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笑老蕭的感慨看台灣貿易的困境 杜震華
由於韓國和歐盟以及韓國和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都即將生效，將對台灣出口到歐盟和美國的產品造成巨大衝擊。副總統蕭萬長日前在出席工商協進會會員大會時，語重心長地問道：「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蕭副總統提到：韓國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今年元旦早已生效，年中韓歐自貿協定即將生效，而韓美自貿協定在美國總統支持下，也會在今年底生效。日前中日韓三國政府領袖在日本會談時也誓言在明年加速完成三國間的自貿協定。易言之，韓國對全球主要經貿對象，即將促成三個重大自貿協定的生效，再簽訂東北亞三國的協定後就完成了它的「全球自由貿易架構」！
蕭副總統感慨的，不僅是韓國的衝勁而已，他還提到我國政府官員對於貿易開放的消極和畏懼，和韓國所形成的對比。他說：「台灣有農業，難道韓國沒有嗎？台灣有的產業，韓國有哪一樣沒有？『韓國能，為什麼台灣不能』？」因此，他要求政府官員的心態一定要調整，才能走上國際化。
「微笑老蕭」收斂起笑臉，慨嘆我國官員的封閉保守心態，批評台灣的農業保護，是極為罕見的狀況。其實，蕭副總統在府內還帶領了一批財經專家組成了「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在總統授權下每週聚會討論、迸出智慧的火花，提交行政部門參考研擬政策。如果在擁有這種權柄之下，還會有這種怨嘆，就可以理解目前政府官員的心態，已經封閉保守到什麼程度，讓二○○八年總統大選前，被馬先生以「為天下蒼生為念」請出來的「台灣經濟總設計師」手握權柄，卻只能徒呼負負！
其實，問題的癥結很簡單，是馬總統太介意選票，說了一些並不適合的語言，令官員們揣摩上意、故步自封所造成的。例如，馬總統在大選之前被競爭者所逼，信誓旦旦地表態未來不會開放任何尚未開放的大陸農產品進口。之後，到目前為止，三不五時就會以「沒有違背不開放承諾」而沾沾自喜。底下的農政官員似乎握有尚方寶劍，一味地堅持繼續保護，也不準備進行對其他國家開放的準備，甚至於還要擴大農業保護，不明就裡的馬總統還去為他們背書。反正在政治正確之下好官我自為之，除非馬總統下令「趕快進行開放的準備」，否則農政單位不會有任何動作，甚至還對某些委託研究案干預學者的研究必須導向「不開放」的結論！官員們大概還自認是在「忠實貫徹馬總統的承諾和意志」，應該嘉獎升官哩！
此外，簽署兩岸ＥＣＦＡ之前，部分質疑者的聲音高層也「聽見去了」，主管部會提出要列出九五○億元新台幣來進行「產業調整」。後來又改了說詞，說是要依照需要去編列預算，但是到目前為止，就筆者所知，沒有在原有的預算方案以外增加一毛錢的預算來進行產業調整。筆者預測，等到ＥＣＦＡ後續的貨物貿易協議談到後期，眉目出來之後，我們又準備看到各種弱勢產業開始抗爭了，因為政府幾乎沒有針對有問題的產業提出任何有效的產業整體升級方案！
「微笑老蕭」大概也豁出去了，反正身體也不是很理想，不幹搭檔副手也無所謂，到中美洲一趟「畢業旅行」之後、下台之前登高一呼，看看馬總統能不能聽得進去，對這些只能唯唯應諾的官僚們做出一些要求。如果馬總統和行政院高層還是「自我感覺良好」，堅持認為這班官員表現優異，沒有任何改組的空間，我們就等著看看台灣未來的貿易前景，是不是能夠帶來「黃金十年」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副教授、台大農經系學士、經濟學博士）
2011年5月28日 星期六
從微笑老蕭的感慨看台灣貿易的困境 (台灣時報 專論 2011.5.28)
2011年5月20日 星期五
再談糧食自給率的設定 (台灣時報 專論 2011.5.21)
再談糧食自給率的設定 杜震華
在一七九八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出版了著名的「人口論」。他認為人口的成長型態是「幾何級數」，而糧食的增加是「算數級數」，人類早晚會受困於糧食的嚴重缺乏，長期間會在一個穩定的水準上上下下，無法大量增加，這個陰暗的觀點為經濟學贏得了「憂鬱的科學」稱謂！
然而，距離馬氏的時代已經有兩百多年，人類並沒有受困，世界總人口從馬氏當時不到十億人爆炸性地成長到目前七十億人，原因在於一方面糧食增產的速度遠遠超過馬氏的預期，而人類也發明了控制生育的方法，使得糧食限制整體上沒有發生。事實上，大概在馬氏之後的一百年這個理論就被拋棄了│人口論第一次「槓龜」！
在二次大戰之後，世界政治大致穩定、經濟快速復甦，人口大量增加，逐漸引發「有識之士」的疑慮。在一九七二年，也就是人口論出版後的一七四年，一個以全球菁英(包括一些諾貝爾獎得主)組成的社團「羅馬俱樂部」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作品「成長的極限」。它說依照人類社會的經濟成長狀態，不出三十年世界的人類社會體系就會崩潰，因為地球資源有限，無法承擔這樣的成長。然而，三十年後的西元二千年，人類社會欣欣向榮，經濟前景一片大好 - 這個被稱為「新馬爾薩斯論」的學說也槓龜了！
如今，在前幾年金融海嘯後幾輪增加貨幣的「數量寬鬆」，加上全球暖化、氣候異常等因素，各種資源和糧食投機客大肆炒作糧價、金價之下，各國人心惶惶，「末日說」大行其道，「有識之士」和糧食的「利害相關者」相互結合，對政府施壓，要大幅提高糧食生產，以免在糧價高漲，各國禁止出口時「有錢買不到糧食」，屆時要再增產糧食就來不及了！連政府也變得憂心忡忡，決定採行這種政策，不惜任何代價！
只是，如果我們在四十年前聽信「羅馬俱樂部」的建言，開始生產和囤積大量糧食來建立高水準的「安全存量」或「糧食自給率」的話，迄今四十年的光陰會造成多大的浪費，其實是難以想像的事。如果一年要因此耗用兩百億元的話，四十年就會是八千億元！我們一般不會因為聽說外頭出了車禍，就急著將自己的國產車改換成裝甲防彈車來提高安全、對抗車禍對撞，通常只會提高警覺、更小心開車，也不會因此就不上路！原因很簡單，這是個「成本-效益」的問題，如果降低風險的成本很高、效益有限，我們極可能就不會採行那種決策。
