期經營提出承諾，和其是否有中資背景並無關係。這樣的結果當然讓原意出售該企業的美國國際集團（ＡＩＧ）大感意外，讓南山人壽的員工鬆了一口氣，也讓擔心博智後面有中國資金的疑慮人士感到滿意。此外，上次競標沒有得標的競爭者，以及有能力募集資金的額外競爭者也都喜出望外，大有敗部復活的機會。此事尚未完全落幕，因為美國國際集團還是有可能提出訴願，甚至行政訴訟。但也有可能就此作罷，另覓買主。無論後續如何發展，我們認為它對台灣的產業政策其實已經造成傷害，值得大家慎重省思。

　在一個先進國家，一個併購案能否被批准，關鍵在於這項併購對於「市場競爭秩序」是否會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這通常是規定在「公平交易法」或「反托拉斯法」。而考慮的標準，通常是在看合併或購併的結果是否會讓併購後的存在企業變得太大，獲得顯著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而使得其他企業難以和其競爭。當然，在跨國性的併購案中情況會比較複雜，例如歐盟和美國就曾經為了飛機製造公司的併購案而意見相左，那是為了避免對手獲得太大的國際競爭力而產生歐美之間的矛盾。至於被併購企業員工的「福祉」，或是公司未來的「前途」，一切依照法律辦事，政府不會介入，也無力「照顧」到這些捉摸不定的東西。如果大家不健忘，當明碁去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時，德國政府求之不得，也沒有要求明碁要如何如何，而是由西門子這個被併購部門的工會出面，和明碁談判其未來的權益如何保障，政府是不會去「把關」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的政府只能「依法行政」，如果法律不周無法保護員工、顧客或國家的權益，就必須從修法著手，不應該是遇到有質疑和壓力，就趕快弄了一堆「原則」來卡，反而製造了許多模糊的空間和官員們可以上下其手的機會。這就是先進國家一再強調法規必須「透明」的真意，因為不透明、不穩定的法規長期一定會產生副作用，「愛之」的結果經常是「害之」。提一個最簡單的結果，下一次國際競爭力評比台灣的「法規穩定性」和「透明性」一定會有負面的評價。而南山下一個買主，在重重的營業限制之下，不太可能提出和博智一樣好的條件來併購它。

南山案的結果，可能因為台灣併購政策和法規不明確，造成未來沒有境外資金願意投入這個金融市場，阻絕未來我國企業在國際上尋求合作對象的機會，我們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建議金管會參考國際慣例、深入檢討，提出另各方信服的管制模式，協助我國金融產業順利發展。

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30)

＜經濟人語＞：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杜震華）

2010年08月30日蘋果日報

 

主計處公布了去（2009）年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的資料，最高收入20%的家庭收入（可支配所得）和最低收入20%家庭的所得倍數比，快速地由前年的6.05倍提升到去年的6.34倍，很快會超越2001年創下的歷史紀錄（6.39倍），顯示台灣的所得分配正在急速惡化。如果這個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很可能兩年後在亮麗的經濟成長數據下，我們會弔詭地再一次看到政黨輪替！

 

政府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行政院迅速召開了「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會議，提出各種改善的策略方向，要求各部會提出實際的施政措施。它們包括：促進民間投資，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就業水準、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改善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提升勞動生產力，增進所得水準、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

 

有效政策缺乏鐵腕

 

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固然多元，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全面執政就必須全面負責。綜觀這些策略，有些的確有效而有些其實無效；有效者之中既有短期性質，也有長期性的。如果無法在2012年總統大選之前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致令今明兩年之所得分配持續惡化的話，其結果會是該議題成為大選中的焦點，負面效果完全反映在大選結果，讓馬政府兩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上述策略中，有效的包括：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而在有效者之中，短期內可以產生顯著效果的只有（1）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2）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兩種。但在兩者之中，第一種必須要增加課稅，第二種則是要對窮人花錢；執政黨對前者缺乏勇氣，對後者卻又捨不得，因此情況並不樂觀。

馬總統和經建會都認為台灣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比較不算太差，客觀地說這是正確的。然而，所得分配狀況的發展無法脫離主觀的環境來談，台灣在1980年左右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是最好的前五名之一，但是目前已經被大多數的中西歐和北歐國家超越，原因在於他們大規模地利用租稅和移轉的措施來重新分配所得，租稅包括所得稅和稅率在20%上下的加值稅。

 

當心「拉丁美洲化」

 

台灣若要參考，可以採用加值稅但免除生活必需品課稅，讓富人多繳加值稅而窮人則少繳；再以這種稅收支持窮人的社會安全和福利支出，當可大幅改善所得分配。由於富人較少而中低收入者多，政治上也具有足夠的誘因來實施此項措施。

