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從勞苦經濟走向幸福國度 (某報 社論 2012.9.11)





〤〤日報 社論 2012.9.11


 


經濟日報昨天公布「幸福指數大調查」結果,這項調查分別在全台各縣市以電話訪問了22,000人,獲得國人對主觀「幸福感」的認知,加上由官方統計資料評比的客觀「幸福力」,得到的結果是,新竹市是全台幸福指數最高,其次依續是澎湖縣、新竹縣、花蓮縣及苗栗縣。主觀評量加上客觀調查,呈現的結果相當具有公信力,必然獲得各界肯定。各縣市的幸福指數,雖有高低之分,但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衷心期望藉由活動,讓台灣由一個只會「勞苦拚經濟」的社會邁向一個追求幸福的社會,成為一個幸福之邦。


 


「幸福指數」的調查近年來成為顯學,因為先進國家的研究發現,二次戰後已開發國家雖然經濟持續成長,但人民的幸福感其實沒有增加。其原因在於許多伴隨經濟成長的生活型態轉變,對幸福感產生了負面效果,例如欣賞電視、使用簡訊反而疏遠了和家庭、親友的關係,導致離婚率升高等問題,抵銷了經濟成長對幸福感所帶來的正面效果。這使得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先進國家都開始調查國民幸福指數,了解構成民眾幸福的各面向狀況,做為政府施政的重要參考。


 


台灣較具規模的幸福指數調查是在2008年開始,由民間智庫台灣競爭力論壇首先展開;其後媒體同業也逐一跟進,規模逐漸擴大且方法益趨細膩。本報這次除了對各縣市的完整調查之外,還擴展到逐一探究影響各縣市幸福感高低的深層因子,做為地方政府了解其施政優劣之重要參考。在諸多幸福指數的調查中,這種「深耕在地、栽培幸福」的作法應屬首次,而成為其顯著特色。這種作法除了得以導引中央政府的施政外,也將促使地方政府深入檢討其政策施為,改善施政模式,使「追求幸福」成為民間與政府、中央與地方共同努力的目標。


 


本次的幸福指數調查參考了OECD「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的架構,涵蓋了生活品質與物質條件兩大構面的11類指標,以利於進行國際比較;另外又參考了其他國際著名的幸福感調查,除了分別提供兩類指標的結果之外,也提供了類似OECD的綜合性指標,讓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各方,都可以找到相關的指數,讓台灣的幸福指數調查往前邁進一步;雖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臻於完美,但投注的資源和獲得的成果,讓台灣對這個重大議題的理解獲得了顯著助益。


 


本次調查中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客觀「幸福力」強的都會縣市,卻經常是主觀「幸福感」不高的縣市;這其實道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就是都會地區的居民雖然物質條件較好,但激發出來的欲求程度可能更高,反使得慾望無法獲得滿足的缺口更大,使得主觀的幸福感反而落後於物質條件較差的縣市。這提供了都會縣市政府領導人重要的訊息:都會選民相對更難獲得滿足,需要更努力地提供更精緻的施政才能獲得民心。相反地,它也告訴物質條件較差的縣市政府首長:雖然物質條件較差,但是在縣民需求相對不高的情況下,只要有不錯的表現,其回報會相當巨大。當然,如果能夠獲得客觀「幸福力」和主觀「幸福感」都高的狀態,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這也是主政者應該戮力以赴的目標。


 


追求幸福其實是極為困難的目標,曾經以國民幸福指數(GNH)聞名於世的不丹王國,近來卻因受到西方文明「入侵」的影響,人民的幸福感逐年下降,由早年97%民眾感到幸福降到去年只有41%。因此,「幸福學」是所有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必須虛心修習的終身志業,才可能日新又新、近乎至善。


 


2012/09/11 XX日報】@ http://udn.com/



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經濟過度依賴中國造成出口衰退?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9.9)



經濟過度依賴中國造成出口衰退?



台灣與世界各國少有自由貿易協定,產業因而缺乏競爭力,加上貿易過度依賴中國,造成經濟隨著中國一起衰退。



 財政部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海關進出口統計,我國出口出現了連續第六個月的衰退。政府官員分析:除了宏達電出口業績衰退、拖累了電子通訊產品的出口以外,台灣對中國及香港的出口比重高達四成,在中國經濟緩著陸、進口零組件及半成品需求降溫,且兩岸經濟局勢由互補轉為競爭之下,台灣出口恐怕要等到第四季才會因為去年基期較低而轉為正成長!