今天的情況就是如此│糧價在人為炒作下的確提高了，的確有一些因素讓我們擔心未來糧食的增產可能有問題。但這些「有識之士」不提的是：科技還是在進步，「糧食工廠」已經在快速發展，未來可能不用農地就可以大量生產糧食。大量的開發中國家在快速發展下人口成長和糧食需求提高的速度會逐漸下降，基因改良下的糧食品質提高，未來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糧食即可提供一樣的營養。地球暖化的結果俄羅斯和加拿大正摩拳擦掌要讓解凍的農地成為世界的新穀倉…。
就算糧價持續上漲，偶爾會有國家限制出口，但那究竟是極為罕見的狀況，不太可能成為常態。我國的稻米自給率達到九成，又有半年的安全存糧，在那種極端狀態難道無法讓國民撐過幾個月，因為只要一切回歸正常之後，糧價又會下跌。我們難道就為了那極可能不會發生，而且發生之後也「餓不死人」的情況，要大幅地增產糧食，放著低廉的外國糧食不用，並且放棄讓農業轉型為生產高價農產品(像高級花卉、高價水果、休閒農業、民宿、出租農園)的機會，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韓國和日本大概是近來極少數說要提高糧食自給率的國家，我們沒有必要跟著它們起舞。冰島的糧食自給率是零，沒聽聞該國緊張、想提高糧食自給率。只要台灣開放農品自由進口，未來幾十年大概都有一大堆國家搶著要賣糧食給我們！我們的確需要對糧食議題保持注意和關心，但草率做出錯誤決策就不是有智慧的國家！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副教授 台大農經系學士 經濟學博士)
2011年5月18日 星期三
國共論壇 解決問題重於歡唱頌歌 (旺報 名家 2011.5.19)
名家－國共論壇 解決問題重於歡唱頌歌
· 2011-05-19 旺報 【杜震華】
第7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獲得19項共識，牽引兩岸經貿和文化關係進一步深化。然而，在這個俗稱「國共論壇」的平台，歷經了5個年頭的成長，特別是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經進入初步執行和深入諮商的階段時，有必要檢討這個平台的價值，嘗試賦予新的元素，以達成當年設立的目的。
氣氛和諧 難題依舊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雖然已經擴大到親民黨、新黨、無黨聯盟，以及主張統一的小型政黨，但因民進黨和台聯黨拒絕參加，而無法成為完整的兩岸「非官方」互動平台，似乎讓國共兩黨耿耿於懷。筆者兩度（第4屆和本屆）以學者身分受邀參加並發表論文，觀察大會的互動狀況，發現雙方出席代表，基本上都持平客觀地探究如何促進雙贏，是個高品質的交流平台。
然而，在兩岸經濟交往已經如此深化的情況下，這個平台似乎只關照到兩岸繼續深化合作，對於兩岸合作下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卻沒有深入地探討解決方案，乃至於迄今會議的氣氛總是維持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狀況。這種和諧的氣氛雖然有益深入合作，但卻對現存的某些問題沒有探求解決的機會，無法對比較正式的諮商提前做出建設性的建議。
這也讓獨派政黨和其他無機會參與的團體認為，論壇只是國共兩黨為了「統一」和維持「執政」目的互取所需而已。
這樣的質疑當然誤解了論壇的功能和實際的貢獻。然而，如果能針對論壇的內容進行檢討，讓兩岸間某些敏感卻現實的問題，需要形成解決模式，一旦獲得初步共識，就可以賦予該平台新的生命、提升其價值，有助於吸引其他在野政黨參與，使其真正成為兩岸有影響力的「民間」影響「政府」決策的平台。否則，部分台灣團體長期缺席，總是兩岸交流的一大缺憾！
其實，此次會議中就出現了兩岸交往負面碰撞的情況：一位台灣代表趙姓教授宣稱在河北張家口投資，由於該地尚未有台商投資故相關規範不足，趙教授半年來斥資5000萬元新台幣卻仍未取得營業執照，資金可能全部泡湯。他在分組討論中花10分鐘抱怨，但因主席無法讓他盡興說明而憤然離場，留下滿場錯愕的與會人士。
後續諮商 無法迴避
趙教授的個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依照電電工會祕書長羅懷家在現場發表的文章來看，電電工會統計其會員在大陸遭遇的各種負面情況，已經多到令人驚嘆的程度。有些問題的確難解，因為屬於個別企業或個人恩怨，但是由於大陸方面法治發展較慢、某些地方政府仍有偏差心理而造成台商損失，迄今無法有效解決；如果國共論壇無法找出較佳解決方式，難免令人對這個平台的功能產生重大疑問。
當然，類似議題的設定需要國共兩黨溝通，的確會有某種程度的困難；但兩岸交往已經由易入難，就像ECFA的後續諮商，已到了需實質討論的階段。國共兩黨都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務實地找出系統性的解決模式，才可能讓台灣民眾對未來進一步的交往產生信心，有利於論壇後續發展，以及兩岸持續深入合作。
否則，民眾因耳聞各種訊息所造成的疙瘩，還是會阻礙兩岸未來的交流合作，無法完全達成論壇設定的目標；而國共論壇也將會給予外界「只能歌功頌德，不能解決問題」的看法，企盼主事者三思。
（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濟表現 藍綠誰好 (蘋果日報 論壇 2011.5.19)
經濟表現 藍綠誰好（杜震華）
2011年 05月19日
民進黨立院黨團召開記者會，以馬政府上台3年（2008、09、10）的經濟表現和二次政黨輪替前3年（2005、06、07）的民進黨表現相比，得到馬府績效較差的結論；許添財等立委認為「馬上台，馬上好」是騙人的口號。立委關心執政者的經濟績效，有壓力、有競爭，才會有進步。我們樂見朝野在經濟表現上的良性競爭！
