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9日 星期日

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30)

<經濟人語>: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杜震華)


20100830蘋果日報


 


主計處公布了去(2009)年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的資料,最高收入20%的家庭收入(可支配所得)和最低收入20%家庭的所得倍數比,快速地由前年的6.05倍提升到去年的6.34倍,很快會超越2001年創下的歷史紀錄(6.39倍),顯示台灣的所得分配正在急速惡化。如果這個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很可能兩年後在亮麗的經濟成長數據下,我們會弔詭地再一次看到政黨輪替!


 


政府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行政院迅速召開了「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會議,提出各種改善的策略方向,要求各部會提出實際的施政措施。它們包括:促進民間投資,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就業水準、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改善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提升勞動生產力,增進所得水準、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


 


有效政策缺乏鐵腕


 


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固然多元,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全面執政就必須全面負責。綜觀這些策略,有些的確有效而有些其實無效;有效者之中既有短期性質,也有長期性的。如果無法在2012年總統大選之前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致令今明兩年之所得分配持續惡化的話,其結果會是該議題成為大選中的焦點,負面效果完全反映在大選結果,讓馬政府兩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上述策略中,有效的包括: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而在有效者之中,短期內可以產生顯著效果的只有(1)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2)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兩種。但在兩者之中,第一種必須要增加課稅,第二種則是要對窮人花錢;執政黨對前者缺乏勇氣,對後者卻又捨不得,因此情況並不樂觀。



馬總統和經建會都認為台灣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比較不算太差,客觀地說這是正確的。然而,所得分配狀況的發展無法脫離主觀的環境來談,台灣在1980年左右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是最好的前五名之一,但是目前已經被大多數的中西歐和北歐國家超越,原因在於他們大規模地利用租稅和移轉的措施來重新分配所得,租稅包括所得稅和稅率在20%上下的加值稅。


 

當心「拉丁美洲化」


 


台灣若要參考,可以採用加值稅但免除生活必需品課稅,讓富人多繳加值稅而窮人則少繳;再以這種稅收支持窮人的社會安全和福利支出,當可大幅改善所得分配。由於富人較少而中低收入者多,政治上也具有足夠的誘因來實施此項措施。



目前所得分配最差的國家包括巴西、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巴拉圭、瓜地馬拉、巴拿馬等南美國家,其吉尼係數都超過0.5,導致政府像跑龍套地忽左忽右,政策難以持續、穩定。香港和新加坡雖然也在0.5上下,但「國情」特殊而沒有類似問題。台灣雖然只有0.34,但絕不可認為情況還好就不以為意。7080年代,台灣富人極少而且低調,且窮人只要想做加工或加班就有機會;目前就業困難而富人相對較多,加上高調消費且媒體恣意渲染,人民的「相對被剝奪感」較當年嚴重許多。如果只想應付了事而蹉跎了大好時光,則台灣的「拉丁美洲化」可能會就此展開!


2010年8月13日 星期五

退場機制不是毀台條款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8.14)

退場機制 不是「毀台條款」(杜震華)


20100814日蘋果日報


 


施明德先生日前在報紙刊登緊急呼籲,指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第16條終止條款是「毀台條款」,必須加以刪除。他擔心如果未來政黨輪替之下不接受一中原則,北京將可運用終止條款讓ECFA失效,使得股市崩盤、資金外流、台灣經濟崩解,後果比停建核四更嚴重!施先生憂國憂民的遠見令人欽佩。然而,身為這條「退場機制」的提案人,筆者也願意提供一些看法供施先生和關心者參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國際之間的條約大概都有「終止條款」,提供簽約各方在持續條約的環境已經不存在時,可以退場的機制。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有終止條款。這些條款幾乎都相同,就是簽約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書面通知對方要求終止協議之下,六個月後協議就會失效。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上世貿組織的網站去查閱各會員體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來查證上述的狀況。東協和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確實沒有列出終止條款,而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中國和香港、澳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也沒有這個條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港、澳已經屬於中國,理論上不會有「終止」的情況發生,但東協和中國所簽的協定沒有終止條款,雙方都必須承擔風險,未來雙方執行協定的條件變得極為惡劣時,沒有一種結束合作的機制將是極為棘手的問題。



