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的政府難怪有不公平的社會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2.13)

有這種政府難怪有不公平的社會

台灣五家面板廠(友達、中華映管、翰宇彩晶、奇美)被歐盟以五年期間(二○○一到二○○六)「聯合操縱」市場價格而處以合計兩百六十億元的罰款；其中奇美的罰金更高達一百二十億元。原先和「台灣五虎」聯合操縱價格的韓國三星，卻因為轉做「污點證人」而獲得免罰的待遇，令台灣對手(或同謀者)忿忿不平；「娶某前、生子後」原來應該運勢特佳的新奇美大董事郭台銘更是惡語連連，咒罵三星是「抓耙仔」、抱怨政府沒有開放面板廠登陸、抱怨歐盟對奇美的懲罰過重…。

　郭台銘先生的怨氣可想而知：去年風風光光地入主奇美，從原先的機密代工進入品牌大廠，可說是「走路有風」、「喊水結凍」；沒想到部屬(或自己)評估不完整，平白無故地被一個價格操縱案的地雷爆掉了公司上百億元！財產損失不說，鴻海精準眼光失真、新經營之神的美名遭到玷污、面板業的未來更形坎坷，可能才是郭董內心淌血的主因。

　然而，事件迄今最令人驚訝的，卻是我國政府的反應。主管高層在得知台灣面板廠遭到重罰，而韓國三星卻以「窩裡反」獲得脫罪免罰後的反應，竟然是怪罪三星「沒有商道，走著瞧」！而對於我國違法進行國際勾結、操縱價格的廠商居然毫無怪罪之意，並且要和違法廠商「站在一起，提供必要的支援」。小老百姓看到「大有為的政府」的這種反應，不禁要懷疑：政府對違法大企業所提供的「溫暖」，似乎遠遠超過了合法中小企業的待遇！而如果政府在這種案件的反應如此，那麼對於國內大廠的價格聯合壟斷，又會採取何種態度呢？難怪政府每年提供給企業的研究發展經費數百億元，絕大部分都給了包括上述公司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支持經常是「點綴性質」。以政府對本案的反應看來，完全符合這種情況！

　稍微有點經濟知識的人，都知道廠商不進行一般應有的價格競爭，而去從事各種非價格競爭的「聯合行為」是違法的，只有中小型企業在特定的情況下經過申請被允許時才不會違法。原因是廠商經由串連勾結所形成的價格，將創造不公平的現象、獲得超額不合理的利潤，傷害到消費者和公平競爭的其他廠商，是所有政府都要禁止的商業行為。而在國際競爭中，市場結構屬於「寡占」的產業，由於勾結的成本較低，更容易受到各國反壟斷機構(如台灣的公平交易委員會、美國的司法部反托拉斯處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注意。國際間即使是大廠商自己的某些行為都經常遭到「濫用市場力」而受罰的挑戰，更何況是幾家廠商長年以秘密會議聯合決定市場價格的作法，其處分極可能嚴重到讓廠商元氣大傷、瀕臨破產！

　今天，我國廠商罔顧國內外法律，私下進行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受到外國的嚴懲之下，我國政府的第一反應，絕對應該是嚴加譴責，警告其他廠商應該引以為戒，而且要透過主管機構嚴厲查核這些企業在國內是否也是如此囂張犯行，若有將嚴肅處理絕不寬貸！今此不為，談什麼三星沒有商道，難道台灣的違法廠商就有商道？在國際間會相互勾結的廠商，難道在國內就會有商道而不會勾結？如果政府對這種廠商的國際違法行為要「提供協助」，是否對其在國內的違法行為會「提供掩護」？

　如同歐盟所言，新奇美是因為放棄了「寬容告示」期間的合作機會，才獲得重罰；韓國三星是沒有放棄機會而選擇「合作」，所以獲得了免罰。這是個典型的「囚犯難題」，但對於對手反應的判斷錯誤，以為對手是有「商道」而打死不招，反而造成自己重傷之下，也只有「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怪罪於對手沒有商道只凸顯自己的無知和無能。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高層的這種不適格、無官格的反應，不僅讓國際間看笑話，也讓國人深刻體認：原來台灣的「官商勾結」已經到這種嚴重的地步，乃至於中小企業到處受氣沒人聞問，大企業一日有難(即使是違法)立刻「兩肋插刀」，似乎「上刀山、下油鍋」都在所不惜！

