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債務法修法平議
│中央政府修訂法律應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不應該出現執政黨的中央與地方對峙的現象。
行政院本月二十二日通過了「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在總債限不調高的大原則下，包括桃園等「六都」將以自籌財源、賦稅實徵數、人均負債、面積等相關指標來分配舉債總額。行政院認為，修正版會督促各都強化自籌財源、發展具自償性的公共建設，有助於財政的長期健全，希望地方與中央共體時艱。
具體而言，公債法修正草案將中央、地方舉借的一年以上公債未償餘額預算數，從合計不得超過前三年國民生產毛額（ＧＮＰ）平均數的百分之四十八，改為不得超過前三年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百分之五十。修法後，中央政府債限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二，直轄市總債限百分之七點二五，縣（市）為百分之一點四三，鄉（鎮、市）為百分之零點一二。本次修法也增訂「六都」的債務存量上限：台北市新增債務上限比率為百分之零點二二，高雄市、新北市為百分之零點一五，台中市、台南市、桃園縣為百分之零點一。這將使得六都可以舉債的空間「只剩」三千億元新台幣。財政部日前試算，台北市可舉借的債務空間將自目前的新台幣二六九二億元大幅減少一八三七億元，現有之債務已經超過二八八億元，受到的衝擊最大，其他各縣市的金額則多少都有增加。另外將有預警制度；未依照規定還本或債務超限者，將減少或緩撥其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來提升監督成效。
只是這個草案一通過後，立刻遭來新北市以外的各地方政府強烈反彈，連債務額度增加了五百億元的台中市都在反彈。台北市由多位立委陪同市長大聲抨擊政院，並以各種地方基礎建設將面臨停擺的嚴重後果，爭取選民認同要求中央重新考慮。不僅北市選區立委放出狠話，決不會讓法案通過，連不分區立委也加入戰局炮打中央，令人驚訝。其他四個都也因為可以擴張舉債的空間受到限制也強烈反彈，特別是「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狀況又被提出來抱怨中央老是提出些要求地方付帳的社會福利措施，才造成地方財政難以負荷的狀況。行政院似乎踢到大鐵板，草案未來在立法院的發展難以預測。
我們認為這樣的規劃其實並不理想，原因有三：以近三年國內生產毛額平均的百分之五十做為舉債上限的邏輯何在，並沒有堅強的基礎。其二，草案的結果將「鼓勵」台中、台南和桃園三都今後大量舉債，讓高雄受到限制無法大量增債，並要求台北市大量減少現有債務。其三，台北市除了無法發行新債，還要嚴重限縮規劃中的許多重大公共工程，沒有任何調整的空間，會造成顯著影響。
以第一個問題而言，在新法下全國政府總債務上限為國內生產的百分之五十，而中央政府的上限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二，是否要如此嚴格其實可以再加斟酌。以去年（二零一一）而言，全球的平均政府債務為國內生產的百分之六十四，我國是否一定要訂在百分之五十，比國際目前狀況嚴格了百分之十以上，還可以斟酌。日本公共債務達到百分之二百零五姑且不論，歐洲重視社會福利的主要先進國家多在百分之六十到九十之間（荷蘭六十五、德國八十一、英國八十五、法國八十六、比利時九十八、義大利一百二十），更為資本主義的美國也有百分之六十八。如果我國寬限到百分之六十而不是五十，應該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地方反彈。其次，台北市做為一國的首都，除了一體適用的公式以外，不宜完全沒有較大的舉債餘裕來從事發展，因為她是一國的門面，肩負了國家的許多額外任務，世界各國的首都建設通常也會較為寬裕，否則難以進行許多國際競爭。這就像發展一流大學時資源會給台大較多，不會平均分配給各大學一樣的道理。其三，要突然要求台北市縮小債務，沒有調整的時間涉及了「調整成本」極高的經濟原理，就算要限縮也該有個時間上的幾年緩衝。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但行政院似乎是新手上路，政策大幅度變化竟然沒有緩衝的機制！
總之，我們認為行政院對於上述三點都應該縝密地思考，新的公共債務法才會是國家社會的安全瓣，而非進步的絆腳石。
2012年11月25日 星期日
公共債務法修法平議 (某報社論 2012.11.26 )
公共債務法修正 宜再斟酌 (蘋果日報 論壇 2012.11.26 )
公共債務法修正 宜再斟酌（杜震華）
行政院通過了《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將政府債務總額限制以「國內生產毛額」（GDP）取代「國民生產毛額」（GNP）以和國際接軌，並將總債務限制GDP的50％，中央限制在41.2％，直轄市為7.25％，縣市為1.43％，鄉鎮為0.12％。六都（加上了桃園）都有新的舉債限制：新北市大量增加，其他各都都有幾百億的增加舉債空間；但台北市卻要大減，而且要縮減目前負債288億元新台幣才行。
