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購買力所得超英趕日之後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9.30)

購買力所得超英趕日之後


 


杜震華


 


台大國家發展所副教授 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國際貨幣基金最新公布資料,台灣以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達到三萬五千六百美元,排名緊追在德國之後,但是超越了英國、日本和韓國,位居全球第二十位,明確地已經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許多人不太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甚至會懷疑是否政府提供的資料有美化的嫌疑,讓許多民眾的「感覺」和這樣的排名有所差異!


 


    其實,國民生產的統計有幾個常見的資料:國民生產毛額(GNP)、國內生產毛額(GDP),以及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調整的人均數據。國民生產毛額衡量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一年所生產的最終商品和勞務透過市場交易的總價值,毛額則是指它並未扣除固定資本的消耗;國內生產毛額則是將統計的範圍由「國民」改為地理疆域的「國內」,比較能夠顯示國境之內的景氣狀況,在目前失業和景氣狀況較嚴重的情況下,相對受到各方的重視。而透過「購買力平價」來調整的數據,可以消除掉各國物價水準差異,以及匯率經常波動,所帶來的統計偏差;因此,目前在經濟學界的狀況,是如果有「購買力平價」的資料時,就不會用另外兩種資料,以利於國際間的比較。


 


    台灣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生產,遠遠超過韓國,並且和歐盟會員國相當的事實,其實已經存在多年;只是一般國人和媒體在每有弄清楚這些概念之下,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台灣之所以在「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人均生產如此亮麗的原因有幾項:台灣的物價長期穩定,不像韓國等地經常有顯著的通膨,造成台灣物價低廉;使用名目物價計算的台灣GNPGDP都會被顯著地低估。其次,台灣的匯率也是相對穩定,不會因為匯率的變化而使得GNPGDP無來由地上升或下降,而這也是韓國數據在不同年度並不穩定的因素。


 


    然而,就算台灣經過PPP調整的人均生產已經「超英趕日」,其實台灣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首先,這些數據只是將總量除以人口數所得的「平均數」,並不能代表每一位國民都能夠生產如此之多;由於「所得分配」的惡化,台灣許多的國民其實平均生產遠遠不及這個平均數。歐盟各國由於所得重分配政策積極而有效,其所得分配已經比台灣平均,所得接近平均數的人民相對多於台灣,造成的社會問題會小於台灣;這種所得分配平均化的努力,台灣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其次,如何獲得這些經濟生產,這些統計完全沒有觸及。台灣的環境問題比起歐盟國家嚴重許多,也就是生產這些經濟產品和服務時,我們付出去的環境代價其實高過歐盟國家許多,人民必須忍受一個比較惡劣的生活環境,這是人均生產沒有告訴我們的。另外,我們為了要獲得如此高昂的人均生產,每個國民必須「爆肝」工作-人均工作小時數在全球排名在第五名上下,超過了法國達到一半之多。也就是說,歐盟國家雖然PPP計算的人均生產和我們類似,但其實是以比較少的時間獲得的;在其生產力較高的情況下,他們可以利用節約的時間進行其他的休閒活動或是休息,生活品質其實大大地超過了台灣!


 


    因此,當台灣PPP調整後的人均生產「超英趕日」之下,努力的空間還是很大,朝野都必須認清這種事實,繼續追求一個更好生活品質的環境才對!


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如何在兼顧社會正義下協助卡債族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9.25)

如何在兼顧社會正義下協助卡債族

 
 數百名卡債族不滿現行法律無法讓卡債族重生,日前發起了「修法救卡債族」遊行,並且在中正紀念堂上演行動劇,呼籲朝野於本會期三讀通過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修正案。其訴求的三項重點包括:第一,納入客觀公正的第三人來協調債務;第二,卡債族只需償還本金一定的成數(如二或三成),就可通過更生;第三,卡債族若奢侈浪費超過債務半數以上,才不予免責。我們認為立法院必須重視這個問題,做出適當之修法,在兼顧社會正義之下協助卡債族更生,以免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安定及祥和。

 我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逐漸累積了大量的卡債族。這些「卡奴」的出現原因,一部份是來自於消費者無能力自行理財,導致日不敷出而累積了大量無法清償的信用卡債務,必須用「以債養債」的方式痛苦度日。有些則是財務產生問題,但借貸無門之下只好以卡債來暫度危機,卻造成無力償清的後果。這些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債務人必須自行負責的。另外,銀行為了獲利,不考量持卡人的財務能力,盲目發卡、鼓勵消費,造成了眾多卡奴的後果其實也必須負擔一部份的責任。