目前所得分配最差的國家包括巴西、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巴拉圭、瓜地馬拉、巴拿馬等南美國家，其吉尼係數都超過0.5，導致政府像跑龍套地忽左忽右，政策難以持續、穩定。香港和新加坡雖然也在0.5上下，但「國情」特殊而沒有類似問題。台灣雖然只有0.34，但絕不可認為情況還好就不以為意。70到80年代，台灣富人極少而且低調，且窮人只要想做加工或加班就有機會；目前就業困難而富人相對較多，加上高調消費且媒體恣意渲染，人民的「相對被剝奪感」較當年嚴重許多。如果只想應付了事而蹉跎了大好時光，則台灣的「拉丁美洲化」可能會就此展開！

退場機制不是毀台條款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8.14)

退場機制 不是「毀台條款」（杜震華）

2010年08月14日蘋果日報

 

施明德先生日前在報紙刊登緊急呼籲，指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第16條終止條款是「毀台條款」，必須加以刪除。他擔心如果未來政黨輪替之下不接受一中原則，北京將可運用終止條款讓ECFA失效，使得股市崩盤、資金外流、台灣經濟崩解，後果比停建核四更嚴重！施先生憂國憂民的遠見令人欽佩。然而，身為這條「退場機制」的提案人，筆者也願意提供一些看法供施先生和關心者參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國際之間的條約大概都有「終止條款」，提供簽約各方在持續條約的環境已經不存在時，可以退場的機制。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有終止條款。這些條款幾乎都相同，就是簽約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書面通知對方要求終止協議之下，六個月後協議就會失效。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上世貿組織的網站去查閱各會員體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來查證上述的狀況。東協和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確實沒有列出終止條款，而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中國和香港、澳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也沒有這個條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港、澳已經屬於中國，理論上不會有「終止」的情況發生，但東協和中國所簽的協定沒有終止條款，雙方都必須承擔風險，未來雙方執行協定的條件變得極為惡劣時，沒有一種結束合作的機制將是極為棘手的問題。

兩岸的ECFA在去年春天經濟部研擬草案時，是參考東協和中國的版本，因此就沒有這個終止條款。3月29日經濟部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召開第一場對外說明會時，由於受邀的幾位人士，不斷批評這個協議將讓台灣「萬劫不復」，筆者於是建議增加這個條款；如果未來實施之後真如質疑人士所說，會讓台灣經濟陷入絕境的話，至少有個「退場機制」來依循規範進行退場。再說，雖然筆者認為ECFA可以讓台灣經濟獲得大量商機，然而經濟是動態的，沒有人能夠保證台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一段時間之後還能保持優勢。如果未來台灣大部分產業都「落入敗部」，而北京卻不願意修改協定讓台灣喘氣的話，有這個終止條款作為籌碼也是好事。

 

終止條款是個保障

 

最後，中國有所謂的「諸侯經濟」，萬一中央承諾的開放無法落實到地方，導致「經濟合作」的結果是我方完全依循協議開放，對方承諾的開放卻讓我們「看得到卻吃不到」的話，有個終止條款做為籌碼對我方好歹是個保障。當然，有個終止條款可以讓質疑的人士緩和其反對的力道，讓這個協議早日通過嘉惠台灣經濟，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

這些考量就是筆者當時提出這個條款的初衷，有興趣者可以參閱隔日的《自由時報》。該報將這個建議列入「愛台灣」的發言之一，顯然是認同這個條款對台灣有利。施先生目前的說法，認為它將成為北京要脅台灣接受統一的「撒手鐧」，至少在當時沒有人如此認為，也不可能會是諮商談判代表的「賣台」行為。

事實上，要以這個協議來要脅台灣就範低估了台灣的意志力和實力；在北京正在國際上積極營造「和平崛起」的圖像，並認定兩岸關係已步入「和平發展」的互動時代時，尤其顯得突兀。

 

國人應對台灣的執政黨、在野黨，以及對岸領導者的智慧都多一些信心，台灣的前途才會更加光明！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2)

＜經濟人語＞：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杜震華）

 

2010年08月02日蘋果日報

近日由於擴張工業區徵用農地所引發的衝突，台灣內部又掀起了一波「環保」與「經濟」何者為先的爭議。隨後在麥寮台塑六輕發生了近來第二次的大火之後，馬總統總算說出「環保優於經濟」的談話；這可是政府高層首次說出讓重視環境者窩心的言詞，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是否真正重視環境保護，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一個檢驗國家是否重視環境的簡單指標，是看該國是否配合聯合國在2006年11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舉行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上發起的「為地球種10億棵樹計劃」。該計劃迄今已經被170個國家響應，並且到去年（2009）底為止為地球種下了74億棵樹﹗

