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台灣時報 社論 2010.10.10)

台灣匯率政策走向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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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隨著亞洲貨幣升值而大幅升值，成為金融市場上的重大事件。外銷廠商關切它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經建會主委認為應該尊重市場，呼籲廠商要習慣匯率的波動、吳敦義院長說他信賴７Ａ的央行總裁…。到底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值的後果為何？對台灣經濟是好是壞？央行的匯率政策走向是否正確？我們願意為不熟悉這個議題的讀者解惑。

　所謂匯率，就是一種貨幣用另一種貨幣表現的價格。當新台幣兌美元升值時，就是以美元表示的新台幣價格上升；反之就是新台幣貶值。新台幣兌美元升值後，使用美元進口的廠商會獲利，因為用一樣多的台幣可以換到更多的美元；但台灣出口廠商會受到不利影響，因為一樣的出口收益會換到比較少的台幣。因此，一般認為貶值有利於出口而不利於進口，而升值反是。

　由於早期台灣外匯極端缺乏，因此幾十年來的產業政策一向鼓勵出口、抑制進口以創造外匯盈餘。雖然七○年代後台灣的貿易順差帶來日益增加的外匯，但央行還是希望藉由「管理」的浮動匯率讓台幣貶值，以創造貿易盈餘和外匯存底。

　只是，外匯存底被央行(或銀行體系)匯集的同時，央行也同時釋出新台幣，因為它必須一手交出新台幣給出口商，另一手才能收進等值的美元。如此一來，隨著央行掌握的外匯越多時，市面上的新台幣也越來越多，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或壓力；除非央行出售手上握有的附利息政府公債，來減少流通的貨幣數量。而且，貿易帶來的外匯存底反映本國為外國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外國為我國生產的東西，外匯一直增加表示我國在為外國「作嫁衣裳」。雖然日後這些外匯可以用來進口外國的生產，但這等於目前我國免費借出資源給外國使用，不是明智國家該有的作為，也顯示國內沒有適當的投資或消費管道，只好將大量資源暫時供外國，而不是用來進行投資進口或適當消費來提高生活品質！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一國只要保有三個月進口所需的外匯就夠，太多外匯存底就會產生上述問題。台灣去年總進口金額為一七四四億美元，但去年受金融海嘯嚴重影響，我們改用前年進口值二四○五億美元為基礎，三個月即四分之一應為六百億美元。這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台灣只要六百億美元外匯就足以供一般進口之需。如果考慮目前國際游資頗多，需要更多外匯以備不時之需，則加上一倍也只要一千兩百億美元。但目前台灣外匯存底達到三七二○億美元，高居全球第四，遠遠超過國際經濟活動所需，連應付國際炒家的狙擊也綽綽有餘！我們難以想像，央行迄今還保持「重商主義」思想，三不五時就單方干預新台幣匯率，硬是讓台幣貶值幅度加大或升值幅度減少，來人為造成台幣偏低以製造貿易順差，卻還經常大言不慚地說：「新台幣匯率由市場決定！」

　先進國家也會干預匯率，但通常是在匯率變動過大，已危害到一般經濟運作時才會如此。但我國央行如此過度貶抑台幣匯率、協助出口產業的結果，是讓台灣產業和資源過度集中在出口，經濟成長的效益也偏向由出口商、特別是高科技產業享有。而這卻是以大多數人民犧牲了對高品質進口品的消費、無力到海外旅遊消費、進口商每每受貶值傷害為代價所換來的。

　其實，當資源問題日益嚴重之際，我國應該仿效對岸，使用部分外匯存底積極到全球各地去投資能源和礦業，以確保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能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這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過多的外匯存底，減少新台幣過多的壓力，也可以發展更好的國際關係，提昇台灣的國際化和影響力，並間接營造「台灣品牌」的國際形象。

７Ａ的央行總裁容易獲得，但國家長遠的整體利益更為重要，台灣廣大的民眾有權利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台灣的失業率太高嗎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9.27)

＜經濟人語＞：台灣的失業率太高嗎（杜震華）

2010年09月27日蘋果日報

2008年新政府上台後，不久就遇上全球金融海嘯。經濟嚴重不景氣伴隨失業問題每下愈況，引發了國人對失業率的嚴重關切。這種關切不僅關係到朝野的各種選舉，甚至會決定行政院長在明年的去留——只要失業率無法降到5％以內，吳院長將必須離開這個崗位﹗