這草案一通過，引發措手不及的台北市強烈反彈，連其他各都及部分縣市政府也強烈不滿（新北市除外），因為規劃中的不少重大建設都要靠舉債完成，新法雖可增債，但要滿足「選民需要」仍困難。因此，這個草案是否會在立法院遭遇「少年Pi的奇幻漂流」，目前仍難以預料。
理論上，沒有所謂的「最適舉債上限」，但為防各級政府舉債討好選民，違背上述原則而加以設限，也未嘗不可。
然而，既要對舉債設限，就不能閉門造車，要有國際觀來和「國際接軌」。去年底，國際間政府債務總額平均為64%；注意是「現況」而非「上限」，我國的上限超越這個水準將近15％，看不出有何理論基礎。
若觀察帶有福利色彩的歐盟主要國家（荷蘭65％、德國81％、英國85％、法國86％、比利時98％、義大利120％），會發現我國設定在50％偏低；即使是福利色彩較低的美國也達68％，色彩較重的加拿大達87％。
砍首都債限不公平
高達205％的日本也許不是好的標竿，但以國人對政府要求之深、依賴之重，50％的上限顯然過低。準此，我國採「設限稍寬，執行從嚴」的立法原則較為妥適；若提高上限10％，大部分問題應可迎刃而解。
其次，一國首都不宜採用和其他都會一樣的「公式」設定上限，就像教育部提升大學水準的「五年五百億計畫」不會平分給各大學，台大一定拿到較多，因為台大是全國代表。
為何用一樣的公式設定台北市，讓北市不僅要大刪舉債上限，還要大砍目前舉債288億元？行政院使用的「公式」即使表面公平，但是否適當是另一回事：如工資水準、地價高低、擁有車輛數、國際會議及展覽次數、到訪國際旅客數等和公共建設相關指標是否都放到公式中了？
其三，目前的設定原則沒有對各級政府「獎懲」，它會促使各級政府盡速增債到上限為止，來全力放煙火、辦演唱、炒地皮答謝鄉親和競選班底，債務留給下面一任。應另有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來獎勵減債、懲罰增債縣市的條款。
最後，經濟理論中有所謂的「調整成本」，劇烈改變遊戲規則的懲罰條款居然沒有緩衝時間，對北市及應變不及的地方政府真是情何以堪！行政院不能到今天還是一副「新手上路，請多包涵」的模樣，讓政壇的退休人士看了笑話。
作者為商研院政策所所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如此這般的行政效能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22)
如此這般的行政效能 杜震華
根據報導，內政部規劃多年的「以房養老」方案預計在今年底以前推出一百個「試辦」名額，讓全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自有房屋公告現值低於中低收入戶標準的老人申請。由於每月可以支領的金額還沒有精算出來，目前仍然不知，而未來是否繼續試辦、何時將會正式開辦，目前都沒有規劃。有趣的是，台灣在展開政策研議時，香港曾經派員來台灣取經，但是香港去年年初已經正式開辦，台灣卻到今天還沒有「試辦」，令今年訪台時的香港官員驚訝不已！
其實，今年四月間內政部長李鴻源在立法院報告時就已經宣布，十一月初將試辦此項方案。目前尚未推出就已經是落後規劃的時程，而未來要如何發展卻迄今沒有任何規劃，難以想像我國官員是如此面對這麼重大的政策！反正，在台灣任何政策拖拖拉拉已經習慣，官員們的年終獎金永遠是一個半月，少數人輪流拿乙等，其他人都是甲等，沒有人會介意。既然部長不會責難、院長也不會問罪、總統更不會管到這種政治性不大的小事，科員和科長們何必太認真！
豈止是這個個案，目前台灣的科層官僚已經進入到近乎「麻木不仁」的狀況，諸多官員們都奉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為官之道。只要熬到退休不出錯，就可以領取高替代率的月退俸、獲取十八趴利息，還「活得越久，領得越多」│既然做得多、做得好和做得少、做得差的年終或考績獎金一樣，何必冒風險、做得多還可能讓人嫌！
筆者孰悉的一個智庫曾經為某個政府機構獻策，該機構要求智庫盡可能為其提出具有「亮點」的政策。智庫同仁在絞盡腦汁之後提出的「亮點」竟然被該政府機構的科長們一一批判，每一個亮點在他們眼中都有問題，都不具「可行性」，其結論就是他們不必做任何額外的事，只做眼前沒有亮點的老梗就行！後來，智庫同仁們發現其實是該機構所屬的部會要求該機構提出亮點政策，他們形式上必須找智庫幫忙，但其實都不想做，所以智庫同仁們的會是白開、提出的亮點也是白提！更難過的是，機構官員們到部會首長前開會時，還宣稱已經和智庫開會討論過，也就是智庫還要為機構官員們不想做事來背黑鍋！
這就是行政院不願意徹底解決年終和績效獎金問題的後果│政府的錢都花了，但卻沒有發揮激勵效率、獎勵優良官員的效果，淪為整個官僚體系另一種形式的「正規收入」，何其諷刺與難堪？如果馬總統被經濟學人批評為「笨蛋」，那麼不去解決行政效率低落、年終和績效獎金無效的行政院長、人事行政局長們難道不是「笨蛋」？
