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1日 星期二

堅定不移 課徵資本利得稅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2.21)

堅定不移 課徵資本利得稅


 


    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人民要求政府的服務越來越多,乃至於政府必須以更多的收入,才能應付日益擴張的開支。而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租稅,這使得租稅成為現代經濟學中重要的一門學問。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經列舉了租稅的四大原則: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以及經濟原則(最小費用原則)。四大原則之首就是「公平原則」,顯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原則早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外通則,東西方大儒都認為是立國之本。


 


    在這個原則之下,「有所得就必須繳稅」成為租稅行政的基本常識。只是,「所得」如何認定、繳稅要繳多少才算公平,一直是各國爭議不下的問題。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在不同的經濟環境和國際思潮之下,也會也不同的概念。這使得「有所得就要繳稅」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在實踐上卻是困難重重,甚至可以談論數十年後還無法落實 —「軍人和教師必須繳納所得稅」恰好就是這個原則在實踐困境上的最佳範例。現在軍人和教師即將繳稅,但是「遲來的正義」是否還是正義,受到不少人的質疑!


 


    同樣令人納悶的,則是「資本利得稅」的課徵。「資本利得」是指針對「資本財」買賣處分所獲得的利益;而既然有利得這種「收入」,理論上就必須由政府課徵稅收,以彰顯公平並擴張公庫。而資本利得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股票」交易的利得;如果買賣股票獲得了利益,理論上應該將其併入「應課稅所得」,和其它的所得合併之後一起繳稅;而稅率則視其累計於總收入後落於所得稅率的級距來決定其高低。而如果資本買賣產生的不是「利得」而是「損失」的話,則可以將「應課稅所得」拉低,反而會繳交較少的所得稅。因此,令買賣股票所得繳交「資本利得稅」的結果其實不見得會增加股票族的所得稅繳納額,通常會在股價高漲時繳稅,股價下跌產生損失時減少繳稅才是。


 


    只是,台灣眾多的股市密集交易者經常是高所得者,他們習慣於繳交過去長期以來因為課徵技術欠佳時權宜實施的「股票交易稅」,也就是按照股票交易值繳交固定比例的稅收(目前是千分之三)。股市投資人偏好這個固定稅率,是因為它的稅率偏低,而如果將獲利納入應納稅所得,也許必須繳交的「資本利得稅」就會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資人寧可在一年內買賣多次,每次被課徵千分之三(十次課徵百分之三),還是遠低於「資本利得稅」可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投資人卻不想如果遭逢損失時,其完全不需要繳交稅賦的情況!


    由於財政部長郭婉容女士認為「資本利得稅」課徵合理,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股市高檔宣佈將於次年元旦起復徵「股票交易所得稅」,卻導致台灣股市連跌十九天,跌幅達三千兩百點,迫使政府取消這項政策,而以「證券交易稅」代之。此後,每次當政府思考要課徵「資本利得稅」時,股市立刻會強烈反應,通常會以大幅下跌來做出回應,讓政府猶疑再三、踟躕不前。


 


    這種情況就有如房價應該按「實際交易價格課稅」一般,由於過去房地產有遠低於市場交易價格的「公告地價」,並且傳統上一直是以公告地價來進行課稅,因此只要政府一宣布將考慮以「實際交易價格」課徵時,立刻會引發房地產價格崩跌,導致政府思量再三、難以下手!


 


    只是,這種「有所得卻不繳稅」,或是「有高所得卻繳低稅」的不合理現象,已經讓台灣成為資產炒作者的天堂,成為惡化台灣所得分配的元凶之一;大量的股市炒手,天天在股市中呼風喚雨、內線交易,反正賺到的利得只要繳交低廉的交易稅。而房地產投機客也堂而皇之地以大量銀行借貸的資金炒作房產,讓大台北都會的不動產炒作到年輕人只能望屋興嘆的狀況,加深社會對立和相對被剝奪感!如果這種惡相不受到抑制和矯正,經濟成長的結果只會帶來社會正義的消失和人民的怨懟。


 


    新內閣已經組成,兩年內沒有任何大型選舉。再沒有魄力的政府,在這種情境之下如果還不能大刀闊斧地對「資本利得」加以課稅,則社會正義將完全瓦解、政府將毫無令人期待之處。我們將拭目以待!