然而，數據可以服人，也可以騙人，端視如何使用數據。要求一個資質中等、前次考試拿60分的小學生，下一次考試要和資優生一樣考100分，是不合理的要求。同樣的，拿一個在全球金融海嘯之下的經濟表現，去和全球景氣為30年來最好期間的績效去比較，也是同樣荒謬的事。合理的比較之一，是以台灣的表現和國際的績效相互比較之下，看看誰相對於國際的表現比較好，才有其意義。
如果以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資料庫中的數據為基礎，計算屬於先進經濟體的台灣和33個先進經濟體平均表現的差異，再來比較藍、綠各3年表現和國際的差異，可以得出一個較公平的結果。因此，筆者以上述資料，計算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3個指標，得到下列的結果：
在「消費物價上漲率」方面，綠府3年的平均低於國際值0.7%，而藍府則低於國際值0.5%；雙方都優於國際，但綠府稍微勝出，顯示綠府控制物價極有效率。然而在「失業率」方面，綠府3年的平均低於國際值1.8%，藍府則低於國際值2.3%，藍府明顯勝出，完全顛覆了目前社會上的一般印象；這也顯示出以失業率的絕對水準來苛責藍府根本是不合理的，因為和國際上比較，藍府的表現其實優於綠府。若將物價上漲率和失業率合併考量「痛苦指數」，則藍府會以低於國際值2.8%勝於綠府的2.5%；這也和民進黨立委宣稱的剛好相反！而如果再比較同樣重要的「經濟成長率」，綠府表現不錯──高於國際值2.6%；但藍府更高於國際值3.3%，顯著地優於綠府。
所得不均未惡化
因此，不同的比較方式得到極為不同的結果。綠營人士每每喜歡拿2008年以前幾年看來還可以的台灣數據來沾沾自喜，但事實上那段期間是全球經濟在二次戰後最快速成長的時期，綠府的表現若以台灣過去的表現來看其實並不算好，並沒什麼好炫耀的。
若再檢視綠營最關切的「所得分配」，由於沒有適當的國際值可以直接比較，可以看藍綠執政下衡量所得不均度的「吉尼係數」變化。2005到07年都是0.340，藍府再執政的前2年由0.341些微惡化到0.345；2010年尚無數據，但若以2002年景氣恢復後吉尼係數改善0.05的前例看來，情況可能和綠府執政的3年一模一樣，並沒有較差，甚至還優於綠府執政下的2001年(0.350)！
上述的比較模式，長期而言對雙方都甚為公平，不會受到選擇期間背景值差異的影響；藍綠可以繼續競爭，但請和國際背景值去拼鬥，來造福全民！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糧食安全政策 不知所云 (蘋果日報 論壇 2011.5.16)
糧食安全政策 不知所云（杜震華）
2011年 05月16日
法國年均工作小時數為1600小時，是台灣2250小時的3分之2；沒有法國人會因為休閒時間較多就是「低度就業」或處於「半失業」狀態，非得將空閒時間填滿工作才不覺得「浪費生命」。他們利用閒暇去旅遊休閒、思考反省、和家人相處，欣賞生命和生活的奧妙。然而，台灣目前有20萬公頃的農田處於休耕狀態，大家看了難過認為過於「浪費」，非得將它「活化」一下──即使生產的成本高於進口，也要透過關稅保護和政府補貼來做「虧本生意」；上下「無所不用其極」地拼農業，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日前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的「全國糧食安全會議」就是這種情境下的產物。它最大的「成就」，就是獲得台灣「糧食自給率」要由目前30%強提升到2020年的40%的結論，而且還得到馬總統和行政院高層的背書。接下來，農政單位大可在尚方寶劍加持之下推動農地活化，要開始大種玉米、小麥、甘蔗……，農業再生有望，糧食安全第一，農業重獲生機！
若政府的財政剩餘還像蔣經國時代，也沒有每年200億元的老農津貼支出，要如此揮霍財政倒也無傷大雅。但擺在眼前的是：國家早已負債累累，寅吃卯糧每下愈況，《預算法》的赤字大限即將到頂。若在兩三年後，擴產的糧食因為國際糧價走跌而衝擊國內糧價，強烈施壓政府保價收購的話，不知政府如何善了？在明顯沒「比較優勢」下，和中、星兩國談完自由貿易協定後，和其他國家諮商貿易協定時，須對農業大幅度開放的話，障礙和阻力更大可有化解之道？
農政單位沒有遠見，看到眼前糧價上漲、農地休耕，就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思考其他更有利的解決之道，令人為台灣農業前景擔憂。糧價是否持續上漲？台灣糧食自給率是否真的太低？增加國內糧產是否為降低風險的唯一途徑？台灣農業是否只有增加糧產才有前途？這些問題沒獲得釐清之前，就貿然大量擴張糧產，絕對不是一個負責任、有眼光和執行力的政府！
農地應多元發展
以國際穀物價格為例，若2000年的價格為100，則2009年的181當然顯得昂貴；但別忘記1990年的穀物價格為121，1980年更為199，1970年還更高達204，歷史顯示沒有保證未來穀價一定會比現在貴！而台灣的「糧食自給率」以熱量加權是30%，但若以價格加權則是70%左右，並非特別地低。而如果考量「人民糧食安全」，而非「牲畜糧食安全」的話，目前稻米的自給率已在9成上下，難不成非要確保牲畜也都有「糧食安全」才行；牲畜沒得吃時，難道不能從大陸或美、澳進口牲畜？
台灣的國家安全目前是朝和緩的方向邁進，理當有「和平紅利」反映在「安全存量」和「糧食自給率」的降低才對，如今卻反向而行，實在不可思議！沒有比較優勢的台灣，即使要提高糧食安全，可以學習韓國和中國到第三世界租地產糧運回；寶貴的台灣農地應該提供高價的蘭花、奇異果、甜瓜、高價花卉、休閒農場、出租農場、特色民宿、付費花海園區等多元方向發展；政府高層則應身體力行，示範鼓勵國人消費優質國產農品，而非只要求公部門不要送花！農委會所屬的上千名農業專家能力高強，不可能找不出農業前途的藥方。
「糧食自給率」是個假議題，換換湯藥來拼農業吧！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經濟博士