看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那種劍及履及的施政風格，再回頭看看我們政府中低層和高層的處世之道，就知道為何我們會逐步落後。全力拚搏砍除政府浪費資源的立法院諸公們，應該嚴厲督促政府善用獎金建立起一套有激勵工作效能的機制，否則台灣真的會繼續往下沉淪，乃至於萬劫不復！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21日 星期三
促進出口的新思維 (某報 社論 2012.11.22)
促進出口的新思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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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際景氣在歐債危機影響下低迷不振，影響我國出口至巨，雖然外銷接單連兩個月成長，但因超過一半在海外生產，對國內就業及出口貢獻有限。一般認為明年景氣亦難以迅速回升；如何提振出口、帶動股市和消費動能，政府各部門絞盡腦汁尋求對策，其實沒有靈丹妙藥，但可以注入新思維找機會。
傳統的政策工具，包括派出商情尖兵、增加駐外貿易據點、組建海外促銷團、廣招來台採購團、擴大辦理台灣名品展，都已經陸續出籠；增加陸客自由行名額也已經用上，再增加陸客團又可能影響觀光品質，直接補貼出口可能違反世貿組織（WTO）規範，以貶值促進出口又可能造成物價上漲。似乎只有等國際景氣回升之後，才能讓「時間」治癒這次比金融海嘯更嚴重的經濟創傷。
但如果深思美國政府的促進出口做法，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啟發。美國政府目前的「再工業化計畫」（Re-industrialization plan）是以租稅和其他優惠，吸引美國大製造商將其製造工作轉移到國內，來創造製造業工作回流的效果。易言之，是以誘因吸引跨國企業返鄉來協助本國恢復景氣。其效果如何呢？單單在2011年，美國製造業工作就增加了23.7萬個；製造業產出今年估計會提升4%而明年也有3.5%，雙雙超越整體的經濟成長率。這顯示在適當的計畫之下，跨國企業的確會配合國家的需要，協助其經濟發展之需。
那麼，台灣是否有類似的跨國企業，可以在政府的適當誘因下，協助國家的出口大業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台灣的確已經有一些跨國企業的規模大到足以在適當的誘因下，有能力在進行國際擴張時，利用其銷售管道將台灣的產品或服務大規模地輸往國外，成為台灣產品或服務拓展海外市場的尖兵；關鍵在於是否有適當的誘因來吸引這些企業，願意在擴張海外市場的同時，把出口創造的佳績貢獻在台灣，而政府提供的誘因也可以經得起「合理性」及「公平性」的檢驗。
在合理性方面，政府提供各種誘因給企業，促進本國出口及經濟的成長，只要其效益大幅超越成本，在成本效益分析上自然站得住腳。然而，國家財政狀況不佳，可以投資的預算相當有限，每一分錢更要用在刀口上，因此每一分錢創造的效益要遠遠超過以前的狀況才行，因此可以用「競標」的方式，由有意參與的企業提出計畫書，篩選公共資源投資效益最高的對象來加以輔導。但在WTO的規範下，不得直接對製造業產品補貼出口，為避免風險，可改以政府智庫專家以借調方式（例如半年或3個月）進入其經營團隊協助其蒐集商情、規劃擴張策略、經營模式、組織配置、物流補給、選擇位址等營運內涵來妥善發展，再輔以適當的租稅優惠。只要能協助相當的本國產品和服務出口，政府新獲得的租稅當然就可以彌補租稅優惠的漏失；而政府智庫專家也獲得了更扎實的訓練，未來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品質都將更為提升。因此，在「合理性」方面大體上並無問題。
在「公平性」方面，選擇輔導企業的模式可以由專家學者以廠商所提「計畫書」的規劃效益來進行篩選，選擇各領域中最具成本效益比的個案，因此不會以企業規模來歧視部分申請企業，這樣就會符合「公平性」；而如果也有中小企業願意共襄盛舉，政府自然也應該保留部分資源提供其為國服務的機會。為促進台灣優質產品及服務出口，有必要充分利用早已茁壯的民間力量，以新的思維和新的模式來打造新的出口動能。 |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Taipei Times 翻譯轉載, 2012.11.15)
Free competition in business vital
By Tu Jenn-hwa 杜震華