 財政部統計今年一至七月,對中國出口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十九,遙遙超越對東協六國的百分之十八、美國的百分之十一、歐洲的百分之十,以及日本的百分之六。出口過度集中於中國市場的問題未見改善,使得對中國的出口減幅遠高於整體衰退
-累計一至七月,台灣對中國及香港出口減少了百分之九,遠高於整體出口的減幅百分之六。因此,經濟或出口依賴中國被認為是此番出口衰退的主因。




 這樣的觀察其實只對了一半,因為同樣是大量依賴單一出口市場,而且依賴程度更高於台灣對中國依賴度的加拿大(對美出口占總出口百分之八十),其今年迄今為止的經濟表現卻遠超過台灣。上半年的出口成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五,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還有百分之一點八,台灣兩者卻都是負值!換句話說,在同樣面對了主要出口市場需求低迷的情況下,加拿大可以創造出遠比我國為佳的出口和經濟成長表現!



 那麼,加拿大的貿易環境和台灣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加拿大加入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國及墨西哥之間貿易是免除關稅的,投資也沒有甚麼限制,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可以充分地發揮競爭力!另外還和六個較小的國家簽署了自貿協定。台灣就不一樣,由於台灣迄今為止和主要的貿易對象都沒有自由貿易協定,連和中國大陸簽署的ECFA也還只是一個架構協議,大部分的貿易關稅減讓和投資開放項目還在進行諮商談判,因此對外貿易面對了大量的貿易障礙,這是兩國一項重要的差異。



 其次,台灣對外投資的確太集中於對岸。如果分散投資,以及出口市場到其他地方,在一般情況的確可以降低風險。但這並不是絕對的,如果過去台灣大量對外投資轉往歐洲和美國的話(這真的是談何容易),那麼從前年到去年的歐債和美債危機就會讓過去兩年的台灣經濟表現一蹋糊塗。我們這兩年其實是靠對岸高成長的市場來獲得相對不錯的表現。從歐美不穩定,而中國大陸成長穩定且快速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在降低風險!但如果台灣有能力在中國大陸市場趨緩時,迅速找到其他的替代市場,那麼依賴中國的風險就會減少。在這點上面,韓國比我們努力,例如其對外設立的貿易據點顯著多於台灣,自由貿易協定又有如拼命三郎似地簽署,當然都成為相對於我國的優勢。



換句話說,如果兩岸迅速談成ECFA後續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協定,讓更多台灣產品可以免關稅出口到對岸,對岸的服務市場對台灣開放地更多,加上台灣除了掌握對岸市場以外,均衡地開發其他的市場,包括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台灣的出口和成長表現當然會顯著優於現在。



也就是說,掌握中國市場並不是罪惡,沒有同時去開發更多的市場,蒐集更多的商情,有能力在風險發生時迅速地調整,這才是問題所在。台灣的政府和企業界都有責任,大家都有急功近利、短視而不去未雨綢繆地預防問題。



如今之計,只有更務實地進行技術和產業的升級、開發更多的新興市場、努力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培訓更多具國際水準的貿易人才、把握大量增加的入境旅客消費、建立各部會的產業發展意識,才能夠衝破難關,開創出口和成長的新局!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引進服務業特區的創新思維 (經濟日報 社論 2012.8.23)





引進服務業特區的創新思維



 



















【經濟日報社論】



2012.08.23 02:27 am



 



行政院主計總處第8次調降今年經濟成長率到1.66%,確定「保2」無望,行政院長和工商界密集舉行財經座談,提出各種振興出口、促進景氣措施,但是很多方案都是舊思維下的產物,在此亟需振衰起敝之際,政府應有創新作法,我們建議參考先進國家成功實例,審慎思考台灣還沒有用過的一個選項「服務業經濟特區」。


沒錯,是屬於「服務業」性質的特區,完全不同於台灣過去習慣的製造業特區。經濟特區當然不是新的概念,台灣從60年代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到80年代科學園區、科技園區、自由貿易區等,幾乎都以製造業為主,規劃在一個特定的封閉區域,提供基礎設施和租稅優惠,藉由大量投資來帶動生產、出口和就業。目前規劃中的「自由經濟示範區」,雖然內涵還不清楚,但從近來的討論研判,重點還是在製造業。


長期以來,這種類型的經濟特區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們都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扮演過極重要的角色。然而,規劃中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似乎還在摸索之中,而在台灣製造業已經相對成熟,服務業已居於經濟舞台主角的現在,主政者在規劃經濟特區時的眼光還僅投注在製造業,幾乎不去正視服務業的態度,是非常奇怪的。


