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ECFA到TPP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3.6)

從ECFA到TPP（杜震華）

 

2012年 03月05日

 

為避免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被邊緣化，政府除緊鑼密鼓地和新加坡諮商貿易協定外，將繼續完成簽署兩岸ECFA的核心協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並表達10年內加入高度自由化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之強烈企圖。

只是，在強烈政策表態之餘，我們的準備工作其實非常不夠。國際間晚近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範圍廣泛，都企圖經由策略性規劃，透過密切合作來達成經濟成長、制度創新、攜手合作的遠大目標，而不僅是傳統貨物關稅減讓、服務市場開放而已！

 

涵蓋範圍難以想像

 

因此，要將排除於自由貿易以外的貨物限縮在什麼範圍，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果？特別是農業應該如何納入，以建立區域農業體系來規避供需不平衡的風險？原產地規則應該如何設計，以避免嚴苛的規定削弱了自由貿易的成效？貿易救濟該如何補充世貿規範的不足，但又不會成為另一個貿易障礙的來源？兩地各種產品和證照「標準」的規範和執行上的差異為何？該相互承認或要求對方「調適」到我方較高的標準？是否考慮將協定設計為「活的協定」，可以隨著時間和需要而變更調適的模式？服務市場開放該採「正面」或「負面」表列？服務業的原產地規則會不會造成對方劣等廠商長期佔據我方市場？如何面對對方超大國營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對方商務人員的「暫時性」入境移動應該開放到何種程度？所謂的「新加坡議題」（投資、貿易便捷化、政府採購、競爭政策）應該要如何規範？智慧財產權是否該列入保護，或是否應該擴大保護？ECFA之後，在試圖進入TPP之前，又應該找哪幾個對象簽署？先後次序為何？

上面僅是隨手拈來的一些議題，每項都必須詳細研究，深入了解本國和諮商對手國的狀況，其他國家簽署後的經驗。因此，不管是ECFA或TPP，政府需要投入研究工作的範圍之廣、內涵之深，其實是外界難以想像的；只要稍有閃失，簽下來的協定極可能就成為未來後悔的淵藪。

 

該有內容付之闕如

 

目前，政府的做法是由經濟部負責，設法了解產業界和主管機關意見，做為諮商談判基礎。雖也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研究，但投入的資源和人力顯然不足；部會間明顯的歧異，也未能及早溝通協調，似乎要在談判桌上遇到困難後再尋求解決之道！宜有的農、工弱勢產業早期因應方案也未見提出。過去和中美洲幾個協定的談判模式在影響較小的情況下可將就，但不管是ECFA後續或TPP，都是整體經濟必須大幅調整的狀況，不能依循過去的堆積法或歸納法，必須架構一套有前瞻、講策略，由上而下的演繹法，由策略推演出談判次序和不同的取捨模式！

建議由行政院指派特定的政務委員代表院長，統領相關部會、智庫、專家在各種路徑圖下進行深入的整體和產業研究，找出各種最佳方案；早日了解部會間的歧異，在策略規劃下做出院方的決策。千萬不可「摸著石頭過河」，除蹉跎歲月、落後競爭對手外，將會被對手牽引而缺乏章法！

在倉促上陣、研究不足下，兩岸ECFA架構協議幾乎由海峽對岸主導，不少該有的內容卻付之闕如；後續協議和未來的TPP不該重蹈覆轍，我們馨香禱祝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商研院政策所所長、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堅定不移 課徵資本利得稅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2.21)

堅定不移 課徵資本利得稅

 

    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人民要求政府的服務越來越多，乃至於政府必須以更多的收入，才能應付日益擴張的開支。而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租稅，這使得租稅成為現代經濟學中重要的一門學問。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經列舉了租稅的四大原則：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以及經濟原則(最小費用原則)。四大原則之首就是「公平原則」，顯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原則早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外通則，東西方大儒都認為是立國之本。

 

    在這個原則之下，「有所得就必須繳稅」成為租稅行政的基本常識。只是，「所得」如何認定、繳稅要繳多少才算公平，一直是各國爭議不下的問題。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在不同的經濟環境和國際思潮之下，也會也不同的概念。這使得「有所得就要繳稅」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在實踐上卻是困難重重，甚至可以談論數十年後還無法落實 —「軍人和教師必須繳納所得稅」恰好就是這個原則在實踐困境上的最佳範例。現在軍人和教師即將繳稅，但是「遲來的正義」是否還是正義，受到不少人的質疑！