 

然而，我國的失業率到底是好還是壞？好，有多好？壞，有多壞？我們向來都只和自己的過去比較：認為由5％提高到6％是壞，因此政府無能、官員該批﹗然而，如果沒有國際比較作為討論的基礎，只憑感覺關起門來恣意評論，顯示台灣社會還是一個囿於本土，沒有國際觀的社會。

事實上，台灣去年(2009)的失業率並不差：身為33個被國際貨幣基金列入「先進經濟體」名單中的一員，台灣失業率的表現次於12個先進經濟體，但優於20個先進經濟體；5.9％的全年失業率也顯著低於全球平均8.7％或歐盟平均8.9％。

在全球192個經濟體中，以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中情局的資料為本，除了20多個沒有資料的非洲國家（通常失業率相當高）以外，台灣排名為全球46名；但考慮部分國家的數據可能被刻意美化或過時（緬甸4.9％、奈及利亞4.9％、中國4.3％、不丹4.0％、柬埔寨3.5％、瓜地馬拉3.2％、摩爾多瓦3.1％、蒙古2.8％、寮國2.5％、吉里巴斯2.0％、塞席爾2.0％、巴紐1.8％、白俄羅斯1.0％，上述國家都不太可能如此之低），台灣的合理排名應該是30餘名。因此，無論是以全球排列或是和先進經濟體比較，台灣去年的失業率表現即使不算很好，至少也不能說差。

在金融海嘯強烈衝擊之下，全球受創嚴重。然而個別國家的表現差異極大——由表現最好的卡達(0.5％)到最差的莫三比克(95％)都有。 表現極好的還包括泰國(1.5％)、科威特(2.0％)、阿聯(2.4％)、挪威(3.2％)、丹麥(3.3％)、荷蘭(3.5％)；表現差的還包括諾魯(90%)、賴比瑞亞(85％)、布吉納法索(77％)、海地(66％)、土庫曼(60％)、吉布地(59％)、那密比亞(51％)、尚比亞(50％)等國，很難想像在這些國家如何生活﹗

 

表現優於先進國家

 

先進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3％)，最差的是西班牙(18％)；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來受到諸多讚美的愛爾蘭受創嚴重，失業率由08年的6.3％飆升到09年的11.8％；債務過高終至破產的冰島，失業率也由4.8％躍升到8.2％，09年2月時更高達9.4％；經濟龍頭美國也從5.8％飆升到9.3％。上述國家惡化的幅度都大於全球平均(由7.2％到8.7％)，顯示先進國家受創高於開發中國家。

台灣還是要檢討的，是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失業率「惡化」的幅度(升高了1.7％)高於另三條小龍的平均(1.0％)，特別是韓國(0.5％)和新加坡(0.8％)；但台灣也沒有墊底，香港惡化了1.8％才是四小龍的墊底者。是因為台、港比韓、星更依賴中國大陸，還是兩地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極少，還是有其他深層原因所致，有賴更深入的研究；而決策者更應早日釐清「案情」，俾便就「高失業率」對症下藥﹗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9.13)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

　　│台灣的產業不能侷限在電子業代工，應多元化發展，尤其是能源與生物科技，更要培植科技人才。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日前在演講中指出：台灣經濟發展正在「穩定下降」；在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台灣要有「改變的動力」，從技術層面改造品質。我們相當同意翁院長的看法，也呼籲政府重視這項看法，積極地尋找台灣新的發展動力！

　翁院長認為，雖然台灣經濟在八○年代曾經創下百分之十二的高度成長，但從此以後就「穩定下降」。隨後的高科技產業並未持續帶來經濟成長，而且六大新興產業（特別是能源、生物科技）所需的人才已經面臨嚴重的問題。翁院長進一步闡釋，由於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過於集中電子業，而且是利用他國技術來量產、管理，以精密度取勝。這種以「改善」（improvement）為主的科技相對於「發現」（discovery），無法帶動產業的新發展。此外，我國的產業政策缺乏前瞻性，例如目前全球出現的「超級細菌」已經「攻陷」日本，台灣在和日本接觸密切之下其實是岌岌可危，但迄今沒有因應對策。而在石化產業上，經濟部支持石化產業的發展，但卻看不到減少污染或環境問題的相對應作法，難以和民眾進行有效的溝通。