其實,在先進國家中的特區早就涵蓋了商業。依照我國「商業發展研究院」的研究,美國和英國在60年代晚期開始規劃的「都會企業特區」(Urban Enterprise Zone)就不是封閉的製造特區概念,而是選定特定都會區域來提供租稅優惠,促使所有業別在特定期限內進行投資,解決特定時間下特定區域的景氣問題。英國在1981年後開始設立企業特區來活化沒落的都會區域,8090年代前後設立了38個,面積可達450公頃。2011年又開始設立,已創立26個,面積在50150公頃。企業特區提供寬頻網路及完善設施,進駐企業並可獲得地方商業稅減免和延遲繳納的優惠。


美國近年來最著名的案例,是馬里蘭州自1982年開始的企業特區計畫,迄至2009年已在17個地區設立了28個企業特區,提供新設企業或舊企業擴張者所得稅、不動產稅10年的優惠,帶來相當顯著的效果:20072011年期間,企業特區內的投資率提高了五成。巴爾的摩港的復甦和這個方案脫不了關係,並成為美國都市更新的典範。美國企業特區從1981年康乃狄克州設立第一個之後,迄至2005年中已有43州設立了3,600個企業特區。去年日本開始實施的「總合特區制度」是經地方申請選定特定都會,放寬法規規範並搭配租稅、金融優惠等,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來振興經濟。日本政府期待到2020年可創造10兆日圓和56萬人就業的經濟效果。


在製造業出口前景不明下,對製造業投資的激勵措施可能效果有限。相對的,由於國人生活品質提高,願意在餐飲、零售、旅遊休閒等項目消費,加上陸客及東亞來台旅遊人數顯著提升,服務業需求提高下,激勵投資的效果相對顯著。以歐美日成功的經驗,政府可於適當地區推出「服務業經濟特區」計畫由地方政府申請,經篩選設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發展。例如在台北市相對落後的大同、萬華區設立「商業特區」;台中相對遲緩的火車站周邊和高雄市前鎮等區設立「商業特區」,提供租稅優惠和防弊配套,加速企業投資發展。規劃中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也可以參考這些作法,不必落入傳統園區的框架。


危機帶來轉機,服務業特區可以在新思維下提供發展的新動力,主政者盍興乎來?


2012/08/23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撥開出口衰退的迷霧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8.20)

撥開出口衰退的迷霧(杜震華)


201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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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國出口衰退4.7%,比其他三小龍(韓國+0.6%、香港+0.5%、新加坡+2.7%)算是墊底;連和部分先進國家比較(美國+6.8%、日本+4.2%、加拿大+5.3%)也不甚光彩。當然,表現不佳的先進國家(德國-2.6%、法國-3.8%、英國-4.0%、義大利-3.0%)和發展中國家都有(泰國-2.0%、巴西-0.1),台灣衰退幅度特別大,有必要找出根本原因。






只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政府相關部門或智庫對提出明確的解答;只找出對不同區域或國家衰退的幅度,然後提出一兩個重要的原因,就感到滿意了。例如,今年17月對美出口衰退106.6億美元,據說主因是宏達電對美出口減少了30億美元;對中國大陸出口下降了18.7%,主因有二:一是中國出口減緩使得進口亦弱;二是中國產業結構正在進行進口替代,影響台灣對其出口。但是,對美出口扣掉宏達電還有77億美元,佔減少總量的三分之二,發生的原因為何沒有答案?中國大陸進口減緩為何台灣受到如此巨大影響?其他競爭對手為何影響較小或不受影響,迄今也沒有明確的說法。
若我們滿意這種「差不多先生」的答案,不去深究原因,例如輸美市場因「美韓自貿協定」而被搶走多少金額?因韓圜貶值而被搶走多少訂單?中國替代了台灣出口,有多少是大陸的台商為了享有「東協和中國自貿協定」免關稅,陸續將零組件廠由台灣外移大陸來滿足「原產地規則」所致?有多少是因為對岸本身企業調整結構的新投資代替了台灣的出口?多少是來自大陸台商因工資高漲外移越南,導致台灣對其出口轉向越南的?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研究,則對於「出口衰退」的複雜原因其實並未掌握。因此,在各界壓力下迅速推出的應對之道極可能是在隔靴搔癢,無法對症下藥;或是方向正確但力道不對。無論如何,灑下大把鈔票而出口卻不見起色,豈止是「情何以堪」而已!