 

    同樣令人納悶的，則是「資本利得稅」的課徵。「資本利得」是指針對「資本財」買賣處分所獲得的利益；而既然有利得這種「收入」，理論上就必須由政府課徵稅收，以彰顯公平並擴張公庫。而資本利得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股票」交易的利得；如果買賣股票獲得了利益，理論上應該將其併入「應課稅所得」，和其它的所得合併之後一起繳稅；而稅率則視其累計於總收入後落於所得稅率的級距來決定其高低。而如果資本買賣產生的不是「利得」而是「損失」的話，則可以將「應課稅所得」拉低，反而會繳交較少的所得稅。因此，令買賣股票所得繳交「資本利得稅」的結果其實不見得會增加股票族的所得稅繳納額，通常會在股價高漲時繳稅，股價下跌產生損失時減少繳稅才是。

 

    只是，台灣眾多的股市密集交易者經常是高所得者，他們習慣於繳交過去長期以來因為課徵技術欠佳時權宜實施的「股票交易稅」，也就是按照股票交易值繳交固定比例的稅收(目前是千分之三)。股市投資人偏好這個固定稅率，是因為它的稅率偏低，而如果將獲利納入應納稅所得，也許必須繳交的「資本利得稅」就會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資人寧可在一年內買賣多次，每次被課徵千分之三(十次課徵百分之三)，還是遠低於「資本利得稅」可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投資人卻不想如果遭逢損失時，其完全不需要繳交稅賦的情況！

    由於財政部長郭婉容女士認為「資本利得稅」課徵合理，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股市高檔宣佈將於次年元旦起復徵「股票交易所得稅」，卻導致台灣股市連跌十九天，跌幅達三千兩百點，迫使政府取消這項政策，而以「證券交易稅」代之。此後，每次當政府思考要課徵「資本利得稅」時，股市立刻會強烈反應，通常會以大幅下跌來做出回應，讓政府猶疑再三、踟躕不前。

 

    這種情況就有如房價應該按「實際交易價格課稅」一般，由於過去房地產有遠低於市場交易價格的「公告地價」，並且傳統上一直是以公告地價來進行課稅，因此只要政府一宣布將考慮以「實際交易價格」課徵時，立刻會引發房地產價格崩跌，導致政府思量再三、難以下手！

 

    只是，這種「有所得卻不繳稅」，或是「有高所得卻繳低稅」的不合理現象，已經讓台灣成為資產炒作者的天堂，成為惡化台灣所得分配的元凶之一；大量的股市炒手，天天在股市中呼風喚雨、內線交易，反正賺到的利得只要繳交低廉的交易稅。而房地產投機客也堂而皇之地以大量銀行借貸的資金炒作房產，讓大台北都會的不動產炒作到年輕人只能望屋興嘆的狀況，加深社會對立和相對被剝奪感！如果這種惡相不受到抑制和矯正，經濟成長的結果只會帶來社會正義的消失和人民的怨懟。

 

    新內閣已經組成，兩年內沒有任何大型選舉。再沒有魄力的政府，在這種情境之下如果還不能大刀闊斧地對「資本利得」加以課稅，則社會正義將完全瓦解、政府將毫無令人期待之處。我們將拭目以待！

政府真的重視服務業嗎？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2.6)

政府真的重視服務業嗎（杜震華）

 

2012年 02月06日

 

服務業佔經濟體的總生產比重，在先進國家已經達到7到8成，在台灣也達到了6成5上下；而台灣在服務業就業的人數也達到總就業的6成左右。服務業貿易在全球都在快速增加，在美國的出口已經達到總出口的3成──服務業的重要性早已是無庸置疑的基本常識了。

 

然而，相對於製造業和農、礦業，服務業的技術比較容易被模仿，研發的成效較難保留在企業內部，造成一般服務企業相對於製造業更不願意投資於研發。依照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2009年的出版資料，幾個重視製造業的（亞洲）國家，其企業研發支出投注在服務業的比率偏低：韓國7.1%、台灣7.5%、日本8.5%、德國9.4%；而服務業發達的先進國家，這項比率就相對較高：澳大利亞40.5%、挪威39.3%、加拿大35.8%、丹麥33.5%、新加坡32.7%、美國29.6%、義大利26.0%、英國23.2%、荷蘭21.9%……。