2011年5月14日 星期六
糧食自給率不可輕率制定 (台灣時報 專論 2011.5.14)
糧食自給率不可輕率制訂
一項沒有受到外界太大注意的「全國糧食安全會議」悄悄地在日前召開，會議在農委會主導下訂出了我國「糧食自己率」將由目前百分之三十二上下提高到二○二○年百分之四十的結論；並將據此推動活化部分休耕農地，提高在地生產和在地消費的比重。筆者以為，雖然這些結論的方向立意良善，但事涉巨大的社會成本和效益，在沒有充分的研究和討論之下，遽下如此重大的定量結論，並導致重大的農業政策轉變，並非理想的決策模式。
沒錯，糧食問題是目前全球關注的重點；特別是在氣候變遷加劇、糧食供需不定之下，更引發決策者憂慮，企圖以提高糧食自給率來降低風險。這樣的思考方向的確值得肯定。然而，糧食的價格變化非常難以掌握，在供給面上並非穩定地上升或下降，需求面也可能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生育率逐漸下降而獲得穩定，科技的發展也經常有意想不到的突破；因此，世界糧價的變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以目前糧價走升，就斷言未來將會不斷上漲而必須及早因應；甚至武斷地設定一個固定的自給比例，耗費大量的成本來達成這個比例，就極有可能發現未來的事實發展和原來的設想大異其趣，結果投入大量資源卻成為極大的浪費。如果國家的資源巨大、閒置的農地極多，衍生的社會成本也許還可以承擔；但如果不是如此，就可能在事後發現它是一個類似的「五一一王老師事件」— 地震並沒有發生，卻買了一地的貨櫃屋！
就是因為未來難以預測，所以先進國家基本上並不會設定一個固定的「糧食自給率」，再奉為圭臬地去加以追求。他們將這個重大而難以捉摸的目標留給「市場」— 大環境之下，農業生產者的個別決策最後形塑的自給率，就是當時適當的自給率。當然，可能會發現國內生產不敷需求而使得價格上漲，那麼就開放進口！現今的全球化之下，其實很少東西是無法進口的，就連中國的「稀土」都必須考量其國際關係而維持出口，更何況一般的農產品。
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依照農委會的說法是百分之三十，但這是使用「熱量」加權的計算結果；若使用「價格」來加權就會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這顯示國內的糧食生產會依照國際價格來反應；只要相對價格有了變化，農民就會相對地調整生產，農政機構應該做的其實是讓相對價格忠實地反映出來，農民自然會在相對誘因之下做出適當的反應！
「糧食自給率」只有在糧食一旦不足時，人民會因為無法獲得適當糧食而發生營養不良或飢饉死亡的現象才有其意義。但其實台灣稻米的自給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自給率之所以被認為「偏低」(其實該用熱量加權或價格加權國內還沒有適當討論)，只是因為我們飼養了大量的豬隻和牛隻，再去消費這些豬肉和牛肉及牛奶。如果我們改變飲食方式，或不去保護這些農產改採進口方式來滿足國人的口慾，糧食自給率將會大幅提高！因此，現今的思考模式是否適當還值得考慮 — 我們設定的「糧食自給率」應該是國人的「主食自給率」，還是應該包括牛豬等畜禽的「生物糧食自給率」？以後者設定目標是適當的嗎？還是主管機構的「本位主義」使然？
在上述的問題沒有釐清以前，就輕率地設定糧食自給率必須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即使用意良善但卻是草率的決策，並不可取。筆者期待農政機構應該就「台灣合適的糧食自給率」專業地舉辦一次研討會，深入探討這個嚴肅的議題；獲得了結論和共識之後，再來肯定或棄卻日前的會議結論。尚請主管機構三思！
2011年5月12日 星期四
均衡區域發展還是口號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5.13)
均衡區域發展還是口號
│台灣的城鄉差距太大是貧富不均重要原因之一，政府不針對這個病症下藥，當然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
所得分配惡化已經成為政府極為沈重的施政包袱。雖然政府口口聲聲要「改善所得分配」，提出了各種方案來安撫民眾，但我們要鄭重呼籲：如果沒有一套有效的「區域均衡發展」配套方案，各種其他方案的成效都將有限，貧困縣市的選民也將繼續成為執政黨蜷縮為一個「北部黨」或「都會黨」的夢魘來源！
政府對於所得分配的惡化並不是沒有動作，包括像修訂「社會救助法」放寬中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讓受補助家庭數由原來的二六萬人增加了五九萬人，達到八九點二萬人，將在今年七月上路。其次，政府也提出了「奢侈稅」來打房、規劃「社會住宅」來提供低收入戶租用，一方面企圖壓低房價來討好無殼蝸牛，一方面希冀以低廉的租屋來安撫年輕無殼之家庭，但是房價依舊偏高，無殼民眾還是無力購屋！而「社會住宅」還在規劃之中，何時推出、多少人可以受惠都難以預估，大量的中低收入戶對於前途還是難以樂觀！
我們要求政府，提出一套周全的「區域均衡發展」配套方案，以積極的區域發展方案來補充上述方案之不足，否則，放寬補助失之消極、奢侈稅多半是「空包彈」、社會住宅僅限於台北都會周邊的有限戶數，如何能夠解決大規模存在的所得方配惡化問題？事實上，家庭所得偏低的根本原因，在於家庭主要負擔家計者失業或近乎失業所致。因此，要根本解決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就要解決失業或低度就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嚴重的區域多半是在鄉村，或是一般所說的「縣份」。也就是說，若無法讓縣份的居民方便地找到工作，其他的努力多是事倍功半，或甚至毫無效果，政府決策者應該有此體認。