兩岸的ECFA在去年春天經濟部研擬草案時,是參考東協和中國的版本,因此就沒有這個終止條款。329日經濟部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召開第一場對外說明會時,由於受邀的幾位人士,不斷批評這個協議將讓台灣「萬劫不復」,筆者於是建議增加這個條款;如果未來實施之後真如質疑人士所說,會讓台灣經濟陷入絕境的話,至少有個「退場機制」來依循規範進行退場。再說,雖然筆者認為ECFA可以讓台灣經濟獲得大量商機,然而經濟是動態的,沒有人能夠保證台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一段時間之後還能保持優勢。如果未來台灣大部分產業都「落入敗部」,而北京卻不願意修改協定讓台灣喘氣的話,有這個終止條款作為籌碼也是好事。


 

終止條款是個保障


 


最後,中國有所謂的「諸侯經濟」,萬一中央承諾的開放無法落實到地方,導致「經濟合作」的結果是我方完全依循協議開放,對方承諾的開放卻讓我們「看得到卻吃不到」的話,有個終止條款做為籌碼對我方好歹是個保障。當然,有個終止條款可以讓質疑的人士緩和其反對的力道,讓這個協議早日通過嘉惠台灣經濟,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





這些考量就是筆者當時提出這個條款的初衷,有興趣者可以參閱隔日的《自由時報》。該報將這個建議列入「愛台灣」的發言之一,顯然是認同這個條款對台灣有利。施先生目前的說法,認為它將成為北京要脅台灣接受統一的「撒手鐧」,至少在當時沒有人如此認為,也不可能會是諮商談判代表的「賣台」行為。



事實上,要以這個協議來要脅台灣就範低估了台灣的意志力和實力;在北京正在國際上積極營造「和平崛起」的圖像,並認定兩岸關係已步入「和平發展」的互動時代時,尤其顯得突兀。

 


國人應對台灣的執政黨、在野黨,以及對岸領導者的智慧都多一些信心,台灣的前途才會更加光明!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0年8月1日 星期日

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2)

<經濟人語>: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杜震華)


 


20100802蘋果日報



近日由於擴張工業區徵用農地所引發的衝突,台灣內部又掀起了一波「環保」與「經濟」何者為先的爭議。隨後在麥寮台塑六輕發生了近來第二次的大火之後,馬總統總算說出「環保優於經濟」的談話;這可是政府高層首次說出讓重視環境者窩心的言詞,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是否真正重視環境保護,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一個檢驗國家是否重視環境的簡單指標,是看該國是否配合聯合國在200611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舉行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上發起的「為地球種10億棵樹計劃」。該計劃迄今已經被170個國家響應,並且到去年(2009)底為止為地球種下了74億棵樹﹗



其實早在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Wangari Maathai受到一家在美國種下百萬棵樹的企業啟發,就在肯亞推動了「肯亞綠帶運動」,前後在12非洲國家種下了3千萬棵樹,成為上述聯合國計劃的起源。結合了「去森林化」(deforestation)對人類生存威脅的認知,全球有自覺的國家早就已經如火如荼地以增加森林面積來重建環境、綠化家園。



其結果當然顯著:雖然從1990年到2007年全球年均「去森林化」的速度是0.2%,但是高所得國家卻呈現年均0.1%的「森林化」成長率,特別是歐元區的年均成長率約達0.65%,相當令人驚豔。而沙漠極多的中東和北非,居然也可以達到0.35%的年均成長率,相當不容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也由90年代的0.3%負成長轉為2000-20070.2%正成長。令人擔憂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然以年均0.5%的速度減少森林,次撒哈拉非洲更是以年均0.65%的驚人速度耗掉森林;而南亞也由年均0.2%的正成長轉向0.1%的負成長。


 


愛護環境淪為口號


 