Out of all the world’s economies, Taiwan is ranked 139th in terms of area and 51st in terms of population. GNP is the 28th highest in the world, it is 20th in economic scale and sixth in terms of foreign reserves. Internationally, its economy is generally viewed as that of a medium-sized country. However, because Taiwan’s major export market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the US, Japan and Europe — and lately China — Taiwanese think of themselves as coming from a small country.
As a result of the recent global economic sluggishness, the nation has tried to find a country to emulate, but nobody knows whether the model should be Germany’s excellence in craftsmanship, the UK’s skill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US’ commercial strengths, the Netherlands’ success in logistics, Switzerland’s expertise in biotechnology or the success Ireland has ha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the two best economi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ng Kong’s government goes to great lengths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economy, while Singapore’s government plays a very active role and does so effectively. Both of these governments have produced economies that perform very strongly.
The worst thing for any economy is a government that wants to get involved, but that does so ineffectively.
However, a fair basis is necessary when making such assessment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1950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ere already commercial centers, both with a GDP double that of Taiwan’s. The three economies are now more closely comparable, meaning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not performed as well as Taiwan,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ese to feel ashamed.
In a market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fair competition, the amount an industry produces will be similar to the ratio of the population it employs. For example, the 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employs about 0.7 percent of the US’ total manpower, creating 1.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gross output value. The US’ industrial sector utilizes 20 percent of the nation’s manpower to produce 19 percent of total output, while its service sector employs 79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to produce 80 percent of the US’ output value.
