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TPP對我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某報社論 2013.3.17)

加入TPP對我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台灣若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勢必衝擊競爭力較弱的農業，政府應積極強化農業集體的競爭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宣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諮商，並且強調「日本若只有向內發展，將沒有成長的可能」。美國除了歡迎日本加入諮商，但也表示日本必須展現解決貿易障礙的意願。日本的這項舉措將對東亞國際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對早已表態要參加TPP的台灣將產生磁吸效應，並牽動兩岸政經關係，值得吾人探索並預擬對策。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是在二○○五年六月由汶萊、智利、新加坡、紐西蘭四個小型國家設立，進行相互間的貿易自由化，當時稱為「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由於美國在「東協+N」的醞釀過程中受到排除，受其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貿易自由化又遲遲未獲進展，於是找到了TPP做為擴大貿易自由化，鋪陳「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基礎。除了參與其擴大的諮商以外，也找來了澳洲、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祕魯、越南總共十一個國家參加談判。雖然日本和韓國也受到邀請，但美國標榜這個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是個高品質的「二十一世紀的自由貿易協定」，其自由化的內涵將超越過去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一直遭到日本農民強烈反對。而韓國早在美韓自由貿易上受到農民強烈抗爭，對這項協定還在觀望之中。



　若日本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其較具競爭優勢的汽車在免除美國關稅後將增加對美國的出口，衝擊美國的汽車業，扭轉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對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排擠效果。反之，日本必須接受競爭力強大的美國農業產品，這當然打擊日本的農民和執政黨的選票。但是如果不參加TPP，美國和歐盟未來的自由貿易將會衝擊日本的貿易出口，而且韓國已經和歐盟、美國完成自由貿易，和中國的協定已經開始談判，未來對日本的衝擊將越來越大，不如及早參加TPP諮商，以取得條件設定的發言權。



　美國參加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規模龐大，加入了日本後十二國的總人口超過七點五億人，經濟產值二十五兆美元，約佔全球四成。我國若要快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避免經濟邊緣化，加入這個貿易組織是最快的模式。因此，政府企圖在七年後，也就是二○二○年加入TPP，一舉獲得大量自由貿易的效果。



　然而，所謂自由貿易協定，當然是要透過談判諮商來規範商品貿易免除關稅、大量相互開放服務市場。而在「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中，更要求公平開放政府採購機會、對智慧財產權、勞工、環境保護有效提升，其他多種國內規範相互協和以避免貿易障礙。每一項規範，都會對我國長年未適應對外開放市場的作法產生衝擊。但自由貿易協定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參與國都相互開放市場，只讓競爭力最強的產品被生產和消費，生產資源的使用就更有效率，將餅作大之後大家都可以分到更多的餅吃。



　只是，競爭力較弱的產業當然會萎縮受害，這包括農業和製造業中的弱勢產業。政府目前的作法是及早和TPP的參與國逐一談判自由貿易協定，讓國內經濟早日適應開放競爭。但是，其他屬於製造業的產業在協助輔導之下比較容易調適，農業需要更大的力道去協助調適，迄今為止我們並未看到積極而有效的做法。我們建議政府，仿效韓國政府十年投注一千億美元在農業的做法，在十年內至少逐年提撥兩百億元、總額二千億元新台幣，強化農業的整體競爭力，來爭取農民的支持。否則反對力量將會讓我國加入TPP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在參與TPP的過程中，北京為拉攏台灣，極可能釋放更多的利益給台灣。我國也可以在對美、中的關係上，獲得較佳的平衡，對台灣絕對有顯著的政治利益，值得台灣全力以赴。

重新思考外勞的適用範圍 (某報社論 2013.3.17)

重新思考外勞的適用範圍

 