　這就是我國大有為政府的表現，我國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小企業看得下去嗎？

五都選舉的財經效果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1.29)

五都選舉的財經效果


　台灣的「五都選舉」已經結束。表面上，執政的國民黨以三都勝選贏得了「面子」，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則以四十萬票的選票多數獲得了「裡子」；然而，這樣的結果卻會對財經的發展產生一些複雜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與因應。

　不少人認為「五都選舉」是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其結果將直接對總統大選產生絕對的影響。但其實兩者之間差異還是不小 │「五都選舉」談論的全國性議題到底還是有限，而且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和各種經驗還是主導選戰走向的主要因素，使得它和總統大選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然而，五都選戰之後各都的施政作為，以及選民支持政黨的慣性，或多或少還是會在不久之後的總統大選中發酵，這使得兩黨（特別是執政黨）不可能不對此次的選舉結果戒慎恐懼、惕勵以對，使得這場選舉的結果不能不對未來的財經走向產生一些影響。

　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全國性財經動向。基本上，由於選舉的結果對目前的政治版圖沒有劇烈的影響，執政黨持續獲得多數席位，使得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消除，會使得最近收手離開的國際資金快速回到台灣的資本市場，促使近期呈現停滯狀態的台灣股市繼續看漲。目前已經有投顧專家預期台灣股市將可上看九千五百點，比起目前的八千三百點大幅成長一千點以上。然而，我們認為台股短期內雖有上漲的條件，但未來漲幅的多寡還要是要看未來經濟的表現。如果全球景氣回升的情況持續不變，讓台灣繼續搭上全球景氣復甦的順風車，則當然有可能續往萬點邁進，否則，大盤維持在目前的狀況也是合理的現象。

　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外部重大因素，除了全球景氣狀況以外，當然還有兩岸間的經濟關係。如果執政黨有能力掌握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讓台灣繼續搭上彼岸的這班順風車，那麼台灣經濟前景自然會比較樂觀。而目前影響兩岸經濟運作的最大因素還是「兩岸經濟協議」（ＥＣＦＡ）的發展。雖然今年六月底簽署的已經生效，早收清單的幾百項貨物將從明年初開始分兩年三期免除關稅，十項上下的服務業開放也相互開放，但絕大多數貨物貿易的內涵以及諸多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在近期內展開。執政黨表面上在五都勝選，使其能夠維持這個開放的方向。然而，在野黨的選票增加並且領先執政黨，也對這樣的兩岸貿易開放談判投下些微的變數，促使執政黨必須更為謹慎地從事此項貿易談判。易言之，執政黨必須更謹慎地進行兩岸貿易開放的談判，以免其結果造成選票的進一步流失，危及總統大選的結果！

　然而，如果執政黨能夠善用「選票流失」這個「有利條件」來和對岸談判，獲得一個對台灣整體而言更為有利的結果，那麼這個「選票流失」的情況反而可以成為執政黨在兩岸經貿談判上的重大籌碼，來爭取台灣可能獲得的最大利益。而在台灣本身的「所得分配」問題嚴重、房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執政黨如果想在選票流失嚴重的「南二都」獲得止血效果、對中部地區選票逐漸惡化的狀況加以扭轉，並且在獲勝的「北二都」保持或擴大戰果的話，如何讓底層民眾獲得經濟的改善，又不讓中上層的民眾喪失支持的熱情，已經形成相當嚴峻的挑戰。如果經濟持續回穩，那麼執政黨可以運用的資源增加，則更為有效的「所得重分配」計畫和南部地區的重大發展規劃應該會受到重視，藉以扭轉執政黨長期以來「重富輕貧」、「重北輕南」的政策取向，並確保總統大選不被「翻盤」。但是否真能做到這樣的改變，則還是一個問號。