其實早在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Wangari Maathai受到一家在美國種下百萬棵樹的企業啟發，就在肯亞推動了「肯亞綠帶運動」，前後在12個非洲國家種下了3千萬棵樹，成為上述聯合國計劃的起源。結合了「去森林化」（deforestation）對人類生存威脅的認知，全球有自覺的國家早就已經如火如荼地以增加森林面積來重建環境、綠化家園。

其結果當然顯著：雖然從1990年到2007年全球年均「去森林化」的速度是0.2％，但是高所得國家卻呈現年均0.1％的「森林化」成長率，特別是歐元區的年均成長率約達0.65％，相當令人驚豔。而沙漠極多的中東和北非，居然也可以達到0.35％的年均成長率，相當不容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也由90年代的0.3％負成長轉為2000-2007的0.2％正成長。令人擔憂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然以年均0.5％的速度減少森林，次撒哈拉非洲更是以年均0.65％的驚人速度耗掉森林；而南亞也由年均0.2％的正成長轉向0.1％的負成長。

 

愛護環境淪為口號

 

負面的發展主要來自低所得國家年均0.7％的超高速惡化，連中所得國家也以年均0.2％的速度繼續耗用森林。但是少數非富裕國家的睿智卻令我們推崇──糧食壓力極大的中國，在90年代居然可以以年均1.2％的速度力挽狂瀾，並且在2000-2007期間將力道加大到令人驚訝的2.1％﹗然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埃及，它居然可以在這兩段期間分別產生3.0％和2.5％的年均成長率。同樣讓我們豎起大拇指的有：突尼西亞（4.1％、1.9％）、烏拉圭（4.5％、1.3％）、科威特（3.4％、2.4％）、愛爾蘭（3.3％、1.9％）、賴索托（3.4％、2.6％）、越南（2.3％、1.9％）、西班牙（2.0％、1.7％）、敘利亞（1.5％、1.3％）。這些國家巨大的差異性，讓我們只能用「決心」才能解釋它們為何成功。而耗用森林最嚴重的則是蒲隆地（-3.7％、-5.5％）和多哥（-3.4％、-4.7％），如果不改善大概20年後就會是「童山濯濯」的景象矣﹗

而台灣呢？15年來台灣的林地面積可說是文風不動、毫無長進。不管計劃多麼美好，休耕農地再多，多麼想「參與」聯合國，我們的森林面積就是如此這般；只不過，這和我們天天嚷著「愛環境、愛台灣」的口號倒還蠻一致地﹗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規劃增稅減支以降低國家債務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7.30)

規劃增稅減支以降低國家債務


　審計部公布了九八年度中央政府決算審核報告，歲入歲出短差為新台幣一六一一億元，為近四年來的首次短差。超過四兆元的債務餘額也創下了歷史新高，在不增加舉債的前提下，需要六二年才能夠還清﹗我們認為目前政府不只是不該繼續擴大債務，而且應該立刻規劃以擴大稅收、降低支出來積極縮減債務，別再債留子孫，剝奪了他們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當然，去年是相當特殊的一年。莫拉克風災和金融海嘯迫使政府必須舉債因應│莫拉克風災的特別重建預算七七五億元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一九一○億元，加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舉債二二八七億元，使今年度舉債預算數達到四九七四億元，也使得中央政府的舉債金額持續升高。中央政府長期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已經從民國九十年底的二點六四兆億餘元，逐年增加到九八年底的四點五六兆餘元，八年間增加債務一點四二兆餘元，若再加計未滿一年的債務二千四百億元，債務就高達四點三兆餘元。雖然距離「公共債務法」所設的國民生產四成（五點二兆元）上限仍有一段距離，但是平均每位國民欠下約二十萬元的債務，可說是怵目驚心！

　政府債務高漲的後果，產生了種種的問題：首先，政府無力進行各種生產性的軟、硬體建設。近年的經驗顯示，在政府無力進行公共建設之下，各種藉助民間力量的ＢＯＴ建設可說是問題重重，經常和原本的預期差距巨大。而近來桃園機場的設施簡陋、國際評比落後，也清楚顯示了近年來政府無力改善公共建設的後果。其次，政府無力進行社會政策的推動，使得社會發展逐步偏離理想的狀態。例如，台灣人口結構失衡，少子化威脅著人口結構的適當發展，但是政府除了提供一百萬元的鼓勵生育「口號」之外，根本無力仿效西方國家提出真正具有誘因的獎勵生育措施，這當然是負債累累之下的結果﹗其三，政府無力進行所得分配的改善。由於債務高漲，政府無力補貼或協助弱勢家庭或個人，使得所得分配逐年惡化，引發社會議論和不滿。其四，行政部門長年無法調整待遇，也無力提出較為優厚的差異性獎金來獎勵卓越的公務員和教師，使得龐大的政府服務部門士氣低落，逐漸影響積極性和行政績效。