 因此,政府在原有的「破產法」以外,另外在民國九十六年七月立法公佈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希望讓受到卡債束縛,影響正常生活的「卡奴」們可以藉由法院的處理,和銀行之間協調重整債務,減輕卡債壓力、繼續正常生活。然而,可能是由於國人「欠債還錢」的傳統觀念極重,條文規範較為嚴格,乃至於迄今為止,估計大約八十五萬的卡債族群僅有約百分之二十四獲得了債務更生的結果,和美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國家的成效比較相對落後許多。特別是日本的比例達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台日之間的差距太大,卡債族們解套無門,乃至於討債逼迫、怨懟之情皆難以抒解,抗爭行動持續不斷!

 目前,「卡債族自救會」要求在新會期通過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修正草案」已經被民主進步黨列為「優先法案」,但是還沒有被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接受列入。在傳統上和銀行、財團關係較深的國民黨會有這種反應其實並不意外。但是少數自我行為不檢點、欠債卻奢華過日的卡債族也的確令人懷疑法案規範的放寬是否會造成「道德風險」,引入更多的新卡債族或強化舊卡債族來「揩銀行的油」!而在野的民進黨是否在利用這個選舉的時機,看上八十萬卡債族的選票,來進行選舉操作以獲利-反正是由和國民黨關係較為密切的銀行來承擔後果,導致朝野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無法產生共識,當然也有可能。

 我們認為,上面的疑慮當然都有其道理。然而,國內傳統上對於「貧戶」的補助標準嚴格,也是造成卡債族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政府不願意加稅來從事「所得重分配」的社會工作也是目前問題的肇因。而如果問題不解決,產生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也會造成未來執政者的困境。因此,某種程度的放寬修法,但是對因此可以解脫的卡債族群課以某種自我要求的責任做為配套,應該是比較好的解決模式。例如,可以要求獲得解套的卡債族群們必須提供債權銀行某種程度的「勞動服務」義務,由債權銀行指派其服務工作,來做為一種補償。由於這些經濟弱勢者通常難以找到高薪工作,因此提供其勞務供債權銀行使用,正好可以解決其「失業」問題,是一種債權和債務人雙贏的做法,而社會問題也會隨之減少。

 總之,我們認為卡債族的問題在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方都有責任,而政府難以擴大對貧困者的所得重分配也有失策之處,有必要尋求三贏的策略才能讓此問題獲得一個比較圓滿的解決。而這應該是某種法規上的放寬,同時對債務人課以某種義務才對!


從愛丁堡藝術節看台灣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11.9.26)

從愛丁堡藝術節看台灣(杜震華)


 


2011 0926


 


8月中旬,在總統夫人周美青擔任榮譽團長、文建會資助之下,吳興國先生帶領了由他創辦的「當代傳奇劇場」,應邀參加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演出改編自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的「李爾在此」,以京劇手法1人飾演10個角色;精采的演出獲得了觀眾的熱烈迴響,以及《泰晤士報》等媒體的好評,也讓台灣的表演藝術在國際上再次發光。這是愛丁堡藝術節第一次邀請台灣的表演團體演出,吳興國先生也成為首位曾經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和美國林肯中心藝術節等三大國際藝術節演出的華人,是另一位台灣之光!


 


然而,諸多台灣著名表演人才和團體必須透過國外著名的藝術節演出,才能獲得國人肯定,仍然是一個遺憾,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及目標。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讓我們透過愛丁堡藝術節來思考吾人應該如何努力吧!


 


年吸百萬國際旅客


 


開始於1947年的愛丁堡藝術節迄今已有65屆的歷史。目前由12個系列的節慶組成,以8月份的藝穗節表演為核心,但擴張到涵蓋了圖書節、科學展、軍樂展、兒童創意節、故事節、電影節、爵士節、美展、國際展、多元文化節、跨年祭等活動,全年隨時都有活動的狀況。





由於其藝術水準為全球頂級,兼具多元、創新和教育內涵,已經成為全球藝術家一生追求的演出夢想,也成為愛好藝術者的朝聖之地。當地50萬人口一年竟能夠吸引到100萬名國際旅客。2010年的經濟效益達到2.45億英鎊,約略為120億元台幣,直接創造了超過5千個專職的工作;其經濟生產已經超過高爾夫球產業,成為當地最大的產業。由於夏季熱門時節的住宿價格倍增,許多旅館業者夏季的收入就足以讓他們在其他三個季節到處旅遊!