 

補助額少難以推動

 

和這種服務業研發投入偏低相對應的發展，是台灣服務業在2000年之後的勞動生產力成長顯著地低於製造業、對科技創新之應用程度較低、專業人才之國際化程度不足；不少國內成功的服務企業在有意進行海外擴張時就出現人才不足的困擾，影響其國際化甚巨。

學理上，這種研發支出的「外部性」高的產業，就應該由政府來投資。而政府也不是沒注意到服務業的重要，行政院在2009年通過「服務業發展方案」，提出推動以服務業佔半數的六大新興產業；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又提出十大重點服務業，行政院也設立跨部會「服務業推動小組」全力加以推動。稍早2007年底，在商業界千呼萬喚之下的「商業發展研究院」（商研院）也正式成立，成為商業界引頸企盼能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相互輝映，推動台灣服務業發展的引擎！

然而，4年已經過去；商業界原先寄予厚望的商研院迄今成員不到百人、年度預算只有2億多元、年度研究計劃不超過20項；和工研院成員7千人、年度預算200億元（來自政府專案計劃者約百億元）、獲得國際專利之數目享譽國際兩相比較，差距幾近百倍！

政府對於服務業（特別是商業）發展的重視，迄今仍停留在「口惠」階段，血液裡、腦海中、眼光前盡是「製造業」、「製造業」……。因此，可預見的是，十年後商業服務業還是科技不足、人才不足、成長不足；在製造業早已呈現疲態的台灣，服務業卻無法跟上，撐住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重任！

大的不說，目前一些生機盎然、快速成長的連鎖加盟業者要求商研院代為訓練擴點展店所需人才，但礙於經費和人力，該院只能為業者培養寥寥可數的一般性高級人才，完全無法滿足業界的殷殷期待。而針對政府的商業政策研究，政府對出國考察等預算的控管卻出奇嚴苛，完全無視研究品質之需要。
因此，當政府口口聲聲說「重視服務業」、捲起衣袖作勢要「發展服務業」時，你相信嗎？

 

＜經濟人語＞

作者為商研院商業政策所所長、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亮麗的財經內閣可以帶來亮麗的經濟？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2.3)

亮眼的財經內閣可以帶來亮眼的經濟？

　被媒體譽為「十二年來首度財經內閣」終於亮相。屬於財經領域的內閣成員中，在財經好手陳沖領軍之下，經濟部長留任；經建會、國科會主委和財政部長由舊人轉任；主管財經和科技的政務委員和農委會主委則為新任。八位成員中有七位博士，四位老手加上四位新手，要說是「老幹新枝、相得益彰」、「專業領軍、能拚經濟」或是「一時之選、水準空前」都可以。媒體調查的民意滿意度多在五成以上，顯然不少民眾和企業界有「眼睛一亮」的感受。然而，亦有媒體認為幾位選戰中積極表現的閣員佔據重要位置，頗有酬庸嫌疑，未來能否勝任仍難逆料。

　不管新閣之中的組成是否有高度「政治性」的成員，在新閣上任之際，我們寧願不以質疑眼光看待此事，以免被認為「泛政治化」；但還是必須以專業角度提出看法，以免財經內閣「叫好不叫座」地辜負了廣大民眾的期待，更不願新閣的發展辜負了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發展。

　首先，我們認為即使高度專業、努力打拚，但如果大環境不佳，極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毫無建樹，財經閣員們務必謹記在心。事實上，歐債迄今未能解決；希臘、西班牙和最近的比利時都傳出大規模罷工來抗拒政府接受歐盟政府的撙節計畫，導致全球經濟和股市起伏不定。再加上中國的經濟存在著泡沫風險，萬一兩者同時發作，則任憑是身懷絕世武功的財經內閣，大概也只能徒呼負負、難以展翅高飛！此時，只有大規模進行結構改造，加上時間調養，才可能有所建樹。但以台灣的行政僵化來看，只要這些風險併發，財經內閣會立刻變成無能內閣，絕不可沾沾自喜、沈溺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氛圍中！