　然而，不管是亞洲的香港、新加坡，或是中北歐國家，卻都能夠維持健全的政府財政。其道理其實很簡單，香港的政府不隨便以政策來「賄選」，中北歐國家則是以相對較重的賦稅來達成設定的國家目標。舉例而言，丹麥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九，遠高於台灣的百分之四十；此外，這些歐洲國家都徵收顯著的加值稅，稅率大約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台灣的加值稅只有百分之五，加上所得稅率低而且逃漏稅嚴重，當然國家貧窮、人民相對富裕但上述的公共目標越來越難達成！

　我們認為，是到了設計降低公共債務、提高政府效能的時候了，特別是在今年景氣好轉、失業率緩慢下降的此時此刻。如果節流困難，我們建議提高消費性的加值稅五個百分點。其實，許多國人在國外就經常見識到外國沈重的消費稅率，以美國紐約市為例，聯邦稅加上州稅再加上市稅約略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顯然我國由百分之五加五個百分點成為百分之十，和先進國家比較還是相對偏低的。我國國民租稅負擔比例近年已經降到百分之十三以下，為全球最低的前幾名，卻還在降稅，其實是極度不可思議的！

　馬總統曾說：要做對的事情，即使是失去選票。我們佩服馬總統說這句話的氣魄，然而，如果經常做對的事情，顯出改革魄力的話，人民反而會以選票來表達對睿智者的支持，不見得會喪失選票。特別是在景氣好轉、政府債務創新高的此時此刻，我們呼籲馬總統和行政院長：增稅、減支來降低政府債務正是此時此刻的當務之急，請表現出你們的魄力吧！

ECFA應有的配套措施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7.5)

＜經濟人語＞：ECFA應有的「配套」措施（杜震華）

2010年07月05日蘋果日報

 

嚷嚷了一年多，「兩岸經濟協議」總算簽署了前菜－－「架構協議」，後面兩道大菜（貨品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雖說將會曠日廢時，但也會在架構協議生效後半年內展開諮商談判，台灣和她最大貿易對手（中國大陸）之間的「自由貿易」即將展開。其結果是否真的會如馬總統所言－－台灣將由中國走向世界，或如同反對黨所言－－將被北京鎖在中國，很快就會得到答案。在這段過程中表達立場、付諸行動來贊成或反對的各方政治勢力，未來都會在歷史洪流中因判斷正確而獲榮耀與茁壯，或因誤判而必須付出代價與萎縮﹗

 

台灣在這個「架構協議」附帶的「早期收穫清單」中似乎「獲利」頗大－－對大陸出口貨品有539項列入名單、出口金額佔對大陸總出口的16.1%，遠大於台灣給予對岸輸台的267項產品、佔大陸對台出口總額的10.5%；而且清單中完全不包括農漁產品和被台灣認定為弱勢的產品（這些都被北京認為是在「讓利」）。對於名列早收清單的產品，台灣將可在兩年後完全免關稅下大舉進軍大陸市場；而大陸所獲以原材料為主的早收免稅貨品，將可用來降低台灣廠商的生產成本、強化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馬總統躊躇滿志，配合兩岸海空直航的順利實施、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到百分之十七等利多因素，除了宣示今年經濟成長率將以百分之八作為努力目標之外，順勢責成行政院成立「全球招商專案小組」，並將在國家安全會議下成立「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督導推動創新、招商工作。蕭副總統也接受訪問，強調台灣將藉由ECFA而「轉大人」。剎那間，「六三三」的選舉支票似乎兌現有望，台灣即將要成為「亞洲貿易樞紐」、「亞太區域總部」，甚至是「全球經貿中心」！

 

適當選擇弱勢產業

然而，許許多多該有的「配套措施」，迄今卻殘缺不全或根本付諸闕如：首先，17項弱勢產業的選擇是否適當？有無必要重新確認？例如眼鏡、鐘錶、日用塑膠製品、包裝紙箱、水泥製品等弱勢產業都沒有被涵蓋在內，未來將由「市場機制」任其自生自滅？其次，950億元「因應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的輔導資源將如何規劃使用？行政院在二月份核定的方案是一套因循目前舊制的「新資源分配方案」，沒有針對受衝擊產業個別規劃，顯然無法應付未來需要。其三，大規模受衝擊產業勞工的轉業培訓計劃尚未規劃提出，行政院只為勞委會畫了一個大餅（325.5億元），似乎要等到大規模失業發生時才要提供轉業訓練！其四，農業部門似乎頗陶醉於18項「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陸方單方提供的農漁早收清單）中，無任何顯著的預先因應方案，似乎準備在真正和美國、東南亞各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這種時間其實不會太遲），對手兵臨農業城下時才要提出因應方案！