In Australia, 3.6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i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ich produces 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output value. The Netherlands’ agricultural sector uses 2 percent of the total workforce to produce 2.7 percent of its output value, and in Israel, 2 percent produces 2.5 percent of total output value.
These countries all have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al sectors.
However, in Taiwa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ses 5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to create less than 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gross output value, which shows that productivit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s too low.
If its agricultural sector is unable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Taiwan will never be able to join the ranks of more advanced countries.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offers yet another contrast to the examples mentioned. China uses 37 percent of its total workers to produce a mere 10 percent of its gross output value. This is clearly because farmers are not allowed to move into the cities, which creates a vicious cycle in which productive forces cannot reach a balanced state.
The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within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lso a big problem. In South Korea,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ccounts for only 20 percent of GDP, while in Taiwan it accounts for as much as 40 percent. This is why Taiwan has suffered so badl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This relates to the special treatment the government has shown the high-tech electronic industry in the past. These policies need to be changed.
All parts of 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well so long as goods are produced properly. In door lock manufacturing, a traditional industry, Taiwan’s Tong Lung Metal Industry Co is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top five companies,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more than US$100 million. Handbag manufacturer Louis Vuitton, another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make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for the French economy every year.
Even the manufacturers of small hearing aids are capable of making a lot of money. For example, in 2009, the sales volume of manufacturers of hearing aids in Singapore and Switzerland reached approximately US$400 million in each country, much more than in China, the US or Germany.