幾個全球著名藝術節的共同特點,是都擁有源源不斷的創新作品、自行開發的獨特內涵、優良的表演場所、滿足不同客源的需求,才能夠吸引大量的國際旅客。

 


管理具創意有遠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管理上要具有創意及遠見,以及高效能的管理體制。蘇格蘭政府特別設立了「蘇格蘭活動部」(EventScotland)來負責辦理各種活動與節慶,而「愛丁堡藝術節聯盟」負責指導藝術節的發展方向,其董事會成員則來自蘇格蘭所有和活動相關的機構,包括政府、銀行、國會等,可以迅速、有效的和政府、國會進行協調,藝術節的發展會遇到的問題都可以透過這個聯盟和其他相關機構協商解決,這才是愛丁堡藝術節成功的最重要祕方。





台灣的確有一些活動有機會在政府協助下發展成亞洲著名的地方活動,例如台灣燈會、貢寮海洋音樂祭、平溪天燈、墾丁春吶、鹽水蜂炮、台中媽祖觀光文化節等等,但各有各的問題需要克服。



只要上愛丁堡藝術節的官方網站瀏覽一下,就可以對其規劃和資訊之周詳感到讚嘆,也會了解我們努力的空間何在。然而,台灣可能建構一個官民合作、有效能的「台灣活動聯盟」(EventTaiwan)平台嗎?

 


《經濟人語》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商業發展研究院顧問


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台灣人為何有錢不快樂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9.18)

台灣人有錢為何不快樂?

金融淨資產台灣排名全球第七,可是多數人覺得自己貧窮,除了嚴重貧富不均外,還有其他重大因素存在。

 安聯集團日前公布全球財富調查報告,台灣人均金融淨資產達到五點六萬歐元,全球排名第七位,為二十一個全球高財富國家之一。在亞洲排名則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超越了許多負債比率偏高的歐洲國家。這項報告是針對五十個國家在保險、股票、債券和基金所做的研究,在扣除了金融負債後,所獲得的結果。

 對於台灣獲得如此優異的排名,但是國人卻相對上不感覺特別有錢或快樂的原因何在,應該是許多人的疑問。其實,這個問題在每一次國富調查之後,社會大眾一般都認為其結果無法顯示一般人的感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社會客觀調查或研究和人民主觀感受之間顯著所有差異的原因何在,是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也是政府必須釐清「案情」、痛下針砭來加以扭轉的重大挑戰!

 第一個馬上可以想到的原因,當然是「所得分配」不平均的結果。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台灣當時的所得分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平均,但是在台灣殆於實施有效的所得重分配制度,而先進國家卻大力進行所得重分配之下,目前絕大多數的先進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所得分配已經明顯優於台灣。即使不去比較些所得分配的客觀數據,單單從三十年前台灣有錢人的生活享受和目前的有錢人的奢華程度相比較,也可以感受到目前的所得分配惡化的程度必然是非常嚴重的。上述的金融淨資產調查排名,只是從各國的總量簡單地以人口數平均,當然無法反映出各國財富分配的效果。

 其次,也許是文化因素,也許是發展程度的差異,亞洲國家特別是華人文化區域的儲蓄習慣通常優於西方先進國家,因此,西方先進國家所累積的債務,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通常都高於亞洲國家。這項調查是「金融淨資產」,也就是金融性資產減去債務的淨值。因此,即使西方先進國家的金融資產總額頗高,但減去高昂的債務之後,當然就受到影響,甚至低於日本、新加坡、台灣等幾個發展程度較高的亞洲國家。事實上,西方先進國家的國民喜歡娛樂、旅遊,往往花費掉大量的資產,而亞洲國家人民的消費習慣較為保守,這方面的花費近為謹慎,「卡債」的嚴重程度也不像歐美國家,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其三,這項調查的標的是金融性資產。金融資產是相對容易轉移的,在過去兩岸緊張對峙和賦稅較高之下,許多國人的資產是被囤積在海外,例如租稅天堂或投資於海外的各種標的物的。在兩岸關係和緩化之後,加上遺產稅和企業所得稅調降之下,姑不論其公平性為何,但的確會促使不少的海外資產往國內移動。這是從去年開始,房地產市場顯示明顯上揚的原因之一,因為巨額的資金由海外移入國內。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的金融性資產,當然會使得台灣這類資產的成長速度顯著地高於國際,提升了台灣的國際排名。

 然而,不管原因何在,眾多的升斗小民的確是「感受」不到這項優異排名的「效果」,甚至於會懷疑其正確性到底有多高。這種感受類似於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宣稱去年以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國內生產台灣已經超越日本一樣,讓許多國人感到詫異,難以接受這項「事實」。因此,對於政府而言這並不是好事,因為許多沒有這種「感受」的國人將會因此產生更高的「相對被剝奪感」,認為別人都比自己好,自己被社會「相對剝削」竟然比自己平日的感受還要嚴重!如果無法紓解這種感受的話,可能會損失更多的選票!