觀察民國九八年的台灣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依照各縣市平均家庭收入高低排列如下：台北市一六二萬元、新竹市一四九萬元、新竹縣一三六萬元、高雄市一一八萬元、桃園縣一一八萬元、台北縣一一八萬元、台中市一○九萬元、台南市一○八萬元、基隆市一○七萬元、南投縣一○三萬元、苗栗縣九十七萬元、台中縣九十七萬元、宜蘭縣九十四萬元、彰化縣九十二萬元、屏東縣九十二萬元、澎湖縣八十九萬元、嘉義市八十八萬元、台南縣八十七萬元、台東縣八十五萬元、花蓮縣八十三萬元、雲林縣七十七萬元、嘉義縣七十七萬元。
可以看出所謂的「城鄉差距」其實非常顯著│收入最高的台北市是最低的嘉義縣的兩倍以上，而且也是居於後段十個縣市（宜蘭縣以後）收入的一點七倍以上。也就是說，首善之都的台北市的平均收入超過了排序居後的十個縣市達到七成以上。如果沒有比較突出的「區域發展政策」來針對這些收入落後的縣市強化其發展，在Ｍ型社會的發展趨勢下當然會讓「城鄉差距」越來越大。這不僅造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也讓執政黨難以獲得這些弱勢縣市民眾的支持，任何一個執政的政黨坐視這種現象都是不智的！
其實，有很多措施可以推動，來矯正這種現象：將後段十個縣市列為經濟弱勢區域，提供企業顯著的賦稅優惠（例如企業所得稅由百分之十七降到十）；提供外來投資企業租稅負擔減半的區域性優惠（不少國家有類似的做法，包括泰國）；由公營企業示範到這些弱勢區域投資。由於投資帶動就業，就業帶來收入，收入帶來消費，弱勢區域的經濟可以獲得良性循環的發展，各種配套也可以逐漸投入這些地區，自然而然地消弭了城鄉差距，以及鄉村民眾自認為受到歧視的怨懟之情或自卑感；也可以減緩人口大量往都會地區移動，造成發展上的各種困境！
均衡區域發展已經成為台灣改善所得分配、拉近城鄉差距的最有效途徑。但迄今政府沒有提出一套有效的措施，因此也看不出政府對這個政策的誠意。我們再次呼籲：將區域均衡發展從口號變成事實！
2011年5月10日 星期二
ECFA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合作之協商方向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中國成都 2011.5.7)
ECFA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合作之協商方向
杜震華
海峽兩岸在2010年6月簽署了劃時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開啟了兩岸經濟整合的序幕；協議包含16個條文和5個附件，完整地架構了「兩岸經濟協議」的內容。在ECFA第四章「早收計畫」中，更首創了自由貿易協議的先例，將「服務貿易早期收穫」納入其中，凸顯了兩岸經濟合作求新求變的積極態度。
在「早期收穫」清單中，大陸共提供台灣539項貨品免關稅的待遇，占台灣對大陸出口值的16.14%；其中包含石化產品88項、運輸工具50項、機械產品107項、紡織產品136項、其他產品140項，以及農產品18項；服務貿易11項，包括銀行1項、證券期貨1項、保險1項、非金融業8項。[1]而台灣則相對提供了大陸267項貨品免關稅，占大陸對台灣出口值的10.53%，包括石化產品42項、運輸工具17項、機械產品69項、紡織產品22項、其他產品117項，以及服務貿易9項(1項為金融業)。[2]
貨品貿易早收部分已經從2011年元旦開始，以兩年三期完成降稅。在服務貿易方面，兩岸分別在去年10月底和11月初實施了第一階段五項服務業的開放，今年元旦起全面實施。「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也依據架構協議在今年1月由雙方宣佈成立，並在2月舉行第一次例會，成立了6個工作小組(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產業合作、海關合作)。依據雙方海關統計，今年1月至2月大陸自臺灣進口總額為182.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0.2%；其中大陸給予台灣早期收穫清單內貨品之進口額為29.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8.5%。同期間，台灣自大陸進口總額為61.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31.8%；其中台灣給予大陸早期收穫清單貨品之進口額為7.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45.2%。這些數據顯示雙方都在早收計畫中獲利，而大陸早收產品出口成長之幅度甚至大於台灣 (+45.2% > +28.5%)，顯示出僅以「開放項目」來評斷誰「獲利較大」不一定正確。
在後續四項協議的諮商方面，依照ECFA架構協議規定，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及爭端解決等四項協議應於今年3月12日以前展開協商。其中的投資保障協議已在去年由兩會安排展開磋商，進行了數次的業務溝通，將列為第七次江陳會的優先議題，雙方將繼續積極推動以便早日簽署。至於後續的「貨品貿易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由於沒有被列入「早收計畫」的仍占大多數，未來的諮商可能會面臨不少的困難狀況。為使未來的諮商較為順利，本文謹提供幾個看法，讓海峽兩岸在正式諮商之前擁有適當的心態，以免被錯誤認知所誤導、堅持己見致曠日廢時，影響兩岸合作及雙方社會之利益：
一、 雙方貨品開放的幅度越大越好
以經濟的眼光來看，兩岸列入開放、免除關稅的貨品越多越好。首先，以台灣而言，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依照國際貿易理論完全免除關稅是最好的貿易政策。這也是為何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小型開放經濟基本上都不課徵關稅的原因，因為只要一課徵關稅，就會讓關稅反映在經濟體內部價格的上升，造成消費量減少、無效率生產增加的雙重「無效率」，減少經濟體的社會福利。