Yet another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making plenty of money is Danish toy manufacturer Lego, which has 10,000 employees and sells its products in 130 countries.
Taiwan’s service industry has unfortunately never received adequat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ne example of this is how an aquatic therapist is capable of earning NT$100,000 (US$ 3,444) per month, ye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ven have basic regulatory provisions in place for this vocation.
Ministries are merely concerned with whether an operation is illegal and should be prohibited. There is no industry guidance or attempts to create jobs. Compared with the support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t would seem that Taiwan’s service industry must rely on itself.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reat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way, it is debatable if an industry which accounts for 70 percent of Taiwan’s output value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the next wav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key to success for small economies is simple: create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free competition for all businesses.
Tu Jenn-hw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Drew Cameron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審慎監督ECFA的後續協議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15)
審慎監督ＥＣＦＡ的後續協議 杜震華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日前表示，期待今年底之前能夠完成兩岸服務貿易談判，明年開始討論貨品貿易。希望台灣對中資入台及中國農產品能夠更加開放，也就是對已經提供其他國家開放的產品項目，包括農產品項目，對中國也能更加開放。因為中國考慮到台灣農民，在一些敏感項目已經有特殊調整，但是台灣對其他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成員開放的農產品項目，應該也對大陸開放才是「平衡的」。
這些談話聽起來合情合理，很難加以拒絕。因為台灣當初既然是以「世界貿易組織模式」來和中國諮商，簽署了ＥＣＦＡ架構協議的話，目前的兩個後續貿易協議（貨品及服務）至少就應該秉持ＷＴＯ的「最惠國待遇」（非歧視）基本原則來對中國開放已經對其他會員國開放的貿易項目，否則就是違反世貿組織的基本規範。要求台灣對目前單獨限制中國進口的大量農工產品，的確是難以解釋！
然而，世貿組織的會員之中，也的確沒有像兩岸關係如此特殊，一方堅持另一方是自己的一部分而要求統一為一國的。因此，對於兩岸間的政治歧異，台灣面對的狀況的確又和一般世貿組織會員不同。因此，筆者建議台灣可以在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原則，也就是同意開放已經對其他會員開放的項目之下，增加一條「國家安全條款」，內容大概是說：當對方在依照協議進行兩岸經貿往來時，被發現有屬於非一般經貿意圖的行為時，我方得拒絕提供協議的內涵，並得要求回復至事前狀態，而執行這個條款的主動權在我方。