 因此,執政者更應該以此為戒,以提高弱勢者的福利來舒緩其怨懟之心,否則將付出巨大代價;然而,我國的決策者有此認知和魄力嗎?


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打造三高 此其時矣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2011.9.12)

打造三高 此其時矣


·          2011-09-12 中國時報 【杜震華】


     三天的中秋連續假期,原是家人快樂團聚或出遊的佳節,然而,不管是一高或二高,不少路段都出現嚴重堵車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已經存在多年,每年除了春節年假以外,所有的連續假期都是如此,已大大影響到國人的生活品質,特別是長假期的生活規畫。政府的交通部門不應該長期地以局部的道路整建來提供國人如此難堪的用路環境!


     筆者大膽的提出建議,盡速打造第三條南北向的國道高速公路,貫穿原來兩條國道未能經過之腹地,有效改善目前的南北交通狀況。而且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提高沿線原來土地的利用價值、提升擁有土地的農民之資產,一方面降低企業的用地成本,促進產業投資和地方發展,帶動全台灣進入網狀發展的世代!


     這個建議有幾個面向需要思考:一是有無興建三高的必要?二是如果有,路線應該如何規畫?三是有無經費、何時動工較佳?首先,有無必要興建?當然有!君不見,每到周休二日或長假之時,一高和二高在新竹以北塞得一塌糊塗,南部的台南高雄之間也是車滿為患。不只是假日,連平日上下班尖峰時段也是如此!此外,台灣西部平原最寬處有五十公里,以台灣經濟活動密度之高而言,三條南北向高速公路並不為過。


     其次,路線如何規畫?筆者認為原則上應該貫穿原來兩條國道未能經過之處;也就是大致上在新竹以北走偏向海岸的路線,在新竹到彰化之間轉向靠山的路線,到彰化以南再走靠海的路線,而且可以經高雄直達墾丁。如此一來,「三高」就可以讓北部濱海地區、苗中靠山地區、雲嘉南的濱海,獲得更好的利用;特別是雲嘉南濱海地區寬廣、土地較為貧瘠,可以開發出不少產業園區。例如目前政府想吸引日本和德國企業到台灣投資,在這個區域就可以產生一些不錯的製造園區;而最新型的農業及生物科技園區也可以在此設立。


     這些新園區在便捷的交通下,可以利用台中或高雄港進出口,加上設廠成本較低自然可以吸引投資。事實上,ECFA簽署之後政府的招商效果不錯,但卻面臨不易為外商找到合適設廠用地的窘境,新的園區可以解決這個日趨嚴重的問題!而且,雲嘉南許多外流的子弟將可在家鄉的新園區謀職而回流故鄉。


     或許有人會質疑,原來不是已經有一條「西濱快速道路」嗎,為何還要建三高?其實,原來的西濱較窄、有不少紅綠燈,速限只能到達七十或八十公里,和高速公路差異很大。而且,保留阻絕性較低的西濱對未來使用海岸發展休閒產業比較適當。而如果「三高」經高雄直達墾丁,亦有助於縮小南北差異。


     最後,在經費和時程上,當然是要排除萬難、越快越好。這項投資沒有列入「愛台十二項建設」中,但卻是有效促進投資和發展的重大經濟建設;現在不做,明天可能就會後悔。決策高層們,請務必三思!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


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由國際投資趨勢看ECFA成效 (旺報 2011.9.8 回應)

回應-由國際投資趨勢看ECFA成效


·         2011-09-08 旺報 【杜震華】


     日前政大教授童振源於《旺報》發表對於ECFA周年效益的評估,認為ECFA沒有達成馬總統宣示的預期成效,並擔心台灣經濟活力持續衰退;其引申的結論是ECFA是個失敗或無經濟效益的協議。這是個極具政策涵義的論點,因為既然ECFA「可有可無」,則否定「九二共識」乃至於廢止ECFA也不會帶來經濟成本。