遇困境火速要答案


長期以來,政府應對這種困境的模式,不外乎以幾個「可能」答案回應外界詢問了事;如果壓力較大時,就找幾個平日接受其委託研究的智庫,以「政策交辦事項」要求快速尋求答案供其參考。然而,這種問題的答案通常「至少」要由成熟的研究團隊,集中精力研究數星期不等,才能有初步的答案;但在政府機構火速要求答案之下,忙碌的智庫研究人員只能稍加摸索、淺嘗即止地提出「直覺」或「大概」的原因——如果政府本身持續不錄用一些高品質的研究人才來面對此種需求,則這種囫圇吞棗、不求甚解的解題模式大概只能繼續下去。
英國劍橋學派著名的庇古(A.C. Pigou)教授曾經以燈塔為例,說明這種公共財無法收費的特性,但卻被批評不了解燈塔的市場運作其實相當有效率,被稱為「燈塔的故事」。一些經濟學家也曾以蜜蜂免費為蘋果花傳授花粉來說明蘋果業者搭便車的行為,直到張五常教授移居西雅圖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那一回事,蘋果的授粉市場其實運作良好,而被稱為「蜜蜂的故事」。希望未來台灣的出口衰退,不會出現「出口的故事」!


〈經濟人語〉
作者為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


2012年8月19日 星期日

經濟成長下修的原因和破解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8.18)

經濟成長下修的原因和破解

歐債危機是全球性問題,可是產業競爭力不如人卻是台灣自己的問題,政府應該確實面對。

 行政院主計總處第八次下修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由上月底的預測值百分之二點零八下修為百分之一點六六,一口氣調降了百分之零點四二,確定原先追求的「保二」目標無望達成!主計總處表示其原因為出口衰退幅度大於預期;但是,又預估明年的經濟成長率會回升到百分之三點六七。

 以上都是預估數值,比較明確的是今年第一季成長率為百分之零點四,第二季初估為負的百分之零點一八。主計總處預估第三季為正的百分之一點九九、第四季為百分之四點二三,才能讓年成長率達到百分之一點六六。如果第三和第四季沒有主計總處預估的回升狀態,那麼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還要往下調降。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季負成長是亞洲鄰國中唯一的負成長,主因是出口繼續衰退,逼得主計總處必須將全年出口成長率由原來預估正的百分之零點零七調降為負的百分之一點七二。加上投資為負成長,使得經濟成長率成為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

 依照主計長的說明,出口的負成長主要來自於國際景氣因為歐債危機引發的國際需求下滑;另外也和國內廠商的國際競爭力下跌有關,例如資通信產品出口減緩、DRAM和面板的產值也減少;加上對岸調整經濟結構之後和台灣的經濟關係由互補轉為競爭,使得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受到衝擊。而在廠商產能過剩之下,民間投資也發生負成長百分之一點零三,民間消費也在信心不足之下全年成長率下降為預估的百分之一點五八,為二○○九年以來的新低。國際貨幣基金預估明年全球貿易成長率將回升到百分之五點一,國內投資也會因半導體業投資逐漸恢復,使得國內經濟成長率回升到接近百分之四的水準。

 在舉世滔滔都受到歐債危機需求不振的影響,使得經濟成長疲軟不振的現象,我們可以接受。但是,當亞洲鄰國的貿易和經濟成長都優於我國時,主計總處的說明就顯得不足,因為其他所有國家也都到歐債危機需求減緩的影響,而被對岸的產業結構轉變所替代的也包括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的消費和投資當然也會受到影響,為何其結果是我國的表現最差?如果主計總處只能用直覺加以說明,其他的政府部門和經濟研究機構也都無力清楚說明根本原因的話,表示我國的研究能力不足。而在深層的原因無法弄清的狀況下,迫於外界壓力而草率提出一些「振興方案」,恐怕只會隔靴搔癢,花了大量本來就已經接近枯竭的國庫資源,但對問題的解決卻只有短期和有限的績效!

