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台灣成立中性智庫之必要
杜震華
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不僅散佈於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大量被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所雇用。如果能夠善用這些人才的智慧，理論上說，台灣應該足以應付許多當前的重大難題才是。然而，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研究或處理公共事務的人才，幾乎都是由政府或政黨，或是政治立場清晰的企業所設立的機構所使用，其立場通常會偏向當時的執政黨或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如果人才是在真正的「民間」，那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除了屬於公益性質以外，大概都不屬於公共政策的性質。
這種現象產生了一種嚴重的後果，就是每當有重大社會議題產生時，沒有任何政府或政黨所屬的「智庫」所做的研究，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信賴，成為大眾據以形成意見或看法的重要參考。案例之一，就是最近對於ECFA的研究，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評估報告，完全不受到質疑人士的尊重，認為這份研究是「御用」研究，是完全為了「政策需要」所做出來的；甚至還懷疑其「修飾」其結果！
這種現象在先進國家就不太一樣。無論是在西歐或是北美，都存在著許多享有聲望、深受信賴的民間智庫。它們的性向也許偏向保守，或者傾向自由，但不管是主其事者，還是所聘用的研究人員，都是受到社會尊崇的學界人士，其研究成果廣受各方重視，發表的論文和報告經常成為大學和研究所學生學習研究的對象。例如美國的布魯金斯研究院、國際經濟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加拿大溫哥華的侯艾研究院等。
台灣雖然平均的名目所得不算太高，但是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減後的每人國內生產已經達到三萬美元，列入國際貨幣基金會統計資料中的三十三個「先進經濟體」之一，距離歐盟的平均也只有兩千美元。理論上言，應該要進步到擁有幾所具有社會公信力、公正客觀的研究智庫，其研究成果受到各方信賴和重視的情況才對。這種研究智庫，可以由企業捐助成立，但看來台灣的企業對此並無太大的興趣。早期長榮集團成立的「國策中心」有這種影子，但當時該中心存在某些問題，目前功能也已經萎縮；其他的智庫或者個人色彩太重，或主事者存在某種意識型態，或者研究人員素質無法負荷需求的高度，相當可惜。
然而台灣社會目前遭遇的重大困境，包括兩岸政經問題、台灣產業發展問題、台灣的能源和環境問題、台灣的國土開發規劃問題、台灣的所得分配問題、政府再造和行政效率問題等，在在都需要超越意識型態、高視野、具前瞻性的研究，沒有這樣的研究智庫，會讓台灣的知識界和社會各方停留在相互質疑、空轉虛耗的狀態，顯然非社會國家之福。這樣的研究智庫可能還是需要由整個社會來設立，它應該由全社會來「擁有」，在學術完全自由的情況下，給予適當充裕的經費，嚴謹地為台灣社會找尋各種出路。只要其研究人員水準高、客觀中立、具前瞻性，其研究成果自然會受到社會重視，並且可以消除許多無意義的爭議。
筆者建議，由執政的國民黨和在野的民進黨協商公推一位可以被雙方接受的新智庫董事長，董事會成員也在由雙方提出半數、相互認可同意之下任命，再由董事會聘任能被全民接受的執行長，由國庫提供一年約五億元的經費，成為一個擁有大約五十位高水準研究人員的智庫，和國際間的著名智庫有密切的往來，能夠自由客觀地展現其高水準的研究成果，逐步扮演台灣「政策仲裁者」的角色。
當然，這個智庫不是要，也不可能會壟斷重大政策的研究和決策，但至少可以成為一個「標竿」，影響其他的智庫都能夠往中性客觀的方向去努力，即使無法完全超越意識型態的影響，但至少可以讓立場不一定一致的各方加以尊重和重視。如此，台灣公共政策才有比較光明的前途，擺脫目前「打混戰」的狀態。
有心為台灣前途著想的各方，應該努力為這樣的全民智庫催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