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署ＥＣＦＡ存在盲點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台灣是賺或是賠藍綠各有不同的解讀，雙方應該尋求如何使台灣更 好。
海峽兩岸選擇在七年前香港和中國簽署ＣＥＰＡ的同一天(六月二十九日)簽署了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架構協議」），提供海峽兩岸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無限的想像空間。到底這個「架構協議」是台灣淪為「祖國統一」祭品的開始，還是在維持政治獨立性之下，開創「黃金十年」的里程碑，未來的歷史將會揭露答案。所有表達看法和立場的黨派，都必須在歷史的長河中，以自己的信譽和前景來負責﹗
本報長期以來，基於對這塊土地的熱愛，以及對自由民主生活的珍惜，經常表達對這個協議的疑慮。然而，既然協議已經簽署，而在「生效」條款之後，政府也順應民意增列了「退場機制」，我們願意在此暫緩全面性地探討這個協議，深入地探討這個協議的內涵，提醒政府尚未備妥的「配套」措施，以免在廠商尚未嚐到甜頭之下，社會就開始慘賠﹗
「架構協議」從文字上看來，似乎沒有觸及兩岸的政治地位，早收清單表面上似乎也是台灣獲利較大。但是以「兩會」的方式簽署協議存在著政治風險，因為「終止條款」只陳述「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但如果「另一方」被對岸解釋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或其「會長」，而「協會」或「會長」如果「因故不存在」的話，就會有「如何通知」或「通知有無效力」的問題。因此，在兩岸政府無法正式承認對方，並以政府名義簽署的情況下，這個協議的文字是有瑕疵的。
其次，和「東協和中國」的「框架協定」比較，它們的協定在「貨品貿易協定」部分清楚地定下了談判的時程，也定下了整個降稅完成的時程。但是兩岸的「架構協議」卻沒有類似的規範，這對台灣是不利的。因為這次的「架構協議」，在中國政府看來是在對台灣「讓利」（其實不然，以經濟學角度看「讓利」越多才是「獲利」越大），如果他們想在「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中「要回去」的話，可以沒有壓力地和台灣磨時間，甚至用來換取台灣對其要求政治談判的妥協。因為目前看來台灣政府表現地比較需要這個協議，可以讓台灣在時間壓力之下讓步。其三，對於台灣十八項農漁產品的免除關稅，可以說是「為德不卒」，因為還有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稅」沒有去除，而這麼高的增值稅足以讓台灣農漁產品的競爭力大幅下降，無法真正「照顧」到台灣農漁業，只是達成其統戰宣傳的效果。
其四，對於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北京政府迄今還是不願意放手。其對台機構的說法是必須承認「九二共識」，可是執政的國民黨是承認九二共識的，而且也說要在世貿組織架構下簽署，在這個架構下台灣不過是個「關稅領域區」，根本不涉及是否為「兩國」的問題，但中國政府卻還不願意承諾不會杯葛。這種態度值得政府加以檢討或做更積極的努力，否則無法說服人民將來簽署其他的貿易協定將可順利成行！
更大的陷阱，在於馬政府目前沾沾自喜，認為經濟成長率將達到百分之六以上，甚至設定百分之八為目標。在這樣的預期下，政府上下完全以「經濟成長」為唯一目標，完全忘記了一個國家真正追求的應該是人民的幸福。如果所得分配的確如同一般認為，會在經濟較快速成長之下變得比較不均的話，就算「架構協議」對經濟成長會有一些效益，卻可能帶來不少人民在比較之下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增加，反而覺得幸福感下降！
這樣的陷阱其實在兩千年的總統大選已經發生過一次。當年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六，失業率是百分之三，以目前的標準看來都還不錯，但是國民黨卻失去了政權！也就是說，以經濟成長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會產生極大的盲點，不是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唯一的施政目標。可是目前看來，執政黨除此以外，對於社會正義、所得分配的努力幾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誠懇地告誡政府：「架構協議」仍有盲點，也不要被它沖昏了頭！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簽署ＥＣＦＡ存在盲點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7.1)