　總而言之，「五都選舉」的結果讓執政黨和在野黨大體上都「通過考驗」，台灣的財經大勢基本上不會受到影響，並且對台灣的財經現況產生正面的影響。但由於「北藍南綠」的態勢更為穩固，而且「綠地」更為蓬勃發展而頗有超越「藍天」的態勢，對於執政黨在「所得分配」和「南北均衡」兩方面的政策取向產生了更大的壓力。如果執政黨有魄力藉選舉結果突破現行僵化的財經政策，提出全新的施政思維，則對於執政大局將會有顯著的助益。否則未來的二○一二年我們極可能看到財經狀況不錯，但執政黨卻失去政權的結果！

官方該調查「幸福指數」了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11.22)

＜經濟人語＞ 官方該調查「幸福指數」了（杜震華）

2010年11月22日蘋果日報

根據報導，英國首相卡麥隆已經要求國家統計局擬定一套測量人民「總體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的方法來產生一套數據並定期（可能是每季）公布，以評估英國人民在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幸福感，作為英國政府進行決策時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如果一切正常，明年春天就會完成問卷設計並開始調查。其實，法國總統薩科奇去年也已經宣布，計劃將國內人民的快樂程度用來評估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而加拿大也正在研究實施類似制度的可行性。事實上，「幸福指數」或「快樂指數」的調查在西方先進國家早就受到重視：美國全球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長期研究多國人民的主觀幸福感受；近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和「地球之友」也公布偏重環境保護的「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 HPI）；國內主計處也在87-96年期間在「社會趨勢調查」中調查國人的幸福感受；但沒有比較詳細的調查，之後也已經停辦。

 

景氣好不等於幸福

 

一直到2008年中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首次較為完整的「幸福指數」調查才由一個新興的NGO（非政府組織）「台灣競爭力論壇」公布，並且在2009年中公布第二次的調查結果。兩次調查的結果竟然發現在金融海嘯衝擊之下，人民的總幸福感受是提升的！這似乎說明經濟景氣與否對幸福的影響可能和一般的直覺有異，值得長期調查追蹤，並根據不同區域、縣市、議題調查，作為政策施為的參考；如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將它作為勞工就業政策的參考一般，有其相當的重要性。可惜在資助企業受到景氣衝擊之下無法繼續支持，迄今還無法看到「台灣競爭力論壇」公布今年的調查！

但是一個有智慧的政府，不應該坐視如此有價值的調查中斷，或者是由民間NGO有一搭沒一搭地辛苦進行。由於涉及人民幸福感受的因素不少，包括家庭關係、婚姻關係、經濟狀況、社會互動、所得分配、居住環境、教育環境、交通狀況、民主參與、政治清明、兩岸關係、政府效能等等，都會影響到民眾主觀的幸福感受，甚至關係到選舉結果。2000和2004年的台灣大選，基本上都無法單獨由經濟表現來解釋；如果有這種調查，極可能就可得知為何有那種選舉結果。

聰明的政府當然應該利用「執政優勢」按時調查、公布結果，據以擬定政策影響民眾的投票。只要是客觀的調查，學界當然會進行相關的研究，其成果更是無價的資產，可以協助整個國家建構一個更幸福美滿的社會！

 

生活感受才是關鍵

 

不僅是中央政府該做，地方政府也應該每季或每半年進行調查，了解民眾對於「在地生活」的幸福感受，並弄清楚「幸福」或「不幸福」是來自何處──是道路不暢順、平坦？是公務員服務態度不佳、經常遭到刁難？還是路燈經常不亮、紅綠燈老出狀況？或治安不佳出門提心吊膽？還是巷道常被路霸佔用？這些調查既然是由公帑進行，就應該對社會公布，接受民意監督並自我鞭策，成為一國或一地進步的動力來源！

吳院長特別強調「庶民經濟」，請由最能夠了解庶民需求的「幸福指數」調查開始！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美國印鈔票救景氣的後果和台灣的因應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1.14)