更嚴重的是：面對所得分配可能因更快速經濟成長而惡化的狀況，行政院沒有任何因應規劃。回想2000年時，執政黨在經濟成長率6%、失業率3%的情況下卻遭到「政黨輪替」的慘痛經驗，似乎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而如果無法針對立法院立法怠惰、警界黑白掛鉤、司法無能去腐、官僚僵化無能等問題全盤改革，ECFA的成功只會激發人民更大的非經濟性需求，反而會重演政黨輪替的戲碼，馬政府切忌得意而忘形！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簽署ＥＣＦＡ存在盲點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7.1)

簽署ＥＣＦＡ存在盲點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台灣是賺或是賠藍綠各有不同的解讀，雙方應該尋求如何使台灣更  好。

　海峽兩岸選擇在七年前香港和中國簽署ＣＥＰＡ的同一天(六月二十九日)簽署了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架構協議」），提供海峽兩岸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無限的想像空間。到底這個「架構協議」是台灣淪為「祖國統一」祭品的開始，還是在維持政治獨立性之下，開創「黃金十年」的里程碑，未來的歷史將會揭露答案。所有表達看法和立場的黨派，都必須在歷史的長河中，以自己的信譽和前景來負責﹗

　本報長期以來，基於對這塊土地的熱愛，以及對自由民主生活的珍惜，經常表達對這個協議的疑慮。然而，既然協議已經簽署，而在「生效」條款之後，政府也順應民意增列了「退場機制」，我們願意在此暫緩全面性地探討這個協議，深入地探討這個協議的內涵，提醒政府尚未備妥的「配套」措施，以免在廠商尚未嚐到甜頭之下，社會就開始慘賠﹗

　「架構協議」從文字上看來，似乎沒有觸及兩岸的政治地位，早收清單表面上似乎也是台灣獲利較大。但是以「兩會」的方式簽署協議存在著政治風險，因為「終止條款」只陳述「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但如果「另一方」被對岸解釋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或其「會長」，而「協會」或「會長」如果「因故不存在」的話，就會有「如何通知」或「通知有無效力」的問題。因此，在兩岸政府無法正式承認對方，並以政府名義簽署的情況下，這個協議的文字是有瑕疵的。

　其次，和「東協和中國」的「框架協定」比較，它們的協定在「貨品貿易協定」部分清楚地定下了談判的時程，也定下了整個降稅完成的時程。但是兩岸的「架構協議」卻沒有類似的規範，這對台灣是不利的。因為這次的「架構協議」，在中國政府看來是在對台灣「讓利」（其實不然，以經濟學角度看「讓利」越多才是「獲利」越大），如果他們想在「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中「要回去」的話，可以沒有壓力地和台灣磨時間，甚至用來換取台灣對其要求政治談判的妥協。因為目前看來台灣政府表現地比較需要這個協議，可以讓台灣在時間壓力之下讓步。其三，對於台灣十八項農漁產品的免除關稅，可以說是「為德不卒」，因為還有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稅」沒有去除，而這麼高的增值稅足以讓台灣農漁產品的競爭力大幅下降，無法真正「照顧」到台灣農漁業，只是達成其統戰宣傳的效果。

　其四，對於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北京政府迄今還是不願意放手。其對台機構的說法是必須承認「九二共識」，可是執政的國民黨是承認九二共識的，而且也說要在世貿組織架構下簽署，在這個架構下台灣不過是個「關稅領域區」，根本不涉及是否為「兩國」的問題，但中國政府卻還不願意承諾不會杯葛。這種態度值得政府加以檢討或做更積極的努力，否則無法說服人民將來簽署其他的貿易協定將可順利成行！

　更大的陷阱，在於馬政府目前沾沾自喜，認為經濟成長率將達到百分之六以上，甚至設定百分之八為目標。在這樣的預期下，政府上下完全以「經濟成長」為唯一目標，完全忘記了一個國家真正追求的應該是人民的幸福。如果所得分配的確如同一般認為，會在經濟較快速成長之下變得比較不均的話，就算「架構協議」對經濟成長會有一些效益，卻可能帶來不少人民在比較之下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增加，反而覺得幸福感下降！