負面的發展主要來自低所得國家年均0.7%的超高速惡化,連中所得國家也以年均0.2%的速度繼續耗用森林。但是少數非富裕國家的睿智卻令我們推崇──糧食壓力極大的中國,在90年代居然可以以年均1.2%的速度力挽狂瀾,並且在2000-2007期間將力道加大到令人驚訝的2.1%﹗然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埃及,它居然可以在這兩段期間分別產生3.0%和2.5%的年均成長率。同樣讓我們豎起大拇指的有:突尼西亞(4.1%、1.9%)、烏拉圭(4.5%、1.3%)、科威特(3.4%、2.4%)、愛爾蘭(3.3%、1.9%)、賴索托(3.4%、2.6%)、越南(2.3%、1.9%)、西班牙(2.0%、1.7%)、敘利亞(1.5%、1.3%)。這些國家巨大的差異性,讓我們只能用「決心」才能解釋它們為何成功。而耗用森林最嚴重的則是蒲隆地(-3.7%、-5.5%)和多哥(-3.4%、-4.7%),如果不改善大概20年後就會是「童山濯濯」的景象矣﹗





而台灣呢?15年來台灣的林地面積可說是文風不動、毫無長進。不管計劃多麼美好,休耕農地再多,多麼想「參與」聯合國,我們的森林面積就是如此這般;只不過,這和我們天天嚷著「愛環境、愛台灣」的口號倒還蠻一致地﹗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0年7月29日 星期四

規劃增稅減支以降低國家債務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7.30)

規劃增稅減支以降低國家債務


 審計部公布了九八年度中央政府決算審核報告,歲入歲出短差為新台幣一六一一億元,為近四年來的首次短差。超過四兆元的債務餘額也創下了歷史新高,在不增加舉債的前提下,需要六二年才能夠還清﹗我們認為目前政府不只是不該繼續擴大債務,而且應該立刻規劃以擴大稅收、降低支出來積極縮減債務,別再債留子孫,剝奪了他們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當然,去年是相當特殊的一年。莫拉克風災和金融海嘯迫使政府必須舉債因應莫拉克風災的特別重建預算七七五億元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一九一億元,加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舉債二二八七億元,使今年度舉債預算數達到四九七四億元,也使得中央政府的舉債金額持續升高。中央政府長期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已經從民國九十年底的二點六四兆億餘元,逐年增加到九八年底的四點五六兆餘元,八年間增加債務一點四二兆餘元,若再加計未滿一年的債務二千四百億元,債務就高達四點三兆餘元。雖然距離「公共債務法」所設的國民生產四成(五點二兆元)上限仍有一段距離,但是平均每位國民欠下約二十萬元的債務,可說是怵目驚心!

 政府債務高漲的後果,產生了種種的問題:首先,政府無力進行各種生產性的軟、硬體建設。近年的經驗顯示,在政府無力進行公共建設之下,各種藉助民間力量的BOT建設可說是問題重重,經常和原本的預期差距巨大。而近來桃園機場的設施簡陋、國際評比落後,也清楚顯示了近年來政府無力改善公共建設的後果。其次,政府無力進行社會政策的推動,使得社會發展逐步偏離理想的狀態。例如,台灣人口結構失衡,少子化威脅著人口結構的適當發展,但是政府除了提供一百萬元的鼓勵生育「口號」之外,根本無力仿效西方國家提出真正具有誘因的獎勵生育措施,這當然是負債累累之下的結果﹗其三,政府無力進行所得分配的改善。由於債務高漲,政府無力補貼或協助弱勢家庭或個人,使得所得分配逐年惡化,引發社會議論和不滿。其四,行政部門長年無法調整待遇,也無力提出較為優厚的差異性獎金來獎勵卓越的公務員和教師,使得龐大的政府服務部門士氣低落,逐漸影響積極性和行政績效。

 然而,不管是亞洲的香港、新加坡,或是中北歐國家,卻都能夠維持健全的政府財政。其道理其實很簡單,香港的政府不隨便以政策來「賄選」,中北歐國家則是以相對較重的賦稅來達成設定的國家目標。舉例而言,丹麥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九,遠高於台灣的百分之四十;此外,這些歐洲國家都徵收顯著的加值稅,稅率大約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台灣的加值稅只有百分之五,加上所得稅率低而且逃漏稅嚴重,當然國家貧窮、人民相對富裕但上述的公共目標越來越難達成!