　我們對翁院長對於產業發展的觀察雖然不見得百分之百同意，但大體上是贊同的。對於翁院長以一位生物科技專家的背景身分，卻能對台灣一般性的產業發展問題做出如此精闢的評論與建議，有如暮鼓晨鐘一般，表示由衷的敬佩。呼籲政府不宜將這番肺腑之言當成學者的一般牢騷，應該高度重視並以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的高度加以處理，針對目前科技及產業發展政策的缺失加以矯正，才不枉費翁院長此番難得的建言。

　台灣的產業發展的確如翁院長所言，太過於集中於電子業，這當然是有其歷史和主、客觀的因素所導致的。然而，此番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已經顯示出來這種產業過度集中狀況讓台灣出口受到了過度的衝擊，以及景氣復甦之下其效果又難以普遍散佈到市井小民的缺失。但迄今為止，政府明明已經瞭解問題，卻看不到它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來扭轉這種不利的趨勢。

　而在生物科技方面，雖然已經被列入政府的重大新興產業，但由於台灣市場狹小，加上對於專利技術的保護不足，使得國內外的廠商投資都不足夠，就業市場也就沒有早先預期的那麼良好，影響到後續的人才投入，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這使得目前國際間最看好的生物科技竟然在台灣無法順利地發展。而政府除了提出要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以外，也無法提出更有力的發展配套來形成具有誘因的發展環境。其實，在金融海嘯之下，各種高科技人才難以獲得適當工作的情況下，正是政府設立或擴大研究機構以儲備人才的最佳時機，但是政府除了提供暫時性的一年期博士後就業機會以外，沒有絲毫作為。和韓國設立研究機構的氣魄比較，台灣的作法顯得相當被動與無力，各種研究能量當然無法匯集。翁院長身處於生物科技的前沿，當然對這種現象感到憂心！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國光石化設廠問題、中科園區擴張的爭議，以及媒體經常報導的六輕鄰近農漁業污染，乃至於日前報導麥寮六輕附近罹癌比例離奇偏高的現象，的確讓人感到憂慮。我們難以理解，同樣是幅員狹小的國家，為何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的新加坡可以做到環保和經濟發展並存不悖，而我國卻每每成為官民關係惡化、人民抗爭惡鬥的溫床。顯然我國在環保政策的實施上存有嚴重的問題。誠如翁院長所言，經濟和環保應可相容並生，但政府必須以周全的規劃和令人安心的執行力來說服民眾接受才行。而在台灣廠商在環保問題上每每記錄不佳的情況下，這的確是越來越需要耗費更多的心力才行！

　台灣經濟要如何改變？如何才能讓新的產業為經濟產生新動力？如何讓台灣的環保和舊產業兼容並蓄，而新產業又能在政府足夠的誘因下源源產生？這些問題在在考驗著行政團隊的眼光和執行力。誠如翁院長所言，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它可以成為台灣的危機，也可以是個轉機，端看這個號稱「準備好了」的政府如何表現了！

平心論南山併購案 (台灣時報 社論 2010.9.2)

平心論南山併購案

│　美國國際集團（ＡＩＧ）出售台灣南山人壽案在將近一年的審查之後，於日前正式被金管會否決，寫下我國史上最大金融合併案宣告破局的結果，受到各方矚目。我們認為這個合併案的否准將會產生重大影響，金管會應該趁此機會深入研究未來的審查標準，在核准條件研究上提出適當的標準，過猶不及都會損害到我國產業的發展。

　這個併購案之所以受到矚目，一來是它的金額二一點五億美元（約七百億元台幣）極為龐大，是我國金融業迄今為止最大的併購案。其次，是被併購的企業南山人壽是一家市場的領先企業，擁有四百萬保戶、三萬七千名業務員、總資產在一點七三兆元台幣左右，約占壽險業的百分之十五。其淨值一四○三億元占全體壽險業三分之一，是一家營運情況極為良好的企業。只是在母公司營運出了問題之後，才有意脫手來獲取資金的「受害者」。其三，是它的併購方來自香港，其股東成員複雜而被懷疑具有中國資金，可能在未來不利於台灣。