2012年2月6日 星期一

政府真的重視服務業嗎?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2.2.6)

政府真的重視服務業嗎(杜震華)


 


2012 0206


 


服務業佔經濟體的總生產比重,在先進國家已經達到78成,在台灣也達到了65上下;而台灣在服務業就業的人數也達到總就業的6成左右。服務業貿易在全球都在快速增加,在美國的出口已經達到總出口的3成──服務業的重要性早已是無庸置疑的基本常識了。


 


然而,相對於製造業和農、礦業,服務業的技術比較容易被模仿,研發的成效較難保留在企業內部,造成一般服務企業相對於製造業更不願意投資於研發。依照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2009年的出版資料,幾個重視製造業的(亞洲)國家,其企業研發支出投注在服務業的比率偏低:韓國7.1%、台灣7.5%、日本8.5%、德國9.4%;而服務業發達的先進國家,這項比率就相對較高:澳大利亞40.5%、挪威39.3%、加拿大35.8%、丹麥33.5%、新加坡32.7%、美國29.6%、義大利26.0%、英國23.2%、荷蘭21.9%……。


 


補助額少難以推動


 


和這種服務業研發投入偏低相對應的發展,是台灣服務業在2000年之後的勞動生產力成長顯著地低於製造業、對科技創新之應用程度較低、專業人才之國際化程度不足;不少國內成功的服務企業在有意進行海外擴張時就出現人才不足的困擾,影響其國際化甚巨。





學理上,這種研發支出的「外部性」高的產業,就應該由政府來投資。而政府也不是沒注意到服務業的重要,行政院在2009年通過「服務業發展方案」,提出推動以服務業佔半數的六大新興產業;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又提出十大重點服務業,行政院也設立跨部會「服務業推動小組」全力加以推動。稍早2007年底,在商業界千呼萬喚之下的「商業發展研究院」(商研院)也正式成立,成為商業界引頸企盼能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相互輝映,推動台灣服務業發展的引擎!



然而,4年已經過去;商業界原先寄予厚望的商研院迄今成員不到百人、年度預算只有2億多元、年度研究計劃不超過20項;和工研院成員7千人、年度預算200億元(來自政府專案計劃者約百億元)、獲得國際專利之數目享譽國際兩相比較,差距幾近百倍!



政府對於服務業(特別是商業)發展的重視,迄今仍停留在「口惠」階段,血液裡、腦海中、眼光前盡是「製造業」、「製造業」……。因此,可預見的是,十年後商業服務業還是科技不足、人才不足、成長不足;在製造業早已呈現疲態的台灣,服務業卻無法跟上,撐住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重任!



大的不說,目前一些生機盎然、快速成長的連鎖加盟業者要求商研院代為訓練擴點展店所需人才,但礙於經費和人力,該院只能為業者培養寥寥可數的一般性高級人才,完全無法滿足業界的殷殷期待。而針對政府的商業政策研究,政府對出國考察等預算的控管卻出奇嚴苛,完全無視研究品質之需要。
因此,當政府口口聲聲說「重視服務業」、捲起衣袖作勢要「發展服務業」時,你相信嗎?


 

<經濟人語>



作者為商研院商業政策所所長、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2年2月2日 星期四

亮麗的財經內閣可以帶來亮麗的經濟? (台灣時報 社論 2012.2.3)

亮眼的財經內閣可以帶來亮眼的經濟?