　其次，如何從無感行政轉變成「有感施政」，還需要內閣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有所建樹。這些財經閣員多半「出身良好」，沒有經歷過中下階層的生活，也少有中下階層的友人；要讓這些成員的施政成效讓一般庶民百姓「有感」，其實是不容易的。雖然口頭上他們都能夠朗朗上口，要讓「民眾有感」，要追求「庶民經濟」，但由於沒有平民百姓甚至下層民眾的生活經驗，他們即使再努力，也極可能讓庶民百姓沒有感覺，甚至一發言就被發現還是「何不食肉糜」的「天龍人」再現！因此，好好和真正的中下層百姓交流，瞭解他們真正的疾苦，才可能推出庶民百姓、中小企業、中南部地區所需的政策措施。

　再者，馬總統在最後關頭總算提出要進行「幸福指數」的調查，做為施政的參考。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檯面上的閣員們有哪一個曾經關切過這個議題，或是就這個議題要準備如何施政的。如果這些閣員們儘管能力傑出，但基本上還是看最高層的態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話，那麼要從這些財經閣員的施政中獲得「令人感動」的施政效果，可能是緣木求魚、難如登天了。我們其實最怕的是，財經閣員們還是以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來應付經濟景氣，力求「經濟成長率」的提升為第一要務，「以數據治國」下完全無法參透目前追求「幸福經濟」的世界潮流中，已經不能再以經濟成長率為目標，而是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受為要了；否則可能再次演變成經濟有成長，但人民卻感受不到幸福的覆轍！

　最後，台灣的失業率已經成為四小龍最高者，民眾天天提心吊膽，就怕「無薪假」或「派遣工」找上自己；但如何增加就業，如何照顧到「派遣工」們的基本福利，我們迄今為止也沒有看到新財經閣員們表達任何令人驚豔的看法，或是要如何達成上述目標的有效途徑，這其實是頗令人擔憂的。如果平時不對這些庶民百姓最關心害怕的議題下功夫鑽研，到上任之後才想找「專家」給解藥，恐怕會將凡水當成聖藥，浪費了大好時光卻無能解眾民於倒懸！

雖然外界的直覺反應不錯，我們其實卻憂心忡忡；財經內閣們可別辜負了台灣！

媒體訪問版主對新閣看法

劉憶如任財長 學者盼讓人民「有感」

·          2012-01-30 【台灣醒報／陳昭妤】

    新財經內閣出爐後，學者們一致叫好，但也呼籲新內閣除了追求經濟成長率，還要讓人民「有感」。不少財經科系教授特別稱讚現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除了有財政科系背景，還有許多實務經驗，接任財政部長再適合不過。但仍有藍委擔心，劉憶如無法做出耳目一新的政策，是否適合該職位有待時間檢驗。 

對於近日公布的新財經內閣，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聶建中受訪時表示，僅管這波名單無特別新奇的人物，但從接任行政院長的陳?來看，其不僅有強大的財稅背景、在金融界耕耘有成，內政上也有諸多歷練，可看出馬政府現階段強調拚經濟的主軸。

    此外，聶建中特別稱讚劉憶如接掌財政部的人事分配，他指出，劉憶如的母親郭婉容也是財政部長出身，劉憶如在耳濡目染下，概念較全面。加上其有財經科系背景，又有實際政策的經驗，對財稅政策嫻熟，「接任財政部長比當經建會主委更適合。」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杜震華也認為，陳?有財經法律背景，懂財又懂法，2008年最嚴重的金融海嘯都度過了，他相信有經驗的政府在面對歐債等外來危機時，會更有方法。杜震華也說，劉憶如有魄力也有膽識，未來可望徹底執行所得重分配，「財政部正需要這樣的人才。」

    然而，仍有不少藍委接受他報訪問時，肯定現任財政部長李述德，如國民黨立委林福德就說，李述德在財長任內，表現認真且勇於擔當，對於劉憶如接手財長一職，他還可以接受。蔡正元則擔心，李述德是真正懂財經問題的專家，任內也做出多項有創意的改革，而劉憶如在財政問題上，則尚無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是否適任，還有待時間檢驗。