反過來看大陸，大陸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許多產品的進口量大，依照國際貿易「最適關稅」理論，對某些產品似乎有課徵「最適關稅」的空間；但事實上大陸還是一個中度發展的經濟，其能夠生產的多數產品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能夠提供，因此如果是「中間產品」和「原材料」，課徵關稅的結果還是會讓下游廠商的生產成本提高，削弱了國際競爭力；而如果是「製成品」，則課徵關稅還是會轉嫁到大陸的消費者，造成無效率生產提高、消費量下降和社會福利水準降低的後果。
因此，無論是台灣或是大陸，都應該儘速完成「貨品貿易協議」的簽署，免除關稅、拉低價格來造福兩地的下游業者和消費者。若無法達成此項目標，就會以社會福利的降低來維護部分廠商的利益，是不智的行為。
二、 消費者福利的重要性不低於生產者
海峽兩岸在進行「早收計畫」諮商時，每每以己方「內部廠商」的競爭能力高低來做為是否列入免除關稅的考量，完全不談己方「消費者」能夠從免除關稅所獲得的利益來考慮，這對雙方的消費者都是不公平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只想到廠商。雖然廠商也需要政府的照顧，但政府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全體人民的福利，廠商的生存發展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全民的福利。許多官員無法體認政府存在的目的，一心認為廠商能夠快速成長最好；這種態度經常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且也不是協助廠商發展的最佳手段。特別是在海峽兩岸的「所得分配」都顯示出惡化的此時此刻，以關稅免除來降低境內產品的價格，一方面可以消除物價上漲的部分壓力，讓庶民百姓享受經濟成長的利益；另方面可以不讓經濟成長的利益全歸諸於擁有企業的「資本家」，有助於經濟成長後的「利益分配」。
三、 沒有所謂「讓利」或「得利」
兩岸在ECFA早收談判中曾經為了工具機等幾個品項是否要列入早收清單而陷入僵局，到最後被列入之後台灣大感欣慰，大陸也不時宣揚對台「讓利」，希冀爭取台灣好感。然而，依照經濟福利的標準來看，並無所謂「讓利」的情況。
之所以會有這種讓利的看法，是只考慮了部分的上游廠商，忽略了下游廠商和消費者的觀點。試想，如果台灣和大陸同意對一百種貿易商品相互免除關稅，而大陸額外對另一百項商品給予台灣免關稅時，大陸人民或其下游業者就會獲得兩百項來自台灣免關稅的產品，而台灣卻只有一百項來自大陸免關稅的產品，在大陸會使用這兩百項產品的消費者和下游業者都會因為進口的（完稅）價格下降而獲利；而台灣使用大陸進口品的消費者和下游廠商卻只能在一百個項目上因降價而獲利 — 其實是誰讓利多，誰就是多獲利的一方！
因此，先進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絕大多數產品都會被列入自由化免除關稅範圍，就是因為「讓利」越多者「獲利」越大。它們的談判重點通常是在討論開放「時程」的模式，以及「原產地規則」要嚴格到何種程度，以及服務市場如何開放；而不是在談什麼製造項目應該開放、什麼項目應該保留－除了極少數事涉「國家安全」或「重大產業存亡」的項目以外，沒有什麼應該保留的 － 何況通常還可以有十年上下的產業調整時程，加上各種「救濟措施」在產業遭到重大衝擊時使用。
如果在談判諮商之前，就在研究哪些項目需要保護、要「排除在外」，若不是不瞭解自由貿易的精神和效益，就是完全沒有能力和勇氣來面對少數產業的壓力。全世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都面臨類似的壓力，但必須清楚地認知：當開放的項目較多時，並不是提供對方「讓利」；換個角度來看，「守住」的項目越多，其實越是在付出下游廠商和消費者的利益，來補貼上游業者無效率的生產而已！
明乎此，兩岸就應該在後續的諮商談判中採取一種恢弘的氣度，對方要求開放的盡可能都給，就像新加坡一樣，其結果是造就了一個高度競爭但發展快速的經濟體；對方不願意開放時也沒有必要硬爭，因為受害的其實是對方，這就如同韓國的貿易保護程度高於台灣，因此到現在物價水準顯著地高於台灣。越保護自己廠商的一方，越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 如果這稱為「獲利」，才怪！
四、 保護越多的產業成長越慢
眾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史顯示，保護越多的產業其成長的速度經常會越慢。就以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保護相對較少的電子產業成長地非常良好，而保護非常高的汽車產業卻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還是無法去除較高的保護，甚至比不上整體發展程度落後於台灣的泰國；[3]如果再考量幾十年來消費者付出的高價成本，則台灣汽車產業的保護完全是徒然而無功。[4]而如果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經驗，卻還對某些產業刻意保護，刻意在「自由貿易協議」中創造出一種「不自由貿易」的協議，就是無法從經驗中學習成長的無效能政府。
反過來看，如果中國大陸因為台灣無力開放部分產業，就相應地要回拒某些產業的自由化或開放，也會造成這些受保護的產業變得較無效率，反而造成其發展動能停滯的現象。其實，以大陸的經濟規模為台灣12倍而言(2010年中國購買力平價調整的總生產為9.872兆美元，台灣為0.8236兆美元)，對台灣多開放一些產業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反而會強化下游業者的競爭力並提升消費者的福利。