美國印鈔票救景氣的後果和台灣的因應

　│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美國大量收購公債，釋出美金，有利美國出口，但衝擊他國的經濟，台灣應早日規劃對策。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Ｆｅｄ）展開了第二波的「量化寬鬆」政策（ＱＥ２），預計在本月到明年六月底為止收購六千億美元的公債，引發全球的抨擊。這個政策的邏輯和影響巨大，值得吾人關注。它也對政府金融單位施加了巨大壓力，必須妥為因應，以免淪為美國景氣復甦的「代罪羔羊」！

　傳統上，在景氣蕭條的時候，政府的政策選擇有兩種：一種是財政政策，另一種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通常是由政府舉債來擴大支出，造成整體需求增加而讓景氣復甦。「貨幣政策」通常則是透過幾種方式來增加「貨幣供給量」，貨幣數量增加之後銀行體系可以提供貸款的貨幣數量就會增加，利率也就會隨著下降。而廠商就會增加貸款來投資、消費者也會增加消費，造成景氣的熱絡。這些都是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教材，所有唸過經濟學的學生都相當熟悉。

　然而，這種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中已經發生變化。在一個金融市場並未國際化的情境下，貨幣數量的增加通常會讓「國內」的廠商增加借貸來進行投資，促進「國內」景氣的復甦。但是在一個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增加的貨幣數量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獲利機會較好，而資金在國際間的進出也沒有什麼管制之下而流到他國投資來獲利，不再像過去一樣投資在本國的產業。而大量的貨幣瞬間流向某些國家時，當然會造成這些國的貨幣升值，流出國家的貨幣相對貶值的狀況。

　因此，大量增加貨幣而且讓貨幣流出的國家，極可能因其匯率相對於貨幣轉入的國家貶值，因而在相當的程度上有助於該國的出口。而這當然也不利於升值國家的出口，形成了一種「以鄰為壑」的現象。此外，這些短期間大量流入的資金，會尋求各種有利的投資標的來進行投資，當它們進入房市就炒高了房價，進入了大宗物資就炒高了商品價格，流入股市就炒熱了股票價格，使得流入國面臨了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以及未來這些大筆資金獲利了結時可能產生股市或經濟「泡沫化」的壓力。這就是目前各國擔心美國聯準會收購公債、釋出貨幣，將使大量美元轉進他國造成他國匯率升值、影響出口和經濟成長的原因。巴西、中國和德國已經對美國大加撻伐，批評美國挹注銀行體系現金將會危害全球經濟！

　美國在去年（二○○九）三月提出了第一波的「數量寬鬆」貨幣政策，規劃在一年內收購一．一五兆美元的國債和抵押貸款債券，這其實也炒高了美國公債的價格，降低了美國公債的收益率，波及其他持有美國政府公債的國家。而如果美國的物價因為貨幣數量大增而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加劇時，美元也會跟著貶值，手上握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不管市政府持有或民間擁有，都面臨了「資產減少」的後果。因此，美國的「數量寬鬆」政策迫使其他國家必須嚴密監視其帶來後果，也讓中國等握有大量美元外匯存底的國家提高其他種類的貨幣來組成其外匯存底，避免美元貶值帶來資產縮水！為了抵制美國的作法，不少國家也採行相同的「印鈔票」作法來抵銷貨幣升值，其結果將造成全球性通貨膨脹，有專家甚至預測「全球經濟末日」將在二○一二年到來！

　我國的經濟體質相對於競爭對手向來還算不錯，當然吸引了許多「投機」的國際資金想流入尋求獲利機會，但上述的種種負面的副作用也難免，使得央行戰戰兢兢地要和這些「游資」對抗，至少使其無法獲得極短期的匯率撥動利益，而放棄台灣作為其投機或短期投資的標的。例如目前在每日新台幣升值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央行會在外匯市場閉市前硬是大量供應台幣，將台幣拉回沒有升值甚至貶值的狀況，干擾游資認定可以在台灣的外匯市場獲利的預期。這應該對減少游資進入台灣有效，也為央行總裁帶來「七Ａ」（連續七年被評為Ａ級總裁）的封號。