　這樣的陷阱其實在兩千年的總統大選已經發生過一次。當年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六，失業率是百分之三，以目前的標準看來都還不錯，但是國民黨卻失去了政權！也就是說，以經濟成長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會產生極大的盲點，不是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唯一的施政目標。可是目前看來，執政黨除此以外，對於社會正義、所得分配的努力幾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誠懇地告誡政府：「架構協議」仍有盲點，也不要被它沖昏了頭！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6.25)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杜震華）

2010年06月25日蘋果日報

國內某媒體以頭版頭條方式，報導立法院法制局與預算中心曾赴香港考察中港簽署的「更緊密的經貿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但報告卻因內容過於負面而被擱置一事。報導指出，香港在簽署CEPA之後：企業多遷往中國大陸；本地幾乎沒有製造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眾多中國人入港工作拉低了香港薪資水平，使貧窮人口越來越多。

如果是要「先射箭再畫靶」來為「反ECFA遊行」暖身，作者沒有特別意見；但若真有意了解「香港現象」和CEPA是否有關，就有必要深入了解，以釐清事實真相。

 

工廠遷中國存在多年

上述不少「香港現象」基本上是存在的，但要將它們都歸諸於是簽署CEPA的「因」所造成的「果」，則有待商榷。兩件事實雖有先後次序，但並不見得就有因果，除非已經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影響因子，這是任何研究者都應該有的基本認知。

許多資訊告訴我們：在CEPA之前，這些「香港現象」早已存在多年，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簽署了CEPA之後就更為嚴重；若想要將這些現況歸罪給CEPA，就必須以更嚴謹的研究方法來說服民眾，否則只是低估國人的智慧。

香港由於勞工成本高，製造業遷往中國大陸早已存在多年。其製造業生產佔總生產的比重在1980、90、2001、03、04、08分別為24%、18%、6%、3.7%、3.6%、2.5%，製造業離開香港最快速的時期應該是在90年代；簽署CEPA之時不到4%的製造業比重其實已經非常低，後續降到2.5%要說是因為簽署了CEPA所致，可能需要更多的嚴謹推論。例如，設法證明本來可能是要上升的，但CEPA卻讓它繼續下降﹗

再說香港因為簽署CEPA而讓貧富差距變大，也只能說是「假設」而非「結論」。香港的所得分配原來就是有名的不均以衡量所得分配比較適當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而言，香港在1986、91、96、2001、03等年度分別為0.453、0.476、0.518、0.525、0.522，到了2006年成為0.533，這已經接近拉丁美洲分配最差的巴西(0.55)、玻利維亞(0.57)，當然遠遠超過台灣較平均的0.34。

 

全球化拉大貧富差距

然而，這些數據卻顯示香港所得惡化最嚴重的時期是在1991-96期間，2003年後的惡化極為有限；可能全球化的趨勢就可以完全解釋這種變化，不見得和CEPA有何顯著關聯，硬要扯上它顯得勉強。

最後，香港薪資是否在下降？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顯示，在2000、03、04、05、06、07、08年的香港僱員平均月薪分別為：11574、10854、10535、10671、10985、11379、11359港元；這顯示從2000年到2004年的香港工資的確是下降的，但之後的三年就是連續上升的，而且都高於簽署CEPA當年的薪資，直到金融海嘯的08年才又下降。這樣的數據如何說服別人CEPA造成了香港工資下降？

「參訪」有時的確可以協助我們釐清一些困惑，但是客觀數據的重要性不會較低。反對ECFA可以由某些面向切入，但以上述的「香港現象」來否定和中國大陸簽署貿易協定，推論的邏輯太過勉強、對民眾毫無說服力！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後ECFA簽署FTA 之策略(蘋果日報 論壇 2010.6.15)

後ECFA 簽署FTA之策略（杜震華）

2010年06月15日蘋果日報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已經獲得突破，依預計時程簽署不成問題。雖然還要在後續的「貨品貿易協議」及「服務貿易協議」中處理沒有被列入「早期收穫計畫」清單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務項目的開放模式，但為了平衡台灣的貿易對象，目前國內識者已將注意力分散到台灣應如何選擇下一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對象的問題上。

 

目前浮出檯面，被考慮的對象包括了美國、日本、新加坡、紐西蘭、澳洲、菲律賓等國。這些國家對我國各有優劣之處：和美國簽署當然有政治效益，但經濟上不見得是台灣的最佳對象；因為製造也是她的強項，台灣不見得佔到便宜。另外，美國的農業競爭力可能讓台灣難以招架，和她「自由貿易」帶來的國內反彈可能極大；而如果農業不大幅開放，美國大概也不會和我們簽署！日本雖然農業保護頗高，和我國容易找到「共識」，但製造業強烈競爭力可能還是難以招架─中韓目前也只是找日本「研究可行性」，還未正式和日談判，應該是對日製造業競爭力感到憂心。