　這個併購案在審查之初，金管會就提出五點審查原則：一、買方需承諾保障保戶及員工權益；二、買方資金來源需符合我國法令規定；三、買方需有專業能力經營保險業；四、買方需對南山人壽有長期經營承諾；五、買方需有財務能力因應未來增資需求。而博智集團併購南山最終被否決，依金管會的說法是因其財務能力無法因應增資需求，以及無法對南山長期經營提出承諾，和其是否有中資背景並無關係。這樣的結果當然讓原意出售該企業的美國國際集團（ＡＩＧ）大感意外，讓南山人壽的員工鬆了一口氣，也讓擔心博智後面有中國資金的疑慮人士感到滿意。此外，上次競標沒有得標的競爭者，以及有能力募集資金的額外競爭者也都喜出望外，大有敗部復活的機會。此事尚未完全落幕，因為美國國際集團還是有可能提出訴願，甚至行政訴訟。但也有可能就此作罷，另覓買主。無論後續如何發展，我們認為它對台灣的產業政策其實已經造成傷害，值得大家慎重省思。

　在一個先進國家，一個併購案能否被批准，關鍵在於這項併購對於「市場競爭秩序」是否會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這通常是規定在「公平交易法」或「反托拉斯法」。而考慮的標準，通常是在看合併或購併的結果是否會讓併購後的存在企業變得太大，獲得顯著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而使得其他企業難以和其競爭。當然，在跨國性的併購案中情況會比較複雜，例如歐盟和美國就曾經為了飛機製造公司的併購案而意見相左，那是為了避免對手獲得太大的國際競爭力而產生歐美之間的矛盾。至於被併購企業員工的「福祉」，或是公司未來的「前途」，一切依照法律辦事，政府不會介入，也無力「照顧」到這些捉摸不定的東西。如果大家不健忘，當明碁去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時，德國政府求之不得，也沒有要求明碁要如何如何，而是由西門子這個被併購部門的工會出面，和明碁談判其未來的權益如何保障，政府是不會去「把關」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的政府只能「依法行政」，如果法律不周無法保護員工、顧客或國家的權益，就必須從修法著手，不應該是遇到有質疑和壓力，就趕快弄了一堆「原則」來卡，反而製造了許多模糊的空間和官員們可以上下其手的機會。這就是先進國家一再強調法規必須「透明」的真意，因為不透明、不穩定的法規長期一定會產生副作用，「愛之」的結果經常是「害之」。提一個最簡單的結果，下一次國際競爭力評比台灣的「法規穩定性」和「透明性」一定會有負面的評價。而南山下一個買主，在重重的營業限制之下，不太可能提出和博智一樣好的條件來併購它。

南山案的結果，可能因為台灣併購政策和法規不明確，造成未來沒有境外資金願意投入這個金融市場，阻絕未來我國企業在國際上尋求合作對象的機會，我們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建議金管會參考國際慣例、深入檢討，提出另各方信服的管制模式，協助我國金融產業順利發展。

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30)

＜經濟人語＞：所得分配惡化的警訊（杜震華）

2010年08月30日蘋果日報

 

主計處公布了去（2009）年台灣家庭所得分配的資料，最高收入20%的家庭收入（可支配所得）和最低收入20%家庭的所得倍數比，快速地由前年的6.05倍提升到去年的6.34倍，很快會超越2001年創下的歷史紀錄（6.39倍），顯示台灣的所得分配正在急速惡化。如果這個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很可能兩年後在亮麗的經濟成長數據下，我們會弔詭地再一次看到政黨輪替！

 

政府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行政院迅速召開了「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會議，提出各種改善的策略方向，要求各部會提出實際的施政措施。它們包括：促進民間投資，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就業水準、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改善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提升勞動生產力，增進所得水準、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

 

有效政策缺乏鐵腕

 