　然而，這種在尾盤時突然讓台幣大量貶值的作法，和新台幣在整個交易期間的真實匯率完全脫勾，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匯率（盤中和盤尾），妨礙一般廠商的國際報價，不是一種正規和合理的作法。既然巴西已經開始對外資徵收「托賓稅」（諾貝爾獎得主托賓提出對熱錢課稅），對外資投資於「固定收益證券」課稅，且稅率已由百分之四調高為六，韓國也準備在明年一月跟進的情況下，我國央行可以考慮跟進。稅率高低可以研究，但這才是正規作法。

美國這個全球巨人正以全球為代價來爭取復甦，我國真的得步步為營！

 

為何民眾對景氣回春沒有感覺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0.29)

為何民眾對景氣回春沒有感覺？

　政府經建部門對於今年的「景氣回春」甚感得意，但是又面對民眾對於經濟的感受不佳感到困擾，頻頻徵詢專家意見，既想為本身的工作績效增添光彩，又想為執政黨的五都選舉增添助力。然而問題出在何處卻似乎仍搔不到癢處！我們願意提出一些看法，為政府相關單位解惑，增強其解決問題的能力！

　首先，景氣的確對「一般人」而言還沒有「回春」。雖然今年前兩季的經濟數字亮麗，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十三左右，讓各種全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都達到百分之八或九，但是經濟成長的來源主要是出口和投資，而目前的出口和投資行為，主要集中在少數的高科技產業，和一般人民的關係不大，當然不會讓一般民眾感受到「景氣回春」。其次，比起金融海嘯發生之前的經濟狀況，現在的經濟情況仍然沒有超越，失業率還是高於海嘯之前，許多民眾的薪資甚至還低於海嘯之前，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不可能感受到景氣已經「回春」。

　其三，目前的景氣狀況的確是在緩慢回升，這也反映在股市的步步升高上面。只是，產業復甦的情況不一，景氣較好的產業通常從業人員較為忙碌，被電訪到的機會就比較少。進行這種調查的單位經常是商業雜誌，不像主計處這種極為專業的機構，能夠克服調查上的盲點，導致調查的結果極可能是偏誤的。例如，景氣較好的高科技產業和餐飲業、計程車業，其從業人員不只白天上班，大概晚間都還要加班到深夜，如何讓電話訪問能夠接觸到這些景氣恢復時首先受惠的族群呢？坊間的商業雜誌調查克服這種統計盲點的能力其實令人懷疑。其四，是所得分配的問題。如果所得分配越來越惡化，那麼景氣回春受益最大的極可能就是那些少數的高所得人士，高所得人士不定都是高科技業者，像台北是的百貨公司似乎業績都已經顯著回升，但獲利的可能是它的老闆，連雇員的薪資可能也還沒有提高。因此，眾多在所得分配末端的民眾當然不會感受到景氣回春。

　如果要讓一般民眾感受到景氣真的回春，我們有幾種看法：首先，經濟必須持續改善，讓所得提升的「乘數效果」持續擴散到一般民眾。由於目前國際經濟回春的力道不足，各種景氣指標似乎又有下滑的跡象，政府應該緊密監督擴大內需方案的各種執行成效，以免公共部門的效率欠彰影響到經濟表現。其次，吸引台商回台和吸引外資流入的工作要更為重視。目前經濟會正全力到境外招商引資，但是吸引台商回流的層級、誘因規劃和投入的力道似乎不夠。眾多台商多次指出必須讓外勞和最低工資脫勾的政策一直沒有解決，其實可以規劃幾個「經濟特區」的工資自由化，但規劃本地勞工必須進用相當的比例，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來擴大台商回流的現象，改善失業率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指出，對於許許多多當前經濟問題的研究，政府都沒有適當的掌握，乃至於許多「藥方」其實不是對症下藥因而幾決不了問題。例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台灣「奧肯係數」(經濟成長率每百分點對就業的效果)偏低的問題，政府到現在沒有適當的掌握，當然也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而這又牽涉到政府的研究能力和委託研究的制度性問題。由於中央經建部門極為忙碌，基本上無法進行深入研究，多半是委託研究智庫。但政府的研究預算越來越少，這和對岸中國或競爭對手韓國完全不同。若經建部門有一些可以靈活運用的經費，視政策需要隨時委託研究單位或個人，短期內全力投入某個課題的研究，就可以快速獲得較可信的答案，對症下藥加以解決。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在平面媒體提出問題，並做出簡單的分析討論之後，相關政府機構趕快找一些專家開會瞭解問題、提出解決藥方。這種決策模式相當危險，因為受邀專家連自己的發言也沒有多少把握，卻必須以「專家」的身份快速做出分析和建議﹗以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為例，中國商務部自己的研究中心有八百人的規模，直接研究人員達到四百位，我們的主要智庫卻只有十人上下在研究這個議題，如何和他們在談判桌上競爭？