 

東協國家不敢領頭

 

新加坡是經常被提出的國家，她的確也有意和台灣（及其他所有周邊國家）簽署。然而，新加坡的關稅原來就已是（或接近）零，簽署的話主要是要相互開放服務市場，台灣的服務業和新加坡相比可能是「自曝其短」，加上還要對其調降貨品貿易的關稅，那麼台灣極可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有人認為和新加坡簽署可以突破東南亞市場，殊不知自由貿易協定中都會有「原產地規則」的規範，沒有在當地加工生產到相當程度通常無法獲得「原產地證明」，要從新加坡「突破」東協市場其實不太可能。

紐西蘭和澳洲的確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頗為積極，兩國的製造業也都不算強，可以讓「台灣精品」長驅直入。但是，兩國的農牧產品極有競爭力，其教育產業又執亞太地區之牛耳，要台灣開放這兩種領域，可能又會讓台灣面臨極大壓力而難以定奪。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有可能：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馬來西亞對台灣的經濟效益相對最大，而菲律賓對台灣的經濟成就向來是垂涎不已，當然會有基本的興趣；但兩個國家對中國百般敬畏，可能不敢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其他東協國家也是一樣！

因此對台灣而言，並沒有一個完美的簽署對象。如果要早日簽署來形成「示範效果」，卻又不希望造成太多「損失」的話，類似「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或她的成員國應該在選擇之中。
EFTA（包括挪威、冰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本身只對工業產品自由貿易、成員國規模不大、和台灣距離遙遠，卻又都是先進國家，可造成示範效果卻不太會對台灣造成衝擊。更重要的是，她積極簽了21個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在談判中的還有9個，包括和中國及香港；和她簽署應沒各種政治和經濟風險！

最好的方式，是先向對台灣有興趣的各國發出訊號，然後對有正面回應的國家評估選擇，再多方談判諮商。北京還要和台北繼續諮商另外兩個協議，不太可能杯葛，我們要加緊營造自由貿易的大環境！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鮭魚返鄉的時刻到了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6.11)

鮭魚返鄉的時刻到了

│中國已不是世界工廠，逐水草而居的台商不如返鄉打拼，政府更應該改善台灣投資環境，以降低生產成本。



　全球著名的鴻海企業發生一連串的員工自殺事件，演變到郭台銘董事長決定將鴻海企業的員工薪支提高一倍，到熟工（三各月以上）每月兩千元人民幣，相當新台幣約一萬元。同時取消相當員工十年薪支的高額死亡撫卹金，以防度持續不斷的自殺事件，並強迫休假以洗刷「血汗工廠」的污名。這項決策震驚全球，特別是在中國投資的眾多台商。我們呼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審慎考慮，如果要環境許可，優先考慮「鮭魚返鄉」，和這塊母親大地上的同胞們共同奮鬥！

　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三十個年頭，平均國民生產在二○○八年已經達到二九四○美元，遠遠超過菲律賓的一八九○美元和印尼的一八八○美元，逐漸逼近泰國的三六七○美元。易言之，中國的勞工已經不再是過去傳統認定的「廉價勞工」了。尤其是在二○○四年以後，各地的基本工資年年調漲，就在這一兩天，深圳基本工資就調高了百分之十五點八，達到月薪一千一百元人民幣。即使鴻海不調高工資，中國官方也會逼得台商提高工資。鴻海早一步調高待遇，其實只是走在官方之前一步，並策略性地洗刷「冤屈」、吸引更優秀的員工，已達到逐步提升產品價值的生產模式。

　鴻海這樣的作法，並不見得會影響太大的獲利。因為它是一家在中國擁有九十萬名員工的龐大企業，有足夠的議價能力來和下單的國際大廠商議價，將提高的勞動成本轉嫁給下單的大企業，再進一步轉嫁給龐大的消費者群。但是，其他眾多的台商可就不一定有這樣的能力，只有當絕大多數的企業都無法承受勞動成本的上升之下，才會被迫提高價格來維持最起碼的正常利潤。因此，在這段調適期間，所有被鴻海影響到的鄰近廠商都必須忍受勞動成本大幅提高的成本壓力，否則就會有找不到勞工，或遭到勞工罷工的風險！

　其實在二○○四年後，已經有部分台商受不了勞動成本的快速提升，放棄了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而回到台灣投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內部統計顯示，這種台商達到了八百家。部分台商是回台投資不同的產業，然而也有案例顯示：部分廣東的製鞋台商轉而由珠江三角洲進口製鞋的材料和設計，在台灣從事高價值的鞋類製造，從事品牌的生產，銷售到台灣和海外先進國家的市場。雖然自創品牌相當辛苦，獲利的時間也要花費個幾年，但企業主卻認為這才是長遠之計。進一步深入中國的大西部或其他內地，衍生的運輸成本和效率的下降，其實不見得會讓情況獲得改善。而進一步外移到東南亞或非洲，因為語言文化差異更大，風險更高而不見得有信心。就算夠成功也不保證能混到何時又會發生問題！