    對於新內閣的建言，聶建中和杜震華一致表示，比起外患，內在的經濟問題更重要，「特別是要讓人民有感。」杜震華說，雖然歐債和美債等外在危機迫在眉睫，但國外因素影響的畢竟是出口問題，人民的感受不大。他認為，新內閣不應只追求經濟成長率，反而應該著重降低失業率、重新調配資源等，並且隨時調查人民幸福指數，了解民眾對政府不滿的點為何，加強改善。

    聶建中也建議新內閣，除了提高國內GDP，也要提高人民幸福感。他指出，台灣的經濟環境容易受國際牽動，因此建立好的金融環境很重要，特別是為金融業創造獲利，讓經濟環境更健全。

財經議題在大選退居二線的意涵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1.10)

財經議題在大選退居二線的意涵

│正常國家財經政策的議題是選戰主軸，台灣的選舉卻淪落為口水戰。

　本週六就是總統大選的投票日。在財經議題如此重要的台灣，選舉的主軸議題從選戰初期聚焦在副手個人的操守，到泛藍陣營的內訌分裂，乃至於宇昌投資案的風風雨雨，居然都沒有環繞在財經政策相關的議題上，再次顯示了台灣民眾和先進國家民眾關切的問題還是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對台灣政治發展的意涵，以及對於主要政黨未來選戰主軸的影響，值得吾人注意。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選舉時經濟情勢的好壞，或選民對候選人未來掌握經濟能力的看法，幾乎就可以決定選戰的結果。然而在台灣，經濟情勢的狀況雖然也不能輕忽，但是只要民眾認為未來的經濟狀況應該還可以，或認為候選人大概難以改變情況時，就會希望從候選人的特質中獲得更多自己想要的其他東西，乃至於經濟議題的重要性下降，非經濟事務經常成為更重要的考量。這種情況很可能會影響到主要政黨在未來在選擇候選人時的重要條件，使得候選人本身對於各種批判的「免疫力」超越了「執行力」，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的影響如何，值得深思！

　台灣股市在去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點三分來到了六千六百六十六點。依華人社會的傳統看來，原本是一個非常吉祥的數字，但事實上卻跌破了「十年線」│如果不計股利，這意味著股民們「打拼」了十年，結果卻是一場空。更有趣的，是當天的收盤價來到六六三三點三三，雙重地完成了馬總統上次競選「六三三」的「承諾」，令股民們難以消受這份難以置信的「大禮」！

　然而，在國內外各方都不看好今年景氣的情況下，目前有氣無力的股市和利空不斷的經濟狀況似乎都難以引起選民及媒體的太大興趣：反正經濟大局就是如此，不管是誰當家，大概都影響不了太多！因此，在藍綠兩者都能製造出類似尺寸的大餅上，如何去切出大家滿意的分配狀況（也就是社會正義），以及能否自主地製作和分切這個大餅（即兩岸關係），成為了大家關切的議題。這和西元兩千年時，在經濟情況還算不錯的背景下（成長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藍軍卻在民眾對「黑金政治」反感而失去政權的情況相當類似 - 經濟不是主軸，公平、自主及廉潔與否成為了關鍵！

　然而，失衡的財政早晚必須矯正，藏污納垢的地方財政早晚必須解決，中南部發展失衡的問題早晚必須面對，年輕人的就業能力早晚必須強化，傳統製造產業的競爭力早晚必須提升，受保護的農業早晚必須面對國際競爭，中小企業使用社會資源遠不如高科技大企業的問題嚴重…。種種財經問題早已啃食著台灣的財經根基，卻無法在選戰中獲得重視 - 不僅民眾不關心，也沒有舉足輕重、令人信賴的學界或智庫能夠藉機對這些議題提出擲地有聲、暮鼓晨鐘的針砭，讓問題獲得澄清、病因得以消除│這是台灣民主發展迄今無法脫胎換骨、更上層樓的最大遺憾。

　股市到目前為止，沒有在政府基金的拉抬下明顯上漲，無法對大選造成對執政黨有利的發展；不少股民怨聲載道，認為政府「護盤不力」！然而，在任何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都不會看到政府在選前為選舉去刻意拉抬股市，除非完全符合這種基金設立的目標和條件。因此，如果因為政府看出此刻的拉抬將會完全無效而放棄拉抬操作的話，這才是我國股市正常發展的契機！讓選舉前的股市操作從台灣消失，才會有一個理性、穩定的股市和逐漸成熟的選民。