　景氣回春人民感受不到？先瞭解如何能夠有效讓景氣回春再說吧！

高教國際化刻不容緩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10.25)

＜經濟人語＞：高教國際化刻不容緩（杜震華）

2010年10月25日蘋果日報

今年年初，大陸昆山「美國杜克大學昆山校區」動土興建，明年這所大學將是中國繼英國諾丁漢大學寧波校區、蘇州西交利物浦大學之後，國際頂尖大學在中國設立的最新分校。這個占地佔地約台大校總區八成大小（80公頃 ）的校園，將陸續建成商學、醫學、工程、法律、公共政策、環境與地球等學院，成為中國甚至是亞洲的頂尖學府，向全球招納六千位學子！

 

類似這種「教育國際化」的各種型態，早已在亞洲如火如荼地發生：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印度商學院是和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賓大華頓商學院及倫敦商學院合作創辦的；卡耐基美倫大學也和印度斯利那達爾大學設立合作項目，以低廉和較短的時間獲得雙聯電腦碩士學位；哈佛大學計劃在孟買展開合作培訓，除了提供高教外也將為官員和工商領袖提供管理課程。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更是中國、歐盟合作的典範，其全英文授課的企管碩士學程名列全球前25名。

 

星馬廣設英美分校

 

就在9月底，馬來西亞宣布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將在馬國雪蘭莪州設立醫學院，馬國和美國投資者將投資180億元台幣，配置600個床位和研究設備，藉以發展醫療旅遊業。然而，新加坡卻是全亞洲最熱中發展國際高教合作的國家：東亞管理學院5年前和英國威爾斯大學展開合作，讓100名英國學生前來深造；目前進一步合辦該校的亞洲分校，藉雙語教學優勢計劃在五年內將學生數提高到3000人，相同學程讓學生節省在英國的7成學費。事實上，東亞管理學院兩年前已和英國瑪格麗特皇后大學合作設立英國的首座亞洲分校，計劃招收6000名學生；隨後來自中國、印度和越南的學生立即迅速增加。在此之前，美國內華達拉斯維加斯大學所屬的威廉哈拉旅館管理學院早已在星國設立境外第一所分校。

新加坡的「世界級大學」計劃是在1998年展開的，十年內透過提供校舍設備和較大的管理自主權等優惠，計劃引進至少十所世界一流大學到新加坡開辦課程、進行研發、開辦分校；陸續引進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法國INSEAD商學院、賓大華頓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紐約大學、杜克大學、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喬治亞理工學院等大學開辦各種學程或分校。

 

吸留學生增競爭力

 

和國際一流大學合作培訓學生的結果，一方面確保星國的人才領先全亞洲，另方面為新加坡帶來大量外國留學生，建立一個穩固的區域教育中心和教育出口產業，也為星國的國際人脈網絡打造了堅強的基礎。優秀的留學生還可以獲得獎學金，並以服務年限規範來留住他們，最後以永久居留權將其轉化為星國最優質的人力資本來和全球競爭！為了顧及本地學生權益，限定外國學生數量在兩成之內；然而，目前已經有五萬名外國學生赴新加坡留學。