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固然多元，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全面執政就必須全面負責。綜觀這些策略，有些的確有效而有些其實無效；有效者之中既有短期性質，也有長期性的。如果無法在2012年總統大選之前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致令今明兩年之所得分配持續惡化的話，其結果會是該議題成為大選中的焦點，負面效果完全反映在大選結果，讓馬政府兩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上述策略中，有效的包括：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平衡區域發展，活化在地人力；而在有效者之中，短期內可以產生顯著效果的只有（1）運用租稅措施，強化移轉效果；（2）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兩種。但在兩者之中，第一種必須要增加課稅，第二種則是要對窮人花錢；執政黨對前者缺乏勇氣，對後者卻又捨不得，因此情況並不樂觀。

馬總統和經建會都認為台灣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比較不算太差，客觀地說這是正確的。然而，所得分配狀況的發展無法脫離主觀的環境來談，台灣在1980年左右的所得分配在全球是最好的前五名之一，但是目前已經被大多數的中西歐和北歐國家超越，原因在於他們大規模地利用租稅和移轉的措施來重新分配所得，租稅包括所得稅和稅率在20%上下的加值稅。

 

當心「拉丁美洲化」

 

台灣若要參考，可以採用加值稅但免除生活必需品課稅，讓富人多繳加值稅而窮人則少繳；再以這種稅收支持窮人的社會安全和福利支出，當可大幅改善所得分配。由於富人較少而中低收入者多，政治上也具有足夠的誘因來實施此項措施。

目前所得分配最差的國家包括巴西、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巴拉圭、瓜地馬拉、巴拿馬等南美國家，其吉尼係數都超過0.5，導致政府像跑龍套地忽左忽右，政策難以持續、穩定。香港和新加坡雖然也在0.5上下，但「國情」特殊而沒有類似問題。台灣雖然只有0.34，但絕不可認為情況還好就不以為意。70到80年代，台灣富人極少而且低調，且窮人只要想做加工或加班就有機會；目前就業困難而富人相對較多，加上高調消費且媒體恣意渲染，人民的「相對被剝奪感」較當年嚴重許多。如果只想應付了事而蹉跎了大好時光，則台灣的「拉丁美洲化」可能會就此展開！

退場機制不是毀台條款 (蘋果日報 論壇 2010.8.14)

退場機制 不是「毀台條款」（杜震華）

2010年08月14日蘋果日報

 

施明德先生日前在報紙刊登緊急呼籲，指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第16條終止條款是「毀台條款」，必須加以刪除。他擔心如果未來政黨輪替之下不接受一中原則，北京將可運用終止條款讓ECFA失效，使得股市崩盤、資金外流、台灣經濟崩解，後果比停建核四更嚴重！施先生憂國憂民的遠見令人欽佩。然而，身為這條「退場機制」的提案人，筆者也願意提供一些看法供施先生和關心者參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國際之間的條約大概都有「終止條款」，提供簽約各方在持續條約的環境已經不存在時，可以退場的機制。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有終止條款。這些條款幾乎都相同，就是簽約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書面通知對方要求終止協議之下，六個月後協議就會失效。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上世貿組織的網站去查閱各會員體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來查證上述的狀況。東協和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確實沒有列出終止條款，而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中國和香港、澳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也沒有這個條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港、澳已經屬於中國，理論上不會有「終止」的情況發生，但東協和中國所簽的協定沒有終止條款，雙方都必須承擔風險，未來雙方執行協定的條件變得極為惡劣時，沒有一種結束合作的機制將是極為棘手的問題。

兩岸的ECFA在去年春天經濟部研擬草案時，是參考東協和中國的版本，因此就沒有這個終止條款。3月29日經濟部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召開第一場對外說明會時，由於受邀的幾位人士，不斷批評這個協議將讓台灣「萬劫不復」，筆者於是建議增加這個條款；如果未來實施之後真如質疑人士所說，會讓台灣經濟陷入絕境的話，至少有個「退場機制」來依循規範進行退場。再說，雖然筆者認為ECFA可以讓台灣經濟獲得大量商機，然而經濟是動態的，沒有人能夠保證台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一段時間之後還能保持優勢。如果未來台灣大部分產業都「落入敗部」，而北京卻不願意修改協定讓台灣喘氣的話，有這個終止條款作為籌碼也是好事。

 

終止條款是個保障

 