　當然，回台投資對許多台商而言還是成本過高，或是上下游網絡已經不如中國完整。但是，如果政府有不錯的配套，是可以在相當的程度上解決這些困難的。土地成本是台商經常抱怨的一個問題，目前經濟部表面上已經將部分工業區土地的價格打折後進行「標售」，這對廠商而言價格還是過高。如果能夠事先公告計畫將以固定的「開發成本價格」出售給有意回台投資的台商進行「預約訂購」，只要訂購量未超過閒置量，就以該固定價格出售，但若未能在半年內實際設廠，則政府保留以原價買回的權力，而投資三年以後才能過戶擁有，就可以讓工業區土地真正讓有意回台生產的廠商使用。另外，還是可以在雲林或嘉義的農業區設立新的產業園區，提高農業縣分的就業機會，也可以降低回流台商的土地成本，達成互利雙贏的效果。

　當然，不見得所有的中國台商都可能回台投資，若無力如此，我們呼籲這些台商未雨綢繆，以有效的研發創新來提高附加價值，並以其他國家的投資來分散風險。否則，極可能會在中國不斷提高的勞動成本下迅速「滅頂」！

高等教育是平民教育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6.7)

＜經濟人語＞：高等教育是平民教育（杜震華）

2010年06月07日蘋果日報

又是畢業時節，滿校園都是拍學士照準備離校的畢業生。然而，不少的大學畢業生又要為台灣的失業率推波助瀾；許多人不禁要問：難道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是一種普遍的全球現象嗎？

其實不然。最近30年來，全球高等教育雖然倍增，(粗)就學率由1980年的13％提高到2008年的26％，但充其量也不過是每4個適齡人口有1位可以上大學罷了，為何我國的問題如此嚴重？

 

進一步觀察，低所得國家的高等教育就學率30年來幾乎文風不動，維持在6％左右的低檔；中所得國家雖然由10％快速上升到23％，但還是不高；最嚴重的是高所得國家，由原來的35％倍增為69％，的確有讓「菁英教育」轉變為「平民教育」的傾向。但是台灣卻像搭了直升機一般，由16％暴衝到83％，擴張的幅度達到4倍，這不會造成供給過剩才怪！

目前，高等教育（粗）就學率維持像台灣這種「高檔」的不多：古巴（122％）、韓國（96％）、芬蘭（94％）、希臘（91％）、斯洛維尼亞（85％）、美國（82％）、丹麥（80％）；儘管其中有競爭力不錯的美國和芬蘭、丹麥等國，卻也有經濟出了大問題的希臘。全球其他國家都在80％以下；而大部分先進的歐洲國家，高教就學率多在50-70％：瑞士（49％）、法國（55％）、英國（57％）、荷蘭（61％）、西班牙（71％）、挪威（73％）。另一個經濟出了大問題的北歐國家─冰島，高教就學率也偏高（75％）。而全球所得最高的盧森堡（10％）和列支敦士登（37％），其高教就學率都相對頗低。

在亞洲教育上的龍頭─日本，只維持和英、法類似的58％。東南亞的馬來西亞（30％）、印尼（21％）、菲律賓（29％）、泰國（42％）和香港（34％）也都相對保守；只有韓國一馬當先（96％），但製造的失業和台灣相比其實是不遑多讓！中國大陸是另一個「暴衝國」，由1980年的2％提高到2000年的7％，之後更狂飆到2008年的23％，目前不少大學畢業生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外強中乾虛有其表

 

儘管先進國家也有高教就學率相當「高檔」的，但它們通常原來的就學率就頗高，提高速度比起韓國、台灣、中國這些「後起之秀」要穩健得多─英、法兩國10年來高教就學率幾乎完全一樣，所以問題當然較少。亞洲這幾個像吃了「威而鋼」的國家，其實是「重量不重質」，也就是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結果造就了大量沒有合宜程度的大學畢業生，只能對失業率做出貢獻。試想，在台灣連國中生就應該通過的「初級英檢」，眾多大學生卻無法通過，可以被稱為大學生嗎？

奇怪的是，當年決定大幅放寬大學設立標準的教育部高層，必然在決策上犯了大錯，目前監察院對許多錯誤決策都感到興趣，唯獨對於教育部寬宏大量，寧非怪事一樁？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