 被媒體譽為「十二年來首度財經內閣」終於亮相。屬於財經領域的內閣成員中,在財經好手陳沖領軍之下,經濟部長留任;經建會、國科會主委和財政部長由舊人轉任;主管財經和科技的政務委員和農委會主委則為新任。八位成員中有七位博士,四位老手加上四位新手,要說是「老幹新枝、相得益彰」、「專業領軍、能拚經濟」或是「一時之選、水準空前」都可以。媒體調查的民意滿意度多在五成以上,顯然不少民眾和企業界有「眼睛一亮」的感受。然而,亦有媒體認為幾位選戰中積極表現的閣員佔據重要位置,頗有酬庸嫌疑,未來能否勝任仍難逆料。

 不管新閣之中的組成是否有高度「政治性」的成員,在新閣上任之際,我們寧願不以質疑眼光看待此事,以免被認為「泛政治化」;但還是必須以專業角度提出看法,以免財經內閣「叫好不叫座」地辜負了廣大民眾的期待,更不願新閣的發展辜負了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發展。

 首先,我們認為即使高度專業、努力打拚,但如果大環境不佳,極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毫無建樹,財經閣員們務必謹記在心。事實上,歐債迄今未能解決;希臘、西班牙和最近的比利時都傳出大規模罷工來抗拒政府接受歐盟政府的撙節計畫,導致全球經濟和股市起伏不定。再加上中國的經濟存在著泡沫風險,萬一兩者同時發作,則任憑是身懷絕世武功的財經內閣,大概也只能徒呼負負、難以展翅高飛!此時,只有大規模進行結構改造,加上時間調養,才可能有所建樹。但以台灣的行政僵化來看,只要這些風險併發,財經內閣會立刻變成無能內閣,絕不可沾沾自喜、沈溺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氛圍中!

 其次,如何從無感行政轉變成「有感施政」,還需要內閣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有所建樹。這些財經閣員多半「出身良好」,沒有經歷過中下階層的生活,也少有中下階層的友人;要讓這些成員的施政成效讓一般庶民百姓「有感」,其實是不容易的。雖然口頭上他們都能夠朗朗上口,要讓「民眾有感」,要追求「庶民經濟」,但由於沒有平民百姓甚至下層民眾的生活經驗,他們即使再努力,也極可能讓庶民百姓沒有感覺,甚至一發言就被發現還是「何不食肉糜」的「天龍人」再現!因此,好好和真正的中下層百姓交流,瞭解他們真正的疾苦,才可能推出庶民百姓、中小企業、中南部地區所需的政策措施。

 再者,馬總統在最後關頭總算提出要進行「幸福指數」的調查,做為施政的參考。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檯面上的閣員們有哪一個曾經關切過這個議題,或是就這個議題要準備如何施政的。如果這些閣員們儘管能力傑出,但基本上還是看最高層的態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話,那麼要從這些財經閣員的施政中獲得「令人感動」的施政效果,可能是緣木求魚、難如登天了。我們其實最怕的是,財經閣員們還是以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來應付經濟景氣,力求「經濟成長率」的提升為第一要務,「以數據治國」下完全無法參透目前追求「幸福經濟」的世界潮流中,已經不能再以經濟成長率為目標,而是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受為要了;否則可能再次演變成經濟有成長,但人民卻感受不到幸福的覆轍!

 最後,台灣的失業率已經成為四小龍最高者,民眾天天提心吊膽,就怕「無薪假」或「派遣工」找上自己;但如何增加就業,如何照顧到「派遣工」們的基本福利,我們迄今為止也沒有看到新財經閣員們表達任何令人驚豔的看法,或是要如何達成上述目標的有效途徑,這其實是頗令人擔憂的。如果平時不對這些庶民百姓最關心害怕的議題下功夫鑽研,到上任之後才想找「專家」給解藥,恐怕會將凡水當成聖藥,浪費了大好時光卻無能解眾民於倒懸!

雖然外界的直覺反應不錯,我們其實卻憂心忡忡;財經內閣們可別辜負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