 我們認為,是到了設計降低公共債務、提高政府效能的時候了,特別是在今年景氣好轉、失業率緩慢下降的此時此刻。如果節流困難,我們建議提高消費性的加值稅五個百分點。其實,許多國人在國外就經常見識到外國沈重的消費稅率,以美國紐約市為例,聯邦稅加上州稅再加上市稅約略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顯然我國由百分之五加五個百分點成為百分之十,和先進國家比較還是相對偏低的。我國國民租稅負擔比例近年已經降到百分之十三以下,為全球最低的前幾名,卻還在降稅,其實是極度不可思議的!

 馬總統曾說:要做對的事情,即使是失去選票。我們佩服馬總統說這句話的氣魄,然而,如果經常做對的事情,顯出改革魄力的話,人民反而會以選票來表達對睿智者的支持,不見得會喪失選票。特別是在景氣好轉、政府債務創新高的此時此刻,我們呼籲馬總統和行政院長:增稅、減支來降低政府債務正是此時此刻的當務之急,請表現出你們的魄力吧!


2010年7月4日 星期日

ECFA應有的配套措施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7.5)

<經濟人語>:ECFA應有的「配套」措施(杜震華)


20100705日蘋果日報


 


嚷嚷了一年多,「兩岸經濟協議」總算簽署了前菜--「架構協議」,後面兩道大菜(貨品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雖說將會曠日廢時,但也會在架構協議生效後半年內展開諮商談判,台灣和她最大貿易對手(中國大陸)之間的「自由貿易」即將展開。其結果是否真的會如馬總統所言--台灣將由中國走向世界,或如同反對黨所言--將被北京鎖在中國,很快就會得到答案。在這段過程中表達立場、付諸行動來贊成或反對的各方政治勢力,未來都會在歷史洪流中因判斷正確而獲榮耀與茁壯,或因誤判而必須付出代價與萎縮﹗


 


台灣在這個「架構協議」附帶的「早期收穫清單」中似乎「獲利」頗大--對大陸出口貨品有539項列入名單、出口金額佔對大陸總出口的16.1%,遠大於台灣給予對岸輸台的267項產品、佔大陸對台出口總額的10.5%;而且清單中完全不包括農漁產品和被台灣認定為弱勢的產品(這些都被北京認為是在「讓利」)。對於名列早收清單的產品,台灣將可在兩年後完全免關稅下大舉進軍大陸市場;而大陸所獲以原材料為主的早收免稅貨品,將可用來降低台灣廠商的生產成本、強化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馬總統躊躇滿志,配合兩岸海空直航的順利實施、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到百分之十七等利多因素,除了宣示今年經濟成長率將以百分之八作為努力目標之外,順勢責成行政院成立「全球招商專案小組」,並將在國家安全會議下成立「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督導推動創新、招商工作。蕭副總統也接受訪問,強調台灣將藉由ECFA而「轉大人」。剎那間,「六三三」的選舉支票似乎兌現有望,台灣即將要成為「亞洲貿易樞紐」、「亞太區域總部」,甚至是「全球經貿中心」!


 


適當選擇弱勢產業


然而,許許多多該有的「配套措施」,迄今卻殘缺不全或根本付諸闕如:首先,17項弱勢產業的選擇是否適當?有無必要重新確認?例如眼鏡、鐘錶、日用塑膠製品、包裝紙箱、水泥製品等弱勢產業都沒有被涵蓋在內,未來將由「市場機制」任其自生自滅?其次,950億元「因應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的輔導資源將如何規劃使用?行政院在二月份核定的方案是一套因循目前舊制的「新資源分配方案」,沒有針對受衝擊產業個別規劃,顯然無法應付未來需要。其三,大規模受衝擊產業勞工的轉業培訓計劃尚未規劃提出,行政院只為勞委會畫了一個大餅(325.5億元),似乎要等到大規模失業發生時才要提供轉業訓練!其四,農業部門似乎頗陶醉於18項「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陸方單方提供的農漁早收清單)中,無任何顯著的預先因應方案,似乎準備在真正和美國、東南亞各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這種時間其實不會太遲),對手兵臨農業城下時才要提出因應方案!