我們可以觀察近年來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最積極的東西兩半球的新加坡和智利兩國，其經濟成長都相當出色：新加坡在1992-2001期間的年均成長率為6.4%，超越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6.0%、台灣5.3%、香港3.4%)，2002-09期間也以5.4%超越了韓國3.9%、台灣3.8%、香港3.5%。[5]智利在1992-2001期間以拉丁美洲最優越的6.0%超越鄰國阿根廷2.7%、巴西2.6%，2002-09期間也以3.6%的表現和亞洲四小龍在伯仲之間，雖然鄰國阿根廷(5.1%)和巴西(3.5%)在度過了金融危機之後的表現也不差。台灣 林祖嘉 教授的研究顯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在簽署後三年的外來投資流入表現比起前三年的表現平均要提升122%，再加上貿易量的增加和資源使用的效率提升，當然會產生良好的效果。
五、 服務業開放效益大於製造業
一般國家經常認為開放製造業會比開放服務業的效果要好，因為製造業的外來投資會帶來更好的「生產技術」，並透過「外溢效果」來影響本地廠商。然而這種信念是沒有根據的—杜震華對台灣外資的研究就發現服務業的開放反而帶動了更多的投資效果。其原因其實很明顯，來自外地更多元的服務業相對於製造業更容易學習，能夠刺激本地服務業快速發展，而提升的服務水準也能有效地提升本地消費者的福利。因此，傳統將貿易自由化重心放在製造業而輕視服務業的開放其實是錯誤的觀念—除了金融業涉及資金流動可能有國家安全方面的顧慮，有必要施以管制以外，其他服務業應儘可能地開放。
特別是在中國目前「十二五計畫」強調要從「國富轉民強」、要實現「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幸福社會」，而服務業的產值在整體經濟生產中僅佔了43.6%(2010年)，在在都需要台灣在服務業擁有的創意和品質來帶動和激勵其成長，更應該以開放的胸襟大幅對台灣開放服務市場。相反地，台灣的服務業提早大陸發展約20年，其競爭力多半強過大陸，也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對大陸開放服務市場，創造互補雙贏的局面；不宜僅僅要利用對方的市場來成長，但卻要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來阻擋對岸的投資。
六、 應儘快完成貨品貿易協定和服務貿易協定
台灣目前（2011年）的工業產品關稅率平均為4.23% ，農產品為13.88%；貿易加權的整體關稅率（2009年）為1.52%（工業產品為1.21%，農業為8.37%），除了農產品以外，要將關稅率全部免除其實是相當容易的。中國大陸在2010年的總關稅率為9.6%，工業和農業產品分別為8.7%和15.6%，2008年的貿易加權總關稅率為4.3%（工業產品為4.0% 農業為10.3%）。如果雙方都以十年為調整期間每年平均調降關稅的話，工業產品每年台灣平均要調降0.42%、大陸要調降0.87%的名目關稅率；若以貿易加權稅率為準，台灣和大陸每年僅需分別調降0.12%和0.4%關稅；對於海峽兩岸而言，這種關稅調降都是相當容易的事。如果還有產業無法承受這種自由化，其實根本完全缺乏「比較優勢」，必須由市場淘汰才是。當然，對於處於尚未完全發展的經濟體而言，負責任的政府還是需要設計一些「因應措施」來協助產業界適應自由化的衝擊。由於調適的時間可以長達十年，這樣的措施的確有足夠的時程來進行，不應該成為雙方的問題。
此外，中國大陸是一個開發中的超大型經濟體，其特質是許多省市的規範不一、執行的細節不同，和小型且同質性高的台灣並不相同。因此，在中央的規範之下落實到各省市時會有相當的落差，乃至於服務市場的表面開放卻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效果。特別是在法規規範之外，地方政府在執行時卻經常任意性地增加人為的標準，和大陸在政治上宣揚「兩岸一家」、「一個中國」的目標對照形成明顯的反差。這種「地方差異」和「內外有別」所造成的「非關稅貿易障礙」，有必要在服務貿易協議中加以處理，以更明確的規範來顯示市場真正開放的誠意。[6]
七、 應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自由貿易協議去開拓新市場
目前雖然大陸簽署了九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台灣只簽署了四個（五國）貿易協定，但事實上雙方選定簽署的對象幾乎都屬於中小型或開發中的經濟體，並且以貨品貿易協定的自由化居多。由於製造品的「原產地規定」要求嚴格，除非到對岸投資製造，否則難以利用對方的貿易協定進入彼此向外簽署對象的市場。但是在服務市場的情況就不相同，即使服務業的「公司定義」嚴格，其所需的投資資本可以較製造業低廉得多，因此利用在對岸投資服務業，再轉進到其他國家的服務市場的可行性相對要高了很多。因此，雙方在服務業方面相互利用對方的平台來轉進其他國家的服務市場，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全球經營策略。[7]
在這種思維之下，大陸對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態度就值得深思。雖然大陸亦有不少先進的服務企業，但由於平均競爭力仍然較弱，在簽署雙邊性自由貿易協定時服務市場的相對開放程度較低；然而台灣的服務業發展較為成熟，可能簽署的貿易協定在服務業開放上可能取得較大的相互開放，可以成為大陸先進服務企業轉入其他國家的有效平台；因此，兩岸應該尋求合作的空間、相互利用對岸的平台到其他國家爭取商機，而大陸對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議的態度也應該是「積極鼓勵」，或至少是「樂觀其成」，而不是「消極抵制」才是彼此都能獲利的雙贏策略。