 無論如何,既然民間投資負成長,政府投資也因負債嚴重而欲振乏力下,我們認為,提振民間投資是當前克服景氣低迷的根本之道。民間投資當然受到預期景氣遠景優劣的影響,但雖然製造業的前景仍有疑慮,服務業卻不盡然。以批發、零售、餐飲、物流為主的商業服務業因為陸客和東亞旅客持續增加,而有不錯的表現,因此促進商業服務業的投資可能是目前較有效果的政策目標。而由於商業服務業的國內生產毛額占比約為百分之四十五,遠高於工業的百分之三十上下。如果商業服務業的投資能夠被某種方案帶動,其效果當然會相當顯著。

 我們建議政府參考美國及英國在六年代末以來的「都會企業特區」(Urban Enterprise Zone)方案,在特定期間提供租稅優惠給一些都會的商業區域,以租稅優惠刺激新的商業投資,來帶動就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當然,財政部門可能有些疑慮,經濟部門必須提出良好的邏輯和配套來說服財政部門。衡諸英美的成功經驗,這絕對是一個「本小利多」的可行方案,值得政府部門參考提出。

 總之,經濟低迷之下要有新的思維,也要對病痛有清楚的認知,否則就難怪人民以「無能」形容!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提升基本薪資公信力 此其時矣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8.11)

提升基本薪資公信力 此其時矣

物價上揚,勞工的實質薪資呈負成長,然而因經濟不景氣,資方獲利有限,甚至於虧損,雙方的交集在哪裡?

 勞委會日前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過五個小時的激烈討論,終於調整了我國的基本薪資:月薪從原來的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元調高到一萬九千零四十七元,微調了二百六十七元,幅度為百分之一點四二,這也是去年的物價上漲率。此外,時薪則決定分段調漲-明年先由一百零三元調整到一百零九元;若無重大經濟變化,後年再至少調漲到一百一十五元。兩次調漲的幅度都是六元,分別都是原來水準的百分之五點八。這個新制將會在明年的元旦起適用,估計將會有九十八萬名勞工受到影響,包括七十五點七萬名本國勞工及二十二點六萬名外籍勞工,明年勞工總成本將增加五十五點六五億元新台幣,包括在勞保、健保、勞退和薪資等方面的支出增加。

 這個決定一出,立刻引發四種非常不同的觀點:代表勞工的「全國產業總工會」表示,每天平均調高不到九元,大約只多了一顆茶葉蛋,連科學麵都買不起,「是把勞工當乞丐糟蹋」!資方的反應還可細分兩種,以製造業為主要成員的「全國工業總會」表示,既然政府已拍板定案,大家就共同面對;而以商業服務業企業為主要成員的「全國商業總會」則醞釀發動暫緩調漲,希望能夠翻盤。代表政府的勞委會顯然相當滿意這項結果,認為在國內物價上漲之下,必須照顧勞工生活,調幅最少要反應物價成長指數。學界則「勉強接受調薪結果」,因為「很難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各方會有如此差異巨大的反應,其實是在意料之中。台灣勞工近年來薪資呈現停滯狀態,甚至會出現負成長,而物價近來又有明顯的上漲,當然希望快速調高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資方在目前景氣不佳、獲利有限甚至虧損的情況下,驟然被調整薪資可謂雪上加霜、難以為繼,特別是對以時薪制為主的加盟連鎖業和其他服務業。而代表政府的勞委會負責此事,能夠獲得調高基本工資的結論,而且不管是月薪或時薪都在去年的通膨率之上,顯然對勞工已經有所交代,不負「照顧勞工」的本位職責,甚至在兩年內即可達成馬總統的競選諾言,自然相當滿意這種結果。至於學界,認為難以獲得更好的結果,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我們認為:雖然今年基本工資調整的結果可能是合理的,但社會還是花費了大量精力和資源在調整的攻防上,甚至還可能出現後續的抗爭或試圖「翻盤」,無謂地提高了調薪的「交易成本」。如果能將調整基本工資的機制透明化,制訂成清楚簡單的公式,讓各方的關切在形成公式之前就能夠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討論,而在公式形成之後,每年就是應用公式來計算調整結果,就可以有效降低調整或交易成本,也可讓資方及勞方不會年年相互爭鬥、彼此敵視,擾動社會對立和不安氣氛,比目前的機制好上太多了。

 依照目前的機制,勞委會在本位上代表勞方,資方對其立場深深感到不安,開會前就開始放話景氣不佳不能調漲;勞方當然不能示弱,以物價上漲下薪資調漲天經地義來加以回嗆;代表政府的勞委會也頻頻放話以什麼為調高「目標」,來顯示其「照顧勞工」之本位(也許還可以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專家學者基本上是一些經常承攬勞委會研究計畫的該會「可信賴勞動學者」,其態度不太容易和勞委會相左,否則獲得後續研究計畫的機會大減。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會以勞委會的意見為主。但是,無論是一般的資方或是勞方,都會質疑這項結果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強化社會的不信賴感。如果清楚地制訂公式,例如:每年至少調高前一年「通貨膨脹率」的幅度,再按照去年「勞動生產力」的變動幅度加碼,再以當年景氣狀況來調整某種百分點,如景氣不佳時(當然可以訂出明確標準)調低一個百分點,景氣很好時再加碼一個百分點。那麼公式清清楚楚,每年按公式調整,大家就不會再去喊價、衝撞、質疑,領基本工資的勞工既有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調薪保障,資方也不會擔心加薪太快而喪失競爭力,應可兩全其美。