更嚴重的是:面對所得分配可能因更快速經濟成長而惡化的狀況,行政院沒有任何因應規劃。回想2000年時,執政黨在經濟成長率6%、失業率3%的情況下卻遭到「政黨輪替」的慘痛經驗,似乎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而如果無法針對立法院立法怠惰、警界黑白掛鉤、司法無能去腐、官僚僵化無能等問題全盤改革,ECFA的成功只會激發人民更大的非經濟性需求,反而會重演政黨輪替的戲碼,馬政府切忌得意而忘形!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簽署ECFA存在盲點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7.1)

簽署ECFA存在盲點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台灣是賺或是賠藍綠各有不同的解讀,雙方應該尋求如何使台灣更  好。

 海峽兩岸選擇在七年前香港和中國簽署CEPA的同一天(六月二十九日)簽署了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架構協議」),提供海峽兩岸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無限的想像空間。到底這個「架構協議」是台灣淪為「祖國統一」祭品的開始,還是在維持政治獨立性之下,開創「黃金十年」的里程碑,未來的歷史將會揭露答案。所有表達看法和立場的黨派,都必須在歷史的長河中,以自己的信譽和前景來負責﹗

 本報長期以來,基於對這塊土地的熱愛,以及對自由民主生活的珍惜,經常表達對這個協議的疑慮。然而,既然協議已經簽署,而在「生效」條款之後,政府也順應民意增列了「退場機制」,我們願意在此暫緩全面性地探討這個協議,深入地探討這個協議的內涵,提醒政府尚未備妥的「配套」措施,以免在廠商尚未嚐到甜頭之下,社會就開始慘賠﹗

 「架構協議」從文字上看來,似乎沒有觸及兩岸的政治地位,早收清單表面上似乎也是台灣獲利較大。但是以「兩會」的方式簽署協議存在著政治風險,因為「終止條款」只陳述「一方終止本協議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但如果「另一方」被對岸解釋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或其「會長」,而「協會」或「會長」如果「因故不存在」的話,就會有「如何通知」或「通知有無效力」的問題。因此,在兩岸政府無法正式承認對方,並以政府名義簽署的情況下,這個協議的文字是有瑕疵的。

 其次,和「東協和中國」的「框架協定」比較,它們的協定在「貨品貿易協定」部分清楚地定下了談判的時程,也定下了整個降稅完成的時程。但是兩岸的「架構協議」卻沒有類似的規範,這對台灣是不利的。因為這次的「架構協議」,在中國政府看來是在對台灣「讓利」(其實不然,以經濟學角度看「讓利」越多才是「獲利」越大),如果他們想在「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中「要回去」的話,可以沒有壓力地和台灣磨時間,甚至用來換取台灣對其要求政治談判的妥協。因為目前看來台灣政府表現地比較需要這個協議,可以讓台灣在時間壓力之下讓步。其三,對於台灣十八項農漁產品的免除關稅,可以說是「為德不卒」,因為還有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稅」沒有去除,而這麼高的增值稅足以讓台灣農漁產品的競爭力大幅下降,無法真正「照顧」到台灣農漁業,只是達成其統戰宣傳的效果。

 其四,對於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北京政府迄今還是不願意放手。其對台機構的說法是必須承認「九二共識」,可是執政的國民黨是承認九二共識的,而且也說要在世貿組織架構下簽署,在這個架構下台灣不過是個「關稅領域區」,根本不涉及是否為「兩國」的問題,但中國政府卻還不願意承諾不會杯葛。這種態度值得政府加以檢討或做更積極的努力,否則無法說服人民將來簽署其他的貿易協定將可順利成行!