只要有這樣的國家安全條款，台灣其實可以放心地和對岸進行貿易的自由化，因為只要貨品及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台灣未來的經貿發展是相當有利的。例如，當雙方在汽車的貿易相互提供免關稅時，台灣可以吸引到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廠到台灣來生產高級汽車，再出口到中國去。早先德國福斯汽車有意來台灣設立汽車廠，就是著眼在ＥＣＦＡ架構協議可能會將汽車列入，後來發現沒有入列就拖延了這個計畫。目前，在日本大海嘯和泰國水災之後，日本汽車業正在尋找亞州的另一個備源地區投資，台灣如果可以和對岸免關稅，將是吸引日廠投資的絕佳機會，對於台灣汽車產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當然有人會懷疑兩岸的農業貿易可否自由化，其實只要保留關鍵性的農產品，大部分目前已經對外國開放的農產品進口是可以對中國開放的，但可以同時要求政府設立一個相當規模的基金來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協助農民生產高值農產品對中國出口。未來，可以從中國進口低價的農產品，這樣台灣的消費者和農民的利益都可以受到保障，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而在服務貿易協定方面，台灣對中國開放市場不會有顯著的負面效果，因為台灣的競爭力遠超過中國。只是必須在談判中要到足夠的回饋，讓台灣可以藉此掌握大量對岸的商機，特別是可以藉此吸引外資到台灣投資來享有這樣的利益。
嚴格監督政府的後續諮商，謹慎開放兩岸貿易的話，兩岸經濟合作協議可以被導向對台灣有利的方向！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11日 星期日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11.12)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 （杜震華）
2012年11月12日
我國面積在全球經濟體中名列第139，人口數排名第51，人均生產進到第28，經濟規模第20名，外匯存底更登上第6。國際間一般以「中型國家」來看待我國經濟，但因主要出口對象傳統上是美、日、歐，近來則為中國大陸，就一直以「小國」自居，並在經濟成長趨緩後四處尋求仿效對象，不知該學習德國工藝、英國文創、美國商業，或是荷蘭物流、瑞士生技，還是愛爾蘭的資訊？
今天，一般認為在全球華人世界中表現最佳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前者有個「積極不干預」的政府，後者則有個「積極干預得很好」的政府，結果表現都很傑出；最怕是一個既要干預卻又干預得不好的政府，那可就非人民之福了。
然而，要評價一個對象必須有公平的基礎，香港和新加坡在戰後的1950年代就已是商業中心，當時人均生產就是台灣兩倍；現在還不到台灣兩倍，長期表現並未超過台灣，因此台灣並無須自卑。
若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產業的生產份額會和其就業份額類似；如美國農業使用0.7％的勞動力生產了1.2％的總產值，工業使用20％的勞動力生產19％的產值，服務業使用79％的勞動力生產80%的產值；澳洲農業使用3.6％的勞動力生產4.0％的產值；荷蘭以2.0％的農業勞動力生產2.7％的產值；以色列農業使用2.0％的勞動力生產2.5％的產值，其農業都屬於高生產力的案例。但台灣農業卻使用5％的就業者生產不到2%的總產值，顯示農業生產力太低。台灣農業若無法突破此種困境，將無法成為最先進的國家。
中國大陸農業則是另一個反差：37％的農業勞動力只生產了10％的總產值，明顯是因為農民不准移入城市造成生產力無法均衡的惡劣狀態！
台灣製造業分布不均衡的確是個問題，電子業在韓國佔總生產兩成而台灣卻高達四成，造成台灣在這波不景氣中受創最為嚴重；這和政府過去「獨厚」高科技電子業的政策有關，必須改弦易轍。
台灣服務業遭忽視
其實，所有的製造業都有前途，只要你做得夠好──就以傳統產業中小小的門鎖而言，台灣的東隆五金排名世界前五名，年營業額超過1億美元；傳統產業皮包製造商路易威登(LV)，每年不知為法國賺進多少鈔票；小小不起眼的助聽器，新加坡和瑞士在2009年銷售量都可以達到約4億美元，超過中、美和德國；丹麥的玩具公司樂高(Lego)可以僱用1萬個員工，行銷130個國家。
而台灣服務業向來沒有受到政府足夠重視。隨便舉例：一個水療美容師月收入約10萬元；但政府連起碼的管理規範都沒有，沾到邊的部會只會注意到「是否違法」而該加以「取締」，別說要輔導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比起政府對製造業的各種支持，服務業似乎只能自求多福。
如果政府繼續以這種態度面對服務業，佔台灣產值7成的服務業可能支持下一波的經濟發展嗎？
小國經濟的致勝之道簡單，為所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就行了！
經濟人語
作者為商研院政策所所長、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公平會運作模式該改變啦 (台灣時報 專論 2012.11.8)
公平會運作模式該改變啦！ 杜震華
日前一則沒有受到社會重視的產業消息，搭配我國相關的薪資發展，透露著相當不尋常的訊息，就是我國產業界大量違反公平交易法的作為，極可能正在嚴重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消費者和勞工的權益。為了防杜這種極可能的惡質的發展，公平會必須有所作為，否則台灣經濟可能將繼續沉淪！
這則新聞是說，台灣幾家汽車燈具製造廠，包括規模最大的帝寶和大億兩家公司，已經對在美國訴訟中的「反托拉斯法」進行認罪協商，罪名是聯合操縱價格，將以大筆的賠償金額結案。這個案件的發展令人想起就在不久以前，我國幾家大規模的面板廠商被美國司法部裁定違反同樣的反托拉斯法，也就是聯合操縱價格，被判決罰款上百億元新台幣，某些主管還必須到美國監禁數年；告密的韓國三星卻以「窩裡反條款」全身而退，十足反映出我國廠商的窩囊和天真。