最後，中國有所謂的「諸侯經濟」，萬一中央承諾的開放無法落實到地方，導致「經濟合作」的結果是我方完全依循協議開放，對方承諾的開放卻讓我們「看得到卻吃不到」的話，有個終止條款做為籌碼對我方好歹是個保障。當然，有個終止條款可以讓質疑的人士緩和其反對的力道，讓這個協議早日通過嘉惠台灣經濟，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

這些考量就是筆者當時提出這個條款的初衷，有興趣者可以參閱隔日的《自由時報》。該報將這個建議列入「愛台灣」的發言之一，顯然是認同這個條款對台灣有利。施先生目前的說法，認為它將成為北京要脅台灣接受統一的「撒手鐧」，至少在當時沒有人如此認為，也不可能會是諮商談判代表的「賣台」行為。

事實上，要以這個協議來要脅台灣就範低估了台灣的意志力和實力；在北京正在國際上積極營造「和平崛起」的圖像，並認定兩岸關係已步入「和平發展」的互動時代時，尤其顯得突兀。

 

國人應對台灣的執政黨、在野黨，以及對岸領導者的智慧都多一些信心，台灣的前途才會更加光明！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0.8.2)

＜經濟人語＞：以森林化來保護環境吧（杜震華）

 

2010年08月02日蘋果日報

近日由於擴張工業區徵用農地所引發的衝突，台灣內部又掀起了一波「環保」與「經濟」何者為先的爭議。隨後在麥寮台塑六輕發生了近來第二次的大火之後，馬總統總算說出「環保優於經濟」的談話；這可是政府高層首次說出讓重視環境者窩心的言詞，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是否真正重視環境保護，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一個檢驗國家是否重視環境的簡單指標，是看該國是否配合聯合國在2006年11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舉行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上發起的「為地球種10億棵樹計劃」。該計劃迄今已經被170個國家響應，並且到去年（2009）底為止為地球種下了74億棵樹﹗

其實早在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Wangari Maathai受到一家在美國種下百萬棵樹的企業啟發，就在肯亞推動了「肯亞綠帶運動」，前後在12個非洲國家種下了3千萬棵樹，成為上述聯合國計劃的起源。結合了「去森林化」（deforestation）對人類生存威脅的認知，全球有自覺的國家早就已經如火如荼地以增加森林面積來重建環境、綠化家園。

其結果當然顯著：雖然從1990年到2007年全球年均「去森林化」的速度是0.2％，但是高所得國家卻呈現年均0.1％的「森林化」成長率，特別是歐元區的年均成長率約達0.65％，相當令人驚豔。而沙漠極多的中東和北非，居然也可以達到0.35％的年均成長率，相當不容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也由90年代的0.3％負成長轉為2000-2007的0.2％正成長。令人擔憂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然以年均0.5％的速度減少森林，次撒哈拉非洲更是以年均0.65％的驚人速度耗掉森林；而南亞也由年均0.2％的正成長轉向0.1％的負成長。

 

愛護環境淪為口號

 

負面的發展主要來自低所得國家年均0.7％的超高速惡化，連中所得國家也以年均0.2％的速度繼續耗用森林。但是少數非富裕國家的睿智卻令我們推崇──糧食壓力極大的中國，在90年代居然可以以年均1.2％的速度力挽狂瀾，並且在2000-2007期間將力道加大到令人驚訝的2.1％﹗然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埃及，它居然可以在這兩段期間分別產生3.0％和2.5％的年均成長率。同樣讓我們豎起大拇指的有：突尼西亞（4.1％、1.9％）、烏拉圭（4.5％、1.3％）、科威特（3.4％、2.4％）、愛爾蘭（3.3％、1.9％）、賴索托（3.4％、2.6％）、越南（2.3％、1.9％）、西班牙（2.0％、1.7％）、敘利亞（1.5％、1.3％）。這些國家巨大的差異性，讓我們只能用「決心」才能解釋它們為何成功。而耗用森林最嚴重的則是蒲隆地（-3.7％、-5.5％）和多哥（-3.4％、-4.7％），如果不改善大概20年後就會是「童山濯濯」的景象矣﹗

而台灣呢？15年來台灣的林地面積可說是文風不動、毫無長進。不管計劃多麼美好，休耕農地再多，多麼想「參與」聯合國，我們的森林面積就是如此這般；只不過，這和我們天天嚷著「愛環境、愛台灣」的口號倒還蠻一致地﹗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