     其實,要檢驗ECFA的成效,目前還嫌太早,因為涉及貿易的產品項目在海關稅則中有8千多種,目前兩岸ECFA架構協議只涉及出口500多項、進口200多項,而且其降稅時程只進行1/3,國際上沒有人會用初步且局部的效果來檢驗全體;就算如此,依大陸海關資料,2011年上半年台灣對大陸總出口增加10.5%,早收清單所屬的項目則為13.3%,其初步成效已經顯現;少數項目效果極為顯著:工具機拋光機床原來關稅率為15%,元旦降到5%後,出口成長了25倍;前7個月農產品對大陸出口增加33%,早收清單涵蓋的農產部分更增加262%


     童教授迴避這類事實,僅提出台灣在大陸市場占有率下降,其實無法證明ECFA無效,只意味著其他國家對大陸出口增加得更快。如果其他條件(如成本、品質等)不變,其原因應是其他國家和中國大陸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關稅逐年調降之下價格變低,替代了台灣(沒有被涵蓋進ECFA)的出口;因此,回應之道應該是盡快完成後續的「貨物貿易協定」和「服務貿易協定」,增加免關稅出口的項目、擴大服務市場准入的範圍,來進一步擴大ECFA效益,而不是反向認為「沒有達成預期成效」。


     至於台灣外資流入衰退,和馬政府執政或ECFA「大體上」無關。跨國直接投資會隨著景氣起伏而升降,例如金融海嘯讓國際投資在20082009年持續下降,2010年才恢復成長。


     誠然,2010年台灣的外資流入金額比起2007年只有3成多,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金融海嘯衝擊下,各國加速對開發中國家投資來降低成本,使開發中國家吸收的外資由07年占全球總量29%提高到2010年的46%;其次,能源和原物料價格大漲,國際投資湧向資源豐富的國家;其三,簽署區域整合協定的國家群因投資環境變好吸引了大量投資,例如東協由07年的3.8%全球總量大幅提高到2010年的6.4%;加上新台幣兌美元從2010年的32.03元升值為30.37元,激勵對外投資並抑制外來投資。總之,工資偏高、沒有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匯率又升值的台灣,成了外資忽略的地區!


     但和馬政府有關的是對大陸開放的投資項目太少,導致大陸有興趣的投資項目台灣幾乎都不開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在2010年對外投資量居全球第5大的陸資「過門不入」;過分保守的態度限縮了台灣吸收外資數量,是馬政府必須負責的!


     最後,2010年台灣的固定投資比前一年提高40%3兆元台幣的創歷史紀錄難道和ECFA沒有關係?在外來投資只占台灣當年總投資量2.5%的情況下,不看本地投資增加四成和ECFA的關聯性,卻關注於關聯性不大的外來投資減少,會是一種合宜的評估嗎?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


 


2011年9月6日 星期二

降稅吸引外資可行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8.19)

降稅吸引外資可行


杜震華


      美國商會今年公布的「2011台灣白皮書」中,指出台灣「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過高,影響國際商務人士來台發展的意願,產生聘用國際人才的困難;而本地人才卻又相對缺乏國際觀。如果所言為真,則的確會是個問題,它會在外資企業選擇東亞投資地點時,成為台灣的負面因素,值得政府審慎研究!




   


為發掘事實真相,筆者以世界銀行的資料,歸納82個資料完整的國家和地區(高所得29個、中所得29個、低所得24個)的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資料,得到下列的結論:以2009年的資料來看,不管是公司或個人所得稅的邊際最高稅率(一般公司和「富人」會適用者),以發展程度而言,都呈現著U型的狀態,也就是以中等發展程度的國家平均最低(分別為公司24%、個人23%),高所得國家和低所得國家都比較高,高所得國家公司為26%、個人為40%;低所得國家公司為28%、個人為29%。以台灣目前的公司17%個人40%和高所得國家的平均比較,公司所得稅低了9個百分點,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可說一模一樣,並不會高於高所得國家。

       但美國商會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是以台灣的稅率和「類似競爭者」去比較時得到的結論。台灣的競爭者一般而言就是台灣以外的「亞洲三小龍」-韓國、香港、新加坡。查閱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司邊際所得稅分別為:24%17%18%,台灣的17%優於韓國而和港新相當。但是在個人邊際稅率上,上述三地分別為:35%15%20%,台灣的40%的確是相對偏高。



      
實際繳稅金額除了稅率高低以外,還涉及邊際稅率的適用所得範圍。韓國適用邊際稅率的範圍是在約7萬美元以上的部分,台灣是在約14.5萬美元以上的部分,因此韓國實際上和台灣的差異不到5%,加上公司所得稅低於韓國7個百分點,台灣所得稅負擔小於韓國是可以確定的。但由於新加坡個人邊際稅率適用在約21.7萬美元以上的部分,因此和台灣的邊際稅率差異其實大於20%;再加上新加坡沒有遺產稅和股利所得稅,而台灣要課徵10%遺產稅和5-40%的股利所得稅!