 更大的陷阱,在於馬政府目前沾沾自喜,認為經濟成長率將達到百分之六以上,甚至設定百分之八為目標。在這樣的預期下,政府上下完全以「經濟成長」為唯一目標,完全忘記了一個國家真正追求的應該是人民的幸福。如果所得分配的確如同一般認為,會在經濟較快速成長之下變得比較不均的話,就算「架構協議」對經濟成長會有一些效益,卻可能帶來不少人民在比較之下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增加,反而覺得幸福感下降!

 這樣的陷阱其實在兩千年的總統大選已經發生過一次。當年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六,失業率是百分之三,以目前的標準看來都還不錯,但是國民黨卻失去了政權!也就是說,以經濟成長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會產生極大的盲點,不是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唯一的施政目標。可是目前看來,執政黨除此以外,對於社會正義、所得分配的努力幾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誠懇地告誡政府:「架構協議」仍有盲點,也不要被它沖昏了頭!


2010年6月24日 星期四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6.25)

「香港現象」是CEPA造成的嗎(杜震華)


20100625蘋果日報



國內某媒體以頭版頭條方式,報導立法院法制局與預算中心曾赴香港考察中港簽署的「更緊密的經貿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但報告卻因內容過於負面而被擱置一事。報導指出,香港在簽署CEPA之後:企業多遷往中國大陸;本地幾乎沒有製造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眾多中國人入港工作拉低了香港薪資水平,使貧窮人口越來越多。


如果是要「先射箭再畫靶」來為「反ECFA遊行」暖身,作者沒有特別意見;但若真有意了解「香港現象」和CEPA是否有關,就有必要深入了解,以釐清事實真相。


 


工廠遷中國存在多年


上述不少「香港現象」基本上是存在的,但要將它們都歸諸於是簽署CEPA的「因」所造成的「果」,則有待商榷。兩件事實雖有先後次序,但並不見得就有因果,除非已經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影響因子,這是任何研究者都應該有的基本認知。



許多資訊告訴我們:在CEPA之前,這些「香港現象」早已存在多年,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簽署了CEPA之後就更為嚴重;若想要將這些現況歸罪給CEPA,就必須以更嚴謹的研究方法來說服民眾,否則只是低估國人的智慧。



香港由於勞工成本高,製造業遷往中國大陸早已存在多年。其製造業生產佔總生產的比重在1980902001030408分別為24%18%6%3.7%3.6%2.5%,製造業離開香港最快速的時期應該是在90年代;簽署CEPA之時不到4%的製造業比重其實已經非常低,後續降到2.5%要說是因為簽署了CEPA所致,可能需要更多的嚴謹推論。例如,設法證明本來可能是要上升的,但CEPA卻讓它繼續下降﹗



再說香港因為簽署CEPA而讓貧富差距變大,也只能說是「假設」而非「結論」。香港的所得分配原來就是有名的不均以衡量所得分配比較適當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而言,香港在19869196200103等年度分別為0.4530.4760.5180.5250.522,到了2006年成為0.533,這已經接近拉丁美洲分配最差的巴西(0.55)、玻利維亞(0.57),當然遠遠超過台灣較平均的0.34


 


全球化拉大貧富差距


然而,這些數據卻顯示香港所得惡化最嚴重的時期是在1991-96期間,2003年後的惡化極為有限;可能全球化的趨勢就可以完全解釋這種變化,不見得和CEPA有何顯著關聯,硬要扯上它顯得勉強。



最後,香港薪資是否在下降?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顯示,在2000030405060708年的香港僱員平均月薪分別為:11574108541053510671109851137911359港元;這顯示從2000年到2004年的香港工資的確是下降的,但之後的三年就是連續上升的,而且都高於簽署CEPA當年的薪資,直到金融海嘯的08年才又下降。這樣的數據如何說服別人CEPA造成了香港工資下降?



「參訪」有時的確可以協助我們釐清一些困惑,但是客觀數據的重要性不會較低。反對ECFA可以由某些面向切入,但以上述的「香港現象」來否定和中國大陸簽署貿易協定,推論的邏輯太過勉強、對民眾毫無說服力!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