 調整基本工資的模式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也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讓我們用心於此,千萬不要形成年年「秋鬥」的落後現象!


2012年8月7日 星期二

自貿談判 要快不要草率 (經濟日報 社論 2012.8.7)





自貿談判 要快不要草率



 



















【經濟日報社論】



2012.08.07 01:39 am



 



在多方壓力之下,馬總統多次表示,會每月親自督導ECFA和其他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度,顯示政府已將拓展台灣經貿機會置於最高優先施政地位,值得肯定。行政部門迅速配合總統期望,宣示將於年底前完成簽署ECFA後續的「服務貿易協議」,明年底前完成「貨品貿易協議」。


 


然而,國際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已經成為非常專業的經濟發展策略。要完成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除了「個別研究」、「雙方共同研究」獲得肯定的結論,再進行正式諮商以外,還會對彼此產業進行大量的詳細研究,以獲得向對方免除關稅或開放市場的參考。而原產地規則和市場開放的模式,更成為彼此攻防的重點。如果沒有足夠研究,則在諮商過程中可能被對方牽著走,或是在簽署後發現成效在預期之外。


 


兩岸ECFA早收清單諮商期間,曾經傳出我方積極爭取將小客車列入,卻被大陸以我方整車多以進口零件組裝而成,自製成分不高拒絕列入早收,讓汽車業者扼腕的案例。這個案例早已預告了後續諮商將極其困難,因為它涉及了「原產地規則」的寬嚴度。如果「原產地規則」採取嚴格標準,就會造成較高的限制性,讓許多產品無法符合原產地要求,使得貿易協定提供的優惠形同虛設;因此,國際間「原產地規則」如何設定,已經成為自貿協定浪潮之下,各國的攻防重點,甚至成為一種新型態的「產業保護工具」。韓國和美國簽署的自貿協定其實就包含大量以個別產品為適用對象的原產地規則,顯示兩國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和使用已經非常嫺熟。


 


由於原產地規則的限制和執行成本不一,自貿協定實際上的「利用率」會受到不同的影響。研究指出,東協廠商利用東協自貿協定優惠關稅出口的比例只有兩、三成;中國大陸利用中國東協自貿協定對東協出口的優惠關稅利用率更是低到不足一成;連資訊程度較高的日本廠商利用優惠關稅的比例也只有三到四成。亞洲開發銀行最新的調查顯示,東亞廠商使用自貿協定優惠關稅的比例已有提升,但沒有一個國家超過五成,遠低於北美的八成、歐盟GSP的五成或歐盟和非加太國家間科托努協定的九成。亞洲廠商較少受惠於自貿協定的原因,當然和原產地規則的限制性和執行成本偏高有關。


 


因此,如果只想快快簽署ECFA的後續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卻沒有足夠的分析研究、瞭解各種成本和效益,擬定各種攻防策略和開放模式,只想簽署協定而無力設計出理想的「自由貿易」,極可能被對方牽引卻無感,到頭來完全背離了預設目標。舉例而言,如果小汽車的原產地規則嚴苛,會不會屆時台灣的汽車零組件廠全部遷移到對岸,來滿足協議中設定對岸的原產地規則要求,再對台灣大量出口整車?如果是,那麼台灣的汽車產業在保護50年後大概就壽終正寢、下台一鞠躬了。


 


上述的汽車,只不過是眾多產業中的一例;我們其實非常擔心,政府的研究機構、主談代表們,對於諸多原產地規則不同的設定模式對我國產業帶來的影響為何,到底弄清楚了沒有;而我們在既有的產業政策之下,要採取何種原產地規則模式,可有攻防策略的規劃?


 


如果因為馬總統每月要盯進度,執行部會就準備不足,急著去談出一個結果,草率地簽署ECFA後續協議及與其他國家的協議,則原來被我國視為發展利器的自由貿易協定,有可能寫出台灣沉淪的另一新頁。


 


2012/08/07 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