      


目前我國綜合所得稅的級距在200萬到400萬元之間的稅率約為 30%400萬元以上為40%;若將40%降為35%,同時將適用門檻400萬元降為300萬元的話,則以一位年收入500萬元的大企業高級幹部來說,其個人所得稅的繳納額其實是不變的,而財政部的所得稅總收入的減少也相當有限;然而在國際企業評估台灣的所得稅負擔時,個人邊際稅率就會下降到35%,和韓國一樣,也縮小和港新的差異;如果再考量台灣一般物價水準的低廉,就會有更高的競爭優勢。


      


上述所得稅法小小的修正,對於吸引國際企業來台投資應該會有相當的助益,值得財政部慎重考量。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由ECFA周年看台灣社會的急功近利 (台灣商報 商論 2011.9.6)

ECFA週年看台灣社會的急功近利


 


杜震華


 


台大國家發展所副教授 美國約翰或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去年(2010)六月二十九日簽署,通過立法院審查之後在去年九月十二日生效。「早收計畫」清單的降稅期程則在今年元旦開始,將在兩年內分三階段完成涵蓋產品的降稅工作。


 


    雖然簽署的時間已經一年,但是生效時間不到一年,「早收計畫」清單產品的降稅幅度只完成了第一個期程,時間也只有半年;完整的ECFA還要等到後續的「商品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兩個主要協議完成諮商、通過立法、正式生效之後,才是ECFA真正實施的時候。因此,無論從何種標準來看,目前其實都不是適當評估ECFA「效益」的時候;在國際間,也不會有人對目前的「成效」感到有興趣瞭解的。


 


然而,在國內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學術單位或非學術單位,從今年的六月起,就陸續在舉辦各種「ECFA週年」的相關座談會、研討會、甚至於學術期刊也出版專刊;在野黨火力十足地批判其成效,政府則手握數據、義正辭嚴地捍衛其成效。就是不見任何有公信力的機構出面,為大家澆澆冷水說「別急別急,ECFA還沒有談完,等完成諮商正式實施之後再來評估績效不遲!」整個社會都將ECFA操作成「各取所需」的工具在利用,朝、野、學、研熱鬧非常,卻只暴露了這個社會的膚淺與焦躁,正反兩方毫無意義地吵成一團,真相如何沒有人真正關心,只希望從這場爭鬥的盛會中獲得對己方有利的結果,真的令人遺憾!


 


即使應該是比較清醒理智的學術界,也不會比政界高明多少。國際間的研討會通常會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前就開始作業,才可能辦得出一場像樣的研討會。但是國內為了趕辦ECFA「簽署週年研討會」的某龍頭大學研究所,卻是在不到兩個月之內辦出了國內第一場的學術研討會;其結果當然就是正反雙方「何各言爾志」地重申自己帶有意識型態的主張,不少作者甚至連接受詢問討論的機會都不提供。其成果似乎只是在「消化預算」兼為該研究所「打打廣告」而已!


 


報紙上也熱中地找到正反意見的「專家」各抒己見,其實並沒有就重要課題進行討論溝通,和研討會的「何各言爾志」的狀況如出一轍。事實上,根本還不到評估的時候,硬要這些專家去評估的結果就只是各自尋找能夠支持自己觀點或立場的局部性資料,來佐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而非學術上應該秉持立場開放,讓事實和資料來告訴作者真相的學術道德或倫理。即便這種現象相當嚴重,但是因為各自都會有眾多政治上狂熱的「支持者」來附和這些「專家」的看法,所以即使根本在學術上站不住腳的分析或推論,還是可以博得喝采,甚至於被在朝或在野的一方奉為上賓、吃香喝辣,自我感覺良好!


 


朝野之間、學界、報界都處於這種急功近利、政治至上的心態之下,台灣距離一個已開發的社會其實還遠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