看看亞洲鄰國的企圖心，以及陸續流失的台灣青年菁英，你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未來會如何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0.10)

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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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隨著亞洲貨幣升值而大幅升值，成為金融市場上的重大事件。外銷廠商關切它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經建會主委認為應該尊重市場，呼籲廠商要習慣匯率的波動、吳敦義院長說他信賴７Ａ的央行總裁…。到底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值的後果為何？對台灣經濟是好是壞？央行的匯率政策走向是否正確？我們願意為不熟悉這個議題的讀者解惑。

　所謂匯率，就是一種貨幣用另一種貨幣表現的價格。當新台幣兌美元升值時，就是以美元表示的新台幣價格上升；反之就是新台幣貶值。新台幣兌美元升值後，使用美元進口的廠商會獲利，因為用一樣多的台幣可以換到更多的美元；但台灣出口廠商會受到不利影響，因為一樣的出口收益會換到比較少的台幣。因此，一般認為貶值有利於出口而不利於進口，而升值反是。

　由於早期台灣外匯極端缺乏，因此幾十年來的產業政策一向鼓勵出口、抑制進口以創造外匯盈餘。雖然七○年代後台灣的貿易順差帶來日益增加的外匯，但央行還是希望藉由「管理」的浮動匯率讓台幣貶值，以創造貿易盈餘和外匯存底。

　只是，外匯存底被央行(或銀行體系)匯集的同時，央行也同時釋出新台幣，因為它必須一手交出新台幣給出口商，另一手才能收進等值的美元。如此一來，隨著央行掌握的外匯越多時，市面上的新台幣也越來越多，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或壓力；除非央行出售手上握有的附利息政府公債，來減少流通的貨幣數量。而且，貿易帶來的外匯存底反映本國為外國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外國為我國生產的東西，外匯一直增加表示我國在為外國「作嫁衣裳」。雖然日後這些外匯可以用來進口外國的生產，但這等於目前我國免費借出資源給外國使用，不是明智國家該有的作為，也顯示國內沒有適當的投資或消費管道，只好將大量資源暫時供外國，而不是用來進行投資進口或適當消費來提高生活品質！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一國只要保有三個月進口所需的外匯就夠，太多外匯存底就會產生上述問題。台灣去年總進口金額為一七四四億美元，但去年受金融海嘯嚴重影響，我們改用前年進口值二四○五億美元為基礎，三個月即四分之一應為六百億美元。這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台灣只要六百億美元外匯就足以供一般進口之需。如果考慮目前國際游資頗多，需要更多外匯以備不時之需，則加上一倍也只要一千兩百億美元。但目前台灣外匯存底達到三七二○億美元，高居全球第四，遠遠超過國際經濟活動所需，連應付國際炒家的狙擊也綽綽有餘！我們難以想像，央行迄今還保持「重商主義」思想，三不五時就單方干預新台幣匯率，硬是讓台幣貶值幅度加大或升值幅度減少，來人為造成台幣偏低以製造貿易順差，卻還經常大言不慚地說：「新台幣匯率由市場決定！」

　先進國家也會干預匯率，但通常是在匯率變動過大，已危害到一般經濟運作時才會如此。但我國央行如此過度貶抑台幣匯率、協助出口產業的結果，是讓台灣產業和資源過度集中在出口，經濟成長的效益也偏向由出口商、特別是高科技產業享有。而這卻是以大多數人民犧牲了對高品質進口品的消費、無力到海外旅遊消費、進口商每每受貶值傷害為代價所換來的。

　其實，當資源問題日益嚴重之際，我國應該仿效對岸，使用部分外匯存底積極到全球各地去投資能源和礦業，以確保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能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這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過多的外匯存底，減少新台幣過多的壓力，也可以發展更好的國際關係，提昇台灣的國際化和影響力，並間接營造「台灣品牌」的國際形象。

７Ａ的央行總裁容易獲得，但國家長遠的整體利益更為重要，台灣廣大的民眾有權利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