2010年6月24日 星期四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6.25)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杜震華）
2010年06月25日蘋果日報
國內某媒體以頭版頭條方式，報導立法院法制局與預算中心曾赴香港考察中港簽署的「更緊密的經貿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但報告卻因內容過於負面而被擱置一事。報導指出，香港在簽署CEPA之後：企業多遷往中國大陸；本地幾乎沒有製造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眾多中國人入港工作拉低了香港薪資水平，使貧窮人口越來越多。
如果是要「先射箭再畫靶」來為「反ECFA遊行」暖身，作者沒有特別意見；但若真有意了解「香港現象」和CEPA是否有關，就有必要深入了解，以釐清事實真相。
工廠遷中國存在多年
上述不少「香港現象」基本上是存在的，但要將它們都歸諸於是簽署CEPA的「因」所造成的「果」，則有待商榷。兩件事實雖有先後次序，但並不見得就有因果，除非已經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影響因子，這是任何研究者都應該有的基本認知。
許多資訊告訴我們：在CEPA之前，這些「香港現象」早已存在多年，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簽署了CEPA之後就更為嚴重；若想要將這些現況歸罪給CEPA，就必須以更嚴謹的研究方法來說服民眾，否則只是低估國人的智慧。
香港由於勞工成本高，製造業遷往中國大陸早已存在多年。其製造業生產佔總生產的比重在1980、90、2001、03、04、08分別為24%、18%、6%、3.7%、3.6%、2.5%，製造業離開香港最快速的時期應該是在90年代；簽署CEPA之時不到4%的製造業比重其實已經非常低，後續降到2.5%要說是因為簽署了CEPA所致，可能需要更多的嚴謹推論。例如，設法證明本來可能是要上升的，但CEPA卻讓它繼續下降﹗
再說香港因為簽署CEPA而讓貧富差距變大，也只能說是「假設」而非「結論」。香港的所得分配原來就是有名的不均以衡量所得分配比較適當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而言，香港在1986、91、96、2001、03等年度分別為0.453、0.476、0.518、0.525、0.522，到了2006年成為0.533，這已經接近拉丁美洲分配最差的巴西(0.55)、玻利維亞(0.57)，當然遠遠超過台灣較平均的0.34。
全球化拉大貧富差距
然而，這些數據卻顯示香港所得惡化最嚴重的時期是在1991-96期間，2003年後的惡化極為有限；可能全球化的趨勢就可以完全解釋這種變化，不見得和CEPA有何顯著關聯，硬要扯上它顯得勉強。
最後，香港薪資是否在下降？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顯示，在2000、03、04、05、06、07、08年的香港僱員平均月薪分別為：11574、10854、10535、10671、10985、11379、11359港元；這顯示從2000年到2004年的香港工資的確是下降的，但之後的三年就是連續上升的，而且都高於簽署CEPA當年的薪資，直到金融海嘯的08年才又下降。這樣的數據如何說服別人CEPA造成了香港工資下降？
「參訪」有時的確可以協助我們釐清一些困惑，但是客觀數據的重要性不會較低。反對ECFA可以由某些面向切入，但以上述的「香港現象」來否定和中國大陸簽署貿易協定，推論的邏輯太過勉強、對民眾毫無說服力！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0年6月15日 星期二
後ECFA簽署FTA 之策略(蘋果日報 論壇 2010.6.15)
後ECFA 簽署FTA之策略（杜震華）
2010年06月15日蘋果日報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已經獲得突破，依預計時程簽署不成問題。雖然還要在後續的「貨品貿易協議」及「服務貿易協議」中處理沒有被列入「早期收穫計畫」清單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務項目的開放模式，但為了平衡台灣的貿易對象，目前國內識者已將注意力分散到台灣應如何選擇下一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對象的問題上。