2013.03.17 01:53 am

就業服務法規定，政府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因此，對國內缺乏的基層勞工以補充性方式開放外勞，透過多元組成的「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共同研商外勞政策。2007年開放了特定製程（3K，即辛苦、汙穢、危險）、特殊時程（3班制）產業申請外勞，並依產業情況允許常態性開放外勞雇用比例為15%、18%和20%三級。2010年調整3K產業適用範圍到88項行業，並擴大外勞核配比例分為五級，最高為30%。 目前外籍勞工的使用，除了家庭的看護幫傭以外，就是屬於這些3K的製造業可以聘用最高30%的外籍勞工。這些外籍勞工和幫傭的引進，使得國內不少乏人問津的製造生產工作和工程橋樑的建造工作，以及辛勞的長期照護工作，都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提供，讓我國經濟生產獲得繼續成長的助力，可說是功不可沒。 當然，幾乎沒有一項政策是只有效益而沒有成本的。由於外籍勞工的工資低於台灣，在台灣的停留時間又有上限，因此會有脫離掌握、長期居留違法工作的問題。加上他們母國的文化和我國不同，居留在一個陌生的外地不見得能夠完全適應，可能產生文化或生活上的不調和甚或衝突，造成我國社會必須承擔原來沒有的成本。因此，政府對於使用外籍勞工者課徵了「就業安定費」來彌補這種衍生的處理成本，當然也是合理的作法。 製造業使用外籍勞工的數量，這些年已經穩定下來，目前維持在40萬人上下，其中產業和社福外勞各約占半數。除了在2005年高雄捷運施工的外勞發生被嚴苛對待下產生的暴動事件以外，雖然偶有逃脫事件，但基本上並沒有做出讓台灣社會難以忍受的行為。易言之，迄今為止，我國社會使用外籍勞工的狀況大體上應該是令人滿意的。 然而，在我國產業結構不斷變化之下，外籍勞工的適用範圍是否只能限於製造業，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問題。目前，我國服務業在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占比已經達七成，包含製造業的工業接近三成，農業只有2%左右；所謂的3K產業，也就是辛苦、汙穢、危險的產業，其實也會分布在農業和服務業，不會僅限於製造業。因此，農業和服務業，或是跨越農業和服務業兩者的產業，其實都會有外籍勞工的需求；獨惠於製造業顯然還是傳統的「唯製造業主義」思維，並不符合今日台灣的產業發展需求。 舉例而言，目前就有一家位於北部地區、規模不小的休閒農場，以其有機農業和自然生態的發展而深受國內外消費者歡迎。這家農場具備自然景觀，原來可以藉由生態旅遊景觀的建構來獲得更好的綜效；但由於國內已經找不到可以吃苦耐勞的年輕人願意從事林木的裁剪或整理事宜，往往任職三、五天之後就吃不了苦而放棄待遇並不算差的工作，使得該農場往生態旅遊發展的美意長期拖延，坐令大量的自然資源閒置於山林之間。 這種休閒農業的發展，是政府大力推動的少汙染產業；但在國內少子化和生活品質提高後不願承受辛苦工作之下，發展受到了高度限制。如果能列入進用外籍勞工的產業範圍，引進二到三成外籍勞工，自然可以快速成就其生態旅遊的建構，帶來的商機將大大擴張，衍生出不少待遇較高、耗費體能較少的優質就業機會。類似的情況想必也存在於不少其他的服務業種中，值得主管機關深入研究之後考量開放。當然，謹慎且逐步的放鬆，甚至附加某些配套，也許是初期需要的；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限於製造業的外勞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必須重新檢討其適用範圍。

台新銀行和彰銀合併案平議 (某報社論 2013.3.7)

│政府應有智慧使台灣金融業正面發展，更不要因政治因素而出現雙輸的局面。 　今年農曆新年後，台新銀行突然拋出研究「彰化銀行併台新銀行」的構想，引發財政部高度不滿；除了表達強烈反對之外，立刻將彰銀的公股代表撤換，正面迎戰台新銀行的任何「挑戰」。這個事件的發展已經形成膠著狀態，對於代表全民的政府和民間企業的台新銀行都將形成「雙輸」。我們建議財政部以台灣金融業的正面發展為最高目標，有智慧地解決此事。 　這個事件的起因，是在二○○五年初，財政部要求彰銀向海外籌資，來解決彰銀的財務困難。透過德意志銀行協助發行全球存託受益憑證（ＧＤＲ），但是未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青睞而失敗之後，轉而要求彰銀改採私募增資解決。為避免繼續失敗，其招募對象除國外法人外，增加國內法人。財政部還在招募條件中載明，將會移轉經營權給得標人。於是，台新金控在同年七月以高於底價百分之四十的一百一十四億元，總價為三百六十五億元新台幣，超過了第二標七十億元的高價得標，掌握彰銀百分之二二點五五的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 　但是在得標之後，立刻被當時在野的國民黨批評為「以小吃大」，加上彰銀工會的反對、二次金改的爭議和前朝的貪瀆疑案，導致這個合併案一拖就拖到今天，七年之後還無法完成。在大環境巨變之下，台新金無法繼續拖延這個併購案，才在春節後提出乾脆由彰銀併購台新銀行，讓它能夠擴大規模獲得綜效，才能對股東有所交代。但是，財政部的態度非常嚴峻，放話只要彰銀董事會討論此案，必將以「利益迴避」加以擋下；而如果無法擋下，也會在財政部審查時拒絕通過；甚至以「木馬屠城」的說法來貶抑台新金控的提議。所謂「民不與官鬥」，既然官方已經如此表態，台新只好以低姿態表示將繼續和財政部溝通，不會貿然從事。 　我們認為，法律的問題必須歸於法律。雖然這項併購案後來有不利的傳言，但除非在法律上有所判決，讓此合併案受到影響，否則財政部不宜前後不一，推翻了當時標案的承諾。外界每每以「以小吃大」來貶抑此案，但當時股票市值其實是彰銀小於台新銀。而就算是以小吃大，國際間此種案例所在多有，著名的全球最大鋼廠比利時的阿色洛就被第二大的印度米塔兒給併購了，端看投資者彼此對於企業未來的看法而定，沒有說小的就不能併下大的。迄今為止，台新銀並沒有違法的事實，政府沒有必要違反承諾來拖住此案讓企業無法前進。 　其次，身為國家經濟的領航者，財政部應該以經濟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此事。兩岸ＥＣＦＡ簽署之後，台灣的銀行好不容易獲得了西進的機會，可能在西進經略之後讓獲利大幅提高，不必委身在台灣這個小水塘讓大量的資金無處施展。台新金因為合併案懸在空中而無法達到對岸對於債務比例的要求，也沒有對岸要求必須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投資的資歷而無法到對岸佈局，實現和彰銀的合併案就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並獲得躍升為台灣第三大銀行的綜效。站在產業發展的角度，政府應該樂於看到民間企業透過積極的商業行為來獲得發展，並讓台灣整體的經濟獲得成長、就業能夠提高。如果財政部只以管制的心態看待此事，可能會認為這個僵局持續下去對政府沒有任何損失；但若以產業發展及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拖一天就是台灣金融業遲滯的狀態多了一天，絕對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目前較大的問題，在於合併時台新銀行和彰化銀行的股權價格比例是否合理。如果財政部真要為全民著想，針對這個換股比例認真研究即可，因為如果偏低時就會造成全民的損失。在全球民營化浪潮一波高過一波的趨勢下，財政部將它視為「木馬屠城」的態度已經不宜，應該有智慧地為台灣金融業的未來著想，不宜永遠活在過去！