將這兩件新聞連結，幾乎可以斷定：我國大企業之間聯合勾結壟斷價格的現象相當普遍，乃至於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被美國司法部連續判定違法，必須付出巨大的法律代價。這些企業不可能在台灣就乖乖守法，為何迄今沒有任何一件類似的案件在台灣被起訴、判刑？
另一件啟人疑竇的經濟事件，是近十年來不管經濟成長率是高或低，它總是在成長；但近十年來我國的勞工薪資卻持續無法上揚，和鄰近國家的發展大異其趣。如果上述大企業勾結壟斷價格的現象相當普遍，誰能保證企業家們不會在一些產業公會的集會場合，甚至在聯袂打高爾夫球的時候，說好大家一起不調薪，那麼上行下效、如響斯應下，整個台灣的勞工薪資很快地就被固定下來，只有零星的廠商會不知好歹地調整薪資待遇。如果上述推論為真，那麼十餘年來台灣薪資沒有上揚的原因，極可能不是甚麼深奧的經濟現象，而只是簡單的幾大財經公協會的勾結壟斷而已！
是真是假，沒有人能夠確定，唯有依賴負責執行「公平交易法」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也許搭配法務部調查局幹員，深入各公協會的秘密聚會，嚴謹地進行蒐證調查，才有可能發現事實真相。其實，美國的司法部的反托拉斯處就經常聯合聯邦調查局，秘密潛入大企業老闆的身邊，透過高科技的器具來偵蒐或錄音其勾結的情資，再將其繩之以法。這種故事已經多次搬上銀幕，成為社會大眾津津樂道的故事！
我國企業之間的勾結壟斷情事，依照最近上述的事件發展看來，絕對不會少於美國。但是公平會迄今為止，並沒有辦出任何一件讓消費者看來痛快的案件，通常只會在關鍵時刻查查價、嚇唬一下小商號了事。當然，要辦出類似美國的面板案或車燈案，可能需要更多的預算和科技，但是這些都不是關鍵因素，可能增加個幾千萬元預算就夠了，更重的是決心和魄力。如果只想當個公平會委員過過癮，無心為台灣經濟的正常發展奉獻心力，當然不可能學習美國的積極作為。
機會和成功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不知公平會諸公準備好了嗎？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11月6日 星期二
政府必須重視生活性服務業 (某報 社論 2012.11.7)
政府必須重視生活性服務業
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生產的比重達到七成，近年來廣受重視，但新興服務業經常跨越不同產業，其主管或推動機關經常難以確定；政府在民國98年底成立「行政院服務業推動小組」，整合各部會來推動重要服務業發展，但遠趕不上產業的發展需要，必須重視並重整。
政府發展服務業的心態和策略，受到傳統製造業的強烈影響－選擇的對象經常考量其「出口」的潛力。易言之，能夠創造更多出口的服務業，就會被視為「重要」服務業；似乎缺乏出口潛力的服務業，就不太受到青睞。這種思維使得某些重要服務業被政府忽略，長期無法提供必要的發展環境；等到其發展問題叢生，嚴重妨礙國人生活時，才會受到重視、設法加以解決。這種現象不僅不利於新興服務業的發展，也阻礙國人生活品質之提升。舉例而言，被列為「十大重點服務業」的是美食國際化、國際醫療、音樂及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國際物流、會展、都市更新、Wimax、高等教育輸出、金融服務等，除了「都市更新」以外，其他項目都是要促使其成為新興的出口項目，和我國發展傳統製造業的思維如出一轍。
我們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也許可以帶動經濟產值顯著提升，但對一般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關係可能不太密切；可以提升出口甚至可能讓所得更加集中，不見得有助於當前經濟發展。如果能夠滿足今後國人的生活需要，帶來生活品質顯著提升的服務產業，亦即「生活性服務業」，即使暫時無法成為出口產業，也應該是政府發展的重點。
「家事服務業」就是這種生活性服務業之一。在國人生育率極低、步入高齡社會、單親或獨身家庭大增之後，衍生出來的生活服務需求已經不限於傳統的個人照顧、洗衣熨燙及室內清潔打掃；在忙碌的頂客族家庭型態下，物品收納、代購、烹飪、課輔、園丁、護衛、簡易按摩、開車、文書、保全、建築清潔等各式各樣的家庭服務需求都會增加。目前，政府關心而在規劃發展的只限於老人或病患的居家式長期照護體系，但對家庭特徵改變所衍生的廣義家事服務需求卻完全忽略，乃至於對此行業的從業人員沒有相關等級的執照認定，企業也無法獲得經營內涵差異化的執照和管理規範；這使得基於「範疇經濟」而有意擴大經營內涵的傳統家事服務業者或保全、物業管理公司，無法健康發展。而對家庭環境快速變動的國人而言，也無法獲得充分的服務資訊及品質保障；家事服務市場無法擴大，就業機會無法快速成長，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一種傷害。
這種生活性服務業無法健康發展起來的後果之一，是高收入的資本家和白領階級在國內無法獲得適當的生活支持，影響其居住於國內的意願，乃至於選擇投資其他國家；甚至影響跨國企業在選擇東亞的區域據點時略去台灣，改到容易獲得此類服務的香港和新加坡。如果這種產業在台灣發展成熟的話，自然可以進軍中國大陸，到對岸投資，或讓台灣成為為對岸培訓家事服務人才的基地。但最重要的，還是這種產業的發展可以讓台灣成為國人安居樂業的宜居國度，享有高品質的幸福生活，這才是發展服務業的首要目標，絕對不是出口來創造外匯。
職是之故，在總統府去年委託7位頂尖學者發掘台灣新產業的研究中，「家事服務業」成為他們推薦的選項之一。只是，該新興行業涉及經濟部、內政部、勞委會和衛生署，沒有一個部會會主動擔負起推動發展的重任，唯有靠行政院積極任事，整合各部會來儘速推動 ，提升台灣的幸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