目前浮出檯面，被考慮的對象包括了美國、日本、新加坡、紐西蘭、澳洲、菲律賓等國。這些國家對我國各有優劣之處：和美國簽署當然有政治效益，但經濟上不見得是台灣的最佳對象；因為製造也是她的強項，台灣不見得佔到便宜。另外，美國的農業競爭力可能讓台灣難以招架，和她「自由貿易」帶來的國內反彈可能極大；而如果農業不大幅開放，美國大概也不會和我們簽署！日本雖然農業保護頗高，和我國容易找到「共識」，但製造業強烈競爭力可能還是難以招架─中韓目前也只是找日本「研究可行性」，還未正式和日談判，應該是對日製造業競爭力感到憂心。
東協國家不敢領頭
新加坡是經常被提出的國家，她的確也有意和台灣（及其他所有周邊國家）簽署。然而，新加坡的關稅原來就已是（或接近）零，簽署的話主要是要相互開放服務市場，台灣的服務業和新加坡相比可能是「自曝其短」，加上還要對其調降貨品貿易的關稅，那麼台灣極可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有人認為和新加坡簽署可以突破東南亞市場，殊不知自由貿易協定中都會有「原產地規則」的規範，沒有在當地加工生產到相當程度通常無法獲得「原產地證明」，要從新加坡「突破」東協市場其實不太可能。
紐西蘭和澳洲的確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頗為積極，兩國的製造業也都不算強，可以讓「台灣精品」長驅直入。但是，兩國的農牧產品極有競爭力，其教育產業又執亞太地區之牛耳，要台灣開放這兩種領域，可能又會讓台灣面臨極大壓力而難以定奪。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有可能：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馬來西亞對台灣的經濟效益相對最大，而菲律賓對台灣的經濟成就向來是垂涎不已，當然會有基本的興趣；但兩個國家對中國百般敬畏，可能不敢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其他東協國家也是一樣！
因此對台灣而言，並沒有一個完美的簽署對象。如果要早日簽署來形成「示範效果」，卻又不希望造成太多「損失」的話，類似「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或她的成員國應該在選擇之中。
EFTA（包括挪威、冰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本身只對工業產品自由貿易、成員國規模不大、和台灣距離遙遠，卻又都是先進國家，可造成示範效果卻不太會對台灣造成衝擊。更重要的是，她積極簽了21個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在談判中的還有9個，包括和中國及香港；和她簽署應沒各種政治和經濟風險！
最好的方式，是先向對台灣有興趣的各國發出訊號，然後對有正面回應的國家評估選擇，再多方談判諮商。北京還要和台北繼續諮商另外兩個協議，不太可能杯葛，我們要加緊營造自由貿易的大環境！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鮭魚返鄉的時刻到了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6.11)
│中國已不是世界工廠，逐水草而居的台商不如返鄉打拼，政府更應該改善台灣投資環境，以降低生產成本。
全球著名的鴻海企業發生一連串的員工自殺事件，演變到郭台銘董事長決定將鴻海企業的員工薪支提高一倍，到熟工（三各月以上）每月兩千元人民幣，相當新台幣約一萬元。同時取消相當員工十年薪支的高額死亡撫卹金，以防度持續不斷的自殺事件，並強迫休假以洗刷「血汗工廠」的污名。這項決策震驚全球，特別是在中國投資的眾多台商。我們呼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審慎考慮，如果要環境許可，優先考慮「鮭魚返鄉」，和這塊母親大地上的同胞們共同奮鬥！
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三十個年頭，平均國民生產在二○○八年已經達到二九四○美元，遠遠超過菲律賓的一八九○美元和印尼的一八八○美元，逐漸逼近泰國的三六七○美元。易言之，中國的勞工已經不再是過去傳統認定的「廉價勞工」了。尤其是在二○○四年以後，各地的基本工資年年調漲，就在這一兩天，深圳基本工資就調高了百分之十五點八，達到月薪一千一百元人民幣。即使鴻海不調高工資，中國官方也會逼得台商提高工資。鴻海早一步調高待遇，其實只是走在官方之前一步，並策略性地洗刷「冤屈」、吸引更優秀的員工，已達到逐步提升產品價值的生產模式。
鴻海這樣的作法，並不見得會影響太大的獲利。因為它是一家在中國擁有九十萬名員工的龐大企業，有足夠的議價能力來和下單的國際大廠商議價，將提高的勞動成本轉嫁給下單的大企業，再進一步轉嫁給龐大的消費者群。但是，其他眾多的台商可就不一定有這樣的能力，只有當絕大多數的企業都無法承受勞動成本的上升之下，才會被迫提高價格來維持最起碼的正常利潤。因此，在這段調適期間，所有被鴻海影響到的鄰近廠商都必須忍受勞動成本大幅提高的成本壓力，否則就會有找不到勞工，或遭到勞工罷工的風險！