尋找處理核四的理想模式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3.3.4)

尋找處理核四的理想模式（杜震華）

2013年03月04日

更多專欄文章

如何處理「核四」已在台灣掀起滔天巨浪：反對人士成功集結，表達反對心聲，並爭取到多位著名人士表態；政府被迫以「公民投票」模式來尋求突圍，承擔了不可預知的風險；支持核四者有如「不愛家園」的失德者，不便冒眾怒表態之下似乎只能期待公投失敗。
然而，一個攸關整體經濟發展、其風險屬於高度專業的重大工程，居然是靠公投決定其未來，似乎顯得荒謬又無奈。因為，參加公投的人，幾乎可以確定大部分都不了解核四客觀的成本、效益和風險，以及如何進行高難度的公共決策；大概就是憑著個人的主觀好惡，加上一些道聽塗說或可能不甚正確的資訊，就要集體決定核四的前途，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筆者相當擔心，不管公投會不會通過，很可能過不了幾年，民眾就開始後悔公投的決定，接著就開始批判政府不負責任，竟然將如此專業的問題交給一知半解的民眾，造成難以接受的後果，簡直是將國政當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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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專家客觀探討

其實，某種程度上，核四運轉有如兩岸交流，處理得好，不僅風險可以控制，可以讓它為我所用，協助台灣發展；處理不好，風險就會逐漸擴大。核四最嚴重會釀成核災，讓台灣萬劫不復；兩岸交流最嚴重則會促使台灣被迫統一亡國、完全失去自主性。對部分人士而言，後者的嚴重性更甚前者，因此任何促進兩岸交流的政策或措施當然要傾全力反對到底。
奇怪的是，馬政府對於促進兩岸交流，採取的是不厭其煩、循循善誘地耐心說服民眾，並有彈性地從淺到深、逐步開放。但對於已經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核四，居然可以一夕劇變地交付給成熟度經常受到質疑的台灣社會，當然受到不少人士懷疑，認為其中必然包含權謀。
一般民眾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真假混雜的資訊，核四的技術性問題其實應該由真正的專家客觀探討之後，提供給政府參考使用。但是在「續建並運轉」及「開放民眾公投」之間，其實還有比較令人放心的決策的模式可以選擇。例如，提出適當的報酬，由等量的贊成專家和反對專家們（如各40或50人）舉辦充裕的閉門討論會（如１周10場），雙方提出足夠資料相互辯駁討論，然後經由祕密投票，提供社會何方獲得多數票的答案。
這樣的模式可以節省大量社會成本，並發揮專業力量；因為專家之間比較能聽懂對方的語言和專業內涵，也較可能以專業相互說服，並在核四的淨效益和風險之間做出合理權衡。當然，也有一些技術性問題必須克服，包括這些成員的推薦或篩選、避免被賄賂、「專業」的適當定義等等。

公正媒體須負責任

如果政府吃了秤砣鐵了心，一定要以公民投票來解決，那麼先依照上述模式提供民眾值得參考的客觀答案，也是能獲得民眾肯定的作法。而如果政府無意如此，客觀公正的媒體（或由支持及反對的媒體結合）負起舉辦「專業討論投票」的責任，也必可獲得民眾的激賞！逢周一刊出

＜經濟人語＞作者為商業發展研究院政策所所長，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