　在這種「股市無戰事」的情況下，讓我們回歸到經濟的基本面，討論國家社會面對的財經問題該如何解決，哪一個政黨提出的對策比較合理可行，哪一個團隊的財經成員較有能力解決財經問題，才是我們在選戰中應該重視、討論的議題。其他的問題並非不重要，但如果國人對上述的議題興趣缺缺，只顯示了社會的發展仍然不足，民眾的知識和遠見仍然有待加強 - 而這些問題如果嚴重的話，過去執政者們也都有責任！

　寄望四年後的大選，少談候選人的個人操守或隱私，多談財經問題如何解決的政策，台灣才會進步得快些！

台北能超越台北嗎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1.2)

台北能超越台北嗎（杜震華）

 

2012年 01月02日

 

被台北市引為重要市政建設的「路平專案」居然出現了坑坑洞洞，市長實地勘查後大為「震怒」，下令刨除重做。如果一件簡單的「路平」工作，都要勞駕市長大人御駕親征才能搞定，我們對台北市政及未來的發展其實是相當擔憂的！

 

全球各經濟體除了在國家競爭力上進行激烈的競爭以外，各大城市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在服務業的跨國投資愈顯重要之後，「生活環境」已經成為吸引跨國企業及人才進駐意願的重大因素。因此，國際城市生活品質的評比也成了企業諮詢機構的重要研究工作之一。

目前以城市生活品質為主要內容的，包括美國全球最大人力諮詢公司美世（Mercer），以及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所做的調查。美世的評比中包括的城市數目多達221個。經濟學人智庫則包括140個。要在這兩個調查中列入前百大都不容易，要擠進前50大更是難上加難；因為先進國家往往一國就列進3（如瑞士、日本）或5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甚至擁有8個，德國6個，其他13先進國分別擠進1或2個，根本排不進後進國家的城市。

除了三個日本城市，唯一擠進前50名的亞洲城市是新加坡。更難得的是，新加坡在短短的5年內（2006~2011）從34名進步到25名，進步之大令人矚目。台北市則是由81名退步到85名，不僅大幅落後日本幾個大城（東京、橫濱、神戶、大阪），也居於香港（70）、吉隆坡（76）和首爾（80）之後，進步的空間很大！

是否必須是一個大城市，才能夠在大量資源的加持下名列前茅呢？其實未必──2011年居首位的維也納只有170萬人，居次的蘇黎世130萬人，排第3的紐西蘭奧克蘭138萬人，13名的威靈頓40萬人，21名的澳洲伯斯 170萬人，日本神戶也只有150萬人；顯示大量人口並非都市生活品質的必要條件。

 

道路坑洞影響評比

 

在美世的評比中，調查內容包括十大類：1. 政治與社會環境；2. 經濟環境；3. 社會文化；4. 健康與衛生；5. 學校與教育；6. 公共服務與運輸；7. 休憩；8. 消費品；9. 居住；10. 自然環境；並進一步細分成39個指標。

詭異的是，過去香港的《亞洲週刊》曾經在1996年開始評比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在1999年的評比中，台北居然以第2名（和大阪並列）的佳績擊敗了福岡以外的所有亞洲城市（東京4、新加坡5、香港9、上海9、高雄11、北京17），跌破所有人的眼鏡。顯然亞洲機構對於某些微妙的「亞洲價值」體會和歐美人士不同，或者能夠更精細地評估一些難以衡量的要素。例如，要如何評價被境外人士讚譽有加的台灣人情味？30分鐘內可以上山下海、隨時享用亞洲各地佳餚、遍布全市的夜市、24小時連鎖商店帶來的便利等等，能適當地納入評估嗎？

然而，坑坑洞洞顯然無法讓台北的排名往前進，不知前不久郝市長帶隊去新加坡訪問，到底學到了哪些「城市治理」的訣竅，讓「台北」能超越台北呢？而依照先進國家經驗，高雄和台中似乎也不宜整天自怨自艾吧！

 

＜經濟人語＞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