其實在二○○四年後，已經有部分台商受不了勞動成本的快速提升，放棄了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而回到台灣投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內部統計顯示，這種台商達到了八百家。部分台商是回台投資不同的產業，然而也有案例顯示：部分廣東的製鞋台商轉而由珠江三角洲進口製鞋的材料和設計，在台灣從事高價值的鞋類製造，從事品牌的生產，銷售到台灣和海外先進國家的市場。雖然自創品牌相當辛苦，獲利的時間也要花費個幾年，但企業主卻認為這才是長遠之計。進一步深入中國的大西部或其他內地，衍生的運輸成本和效率的下降，其實不見得會讓情況獲得改善。而進一步外移到東南亞或非洲，因為語言文化差異更大，風險更高而不見得有信心。就算夠成功也不保證能混到何時又會發生問題！
當然，回台投資對許多台商而言還是成本過高，或是上下游網絡已經不如中國完整。但是，如果政府有不錯的配套，是可以在相當的程度上解決這些困難的。土地成本是台商經常抱怨的一個問題，目前經濟部表面上已經將部分工業區土地的價格打折後進行「標售」，這對廠商而言價格還是過高。如果能夠事先公告計畫將以固定的「開發成本價格」出售給有意回台投資的台商進行「預約訂購」，只要訂購量未超過閒置量，就以該固定價格出售，但若未能在半年內實際設廠，則政府保留以原價買回的權力，而投資三年以後才能過戶擁有，就可以讓工業區土地真正讓有意回台生產的廠商使用。另外，還是可以在雲林或嘉義的農業區設立新的產業園區，提高農業縣分的就業機會，也可以降低回流台商的土地成本，達成互利雙贏的效果。
當然，不見得所有的中國台商都可能回台投資，若無力如此，我們呼籲這些台商未雨綢繆，以有效的研發創新來提高附加價值，並以其他國家的投資來分散風險。否則，極可能會在中國不斷提高的勞動成本下迅速「滅頂」！
2010年6月6日 星期日
高等教育是平民教育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6.7)
＜經濟人語＞：高等教育是平民教育（杜震華）
2010年06月07日蘋果日報
又是畢業時節，滿校園都是拍學士照準備離校的畢業生。然而，不少的大學畢業生又要為台灣的失業率推波助瀾；許多人不禁要問：難道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是一種普遍的全球現象嗎？
其實不然。最近30年來，全球高等教育雖然倍增，(粗)就學率由1980年的13％提高到2008年的26％，但充其量也不過是每4個適齡人口有1位可以上大學罷了，為何我國的問題如此嚴重？
進一步觀察，低所得國家的高等教育就學率30年來幾乎文風不動，維持在6％左右的低檔；中所得國家雖然由10％快速上升到23％，但還是不高；最嚴重的是高所得國家，由原來的35％倍增為69％，的確有讓「菁英教育」轉變為「平民教育」的傾向。但是台灣卻像搭了直升機一般，由16％暴衝到83％，擴張的幅度達到4倍，這不會造成供給過剩才怪！
目前，高等教育（粗）就學率維持像台灣這種「高檔」的不多：古巴（122％）、韓國（96％）、芬蘭（94％）、希臘（91％）、斯洛維尼亞（85％）、美國（82％）、丹麥（80％）；儘管其中有競爭力不錯的美國和芬蘭、丹麥等國，卻也有經濟出了大問題的希臘。全球其他國家都在80％以下；而大部分先進的歐洲國家，高教就學率多在50-70％：瑞士（49％）、法國（55％）、英國（57％）、荷蘭（61％）、西班牙（71％）、挪威（73％）。另一個經濟出了大問題的北歐國家─冰島，高教就學率也偏高（75％）。而全球所得最高的盧森堡（10％）和列支敦士登（37％），其高教就學率都相對頗低。
在亞洲教育上的龍頭─日本，只維持和英、法類似的58％。東南亞的馬來西亞（30％）、印尼（21％）、菲律賓（29％）、泰國（42％）和香港（34％）也都相對保守；只有韓國一馬當先（96％），但製造的失業和台灣相比其實是不遑多讓！中國大陸是另一個「暴衝國」，由1980年的2％提高到2000年的7％，之後更狂飆到2008年的23％，目前不少大學畢業生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外強中乾虛有其表
儘管先進國家也有高教就學率相當「高檔」的，但它們通常原來的就學率就頗高，提高速度比起韓國、台灣、中國這些「後起之秀」要穩健得多─英、法兩國10年來高教就學率幾乎完全一樣，所以問題當然較少。亞洲這幾個像吃了「威而鋼」的國家，其實是「重量不重質」，也就是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結果造就了大量沒有合宜程度的大學畢業生，只能對失業率做出貢獻。試想，在台灣連國中生就應該通過的「初級英檢」，眾多大學生卻無法通過，可以被稱為大學生嗎？
奇怪的是，當年決定大幅放寬大學設立標準的教育部高層，必然在決策上犯了大錯，目前監察院對許多錯誤決策都感到興趣，唯獨對於教育部寬宏大量，寧非怪事一樁？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