總之，兩岸和解、互創雙贏的機會難得，而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協議更是兩岸經濟合作的最佳示範。兩岸必須以最大地誠意、正確的認知、合宜的策略，開誠布公地達成最大程度的開放，體現兩岸自由貿易的最大福利，並有效地落實在執行的層面；此外，應相互利用彼此已經簽署的貿易協定平台，尋求透過對岸來爭取國際市場的機會。最後，還應該積極主動地協助對岸簽署其它的貿易協定，來擴大彼此的平台來彼此提攜、互創雙贏。
[1] 八項如下：會計審計簿記－延長臨時審計許可證效期、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業之軟件實施服務與數據處理服務、研究和開放服務業之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和實驗開發服務、會議、專業設計、設立醫院、空運服務業之飛機維修和保養、電影放映－取消台灣電影片進口配額限制。
[3] 泰國在2000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汽車業外資可以以百分之百股權投資、取消汽車自製率規定，加上汽車進口關稅在2003年開始對東協國家調降到5%，造成外資汽車廠大量進入(目前有12家，本地業者僅有兩家)，以泰國為製造中心來對東南亞區域出口，讓泰國成為「東方底特律」（在亞洲僅次於中國、日本和韓國），2008年產量達到140萬輛（雇用20萬人以上），遠遠超過台灣的年產量30萬輛上下（雇用1.7萬人）。
移除自由貿易路上的大石 (蘋果日報 2011.5.11 論壇)
移除自由貿易路上的大石（杜震華）
2011年 05月11日
兩岸去年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展開台灣和東亞經濟有秩序整合的序幕；後續的貨品貿易、服務貿易等四項協議的諮商正在進行之中；和新加坡的類似協議也在進行，印度和部分東南亞國家紛紛表示和台灣諮商的興趣。霎那間，台灣彷彿即將擺脫經濟邊緣化、步入「自由貿易」的坦途。然而，自由貿易經常包含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內涵，只有在合宜的政治環境和經濟條件下得以順利完成，步上加速分工、貿易和成長的大道。
日前在台北由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辦的「ECFA與東亞經濟整合」國際研討會中，紐西蘭奧克蘭大學APEC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Scollay簡單扼要地點出了台灣融入亞太整合的要件有三：一是必須維持和中國大陸的良好關係、二是在區域組織中做出建設性的貢獻、三是做好產業的調整。Scollay的建議一語道破了台灣步向區域經濟整合的「捷徑」；然而在三點之中，前兩點似乎問題不大、前景看好；第三點在台灣還有個生產比重頗低且相對生產力日益衰弱，但就業仍然顯著的農業部門之下，看起來就是自由貿易的罩門死角！
同樣的問題也是日本和韓國的困境：美國邀請日本和韓國參加「泛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的諮商，和其他八個國家一起形塑「21世紀的自由貿易協定」，標榜它高度自由化的「高品質」特性，也就是貨物貿易的關稅完全取消、服務市場高度開放、智慧財產權受到完整保護、政府採購必須透明和公平公開等要求。但是日本加入諮商之後，已經在國內引發農民的激烈反對，韓國則顧忌農業部門的反應，迄今連正式諮商都不敢。我國相關部門對這個目前由美國主導，意圖陸續涵蓋APEC成員的宏偉計畫感到高度興趣，但對於它要求貨物貿易完全涵蓋的要求迄今似乎還沒有任何對策，可說是「有目標、無做法」，其目標在未來如何實現令人懷疑。
農業變革瞻前顧後
我國的農業其實已經高度發展，高品質的農產品受到周邊國家的肯定，但是卻瞻前顧後、踟躕不前，不願意提早以結構性的變革來對農業進行調整，以迎向農業自由貿易的挑戰。身為一個國際貨幣基金認定的33個高所得經濟體之一，這種決策能力和相對後進的智利、祕魯、墨西哥等國比較，實在令人懷疑這個執政團隊可以帶領國家接受未來更嚴厲的挑戰！
其實，農委會擁有的研究單位包含了一千名左右的研究人員，五百名行政人員，另外還有中央和地方的農政單位協助。他們過去研究成果豐碩，只要提出適當機制，讓這些研究人員（加上農政單位更好）相當的收入（至少年終和績效獎金）和各地區農業產值的成長掛鉤，就可以導引其研究和推廣對地方農業有更大的貢獻，不會經常有偏向學術的研究出現。只要搭配擴充其農業經濟和推廣人員、結合大學農學院的研發，就可以調整結構，專業生產和出口高值農品、進口低價農品，來迎接自由貿易的挑戰。
農業部門如果繼續因循現狀，可以預見台灣經濟未來只能依賴大陸，「從中國走向世界」將被農業牢牢地拖住，政府還不及早大徹大悟？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經濟博士
2011年5月4日 星期三
台灣環境保護只差臨門一腳 (台灣時報 社論 2011.5.5)
台灣環境保護只差臨門一腳
先進國家環保乃優先於經濟，落後國家只重視經濟，台灣人民對環保的觀念相當先進，政府反而跟不上潮流。
環保署昨日審查通過「台塑仁武廠土地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污染整治計畫」，並依專家意見，核算過去污染之不當得利處分金額為新台幣八千餘萬元。在印象中，這可能是台灣對於污染處罰金額最大的一次。我們期盼政府建立更有效率的稽查制度，再配合重罰，迅速將台灣環境提升到一個先進國家的水準！
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因為不重視環境保護，付出巨大的代價已經至為明顯。日前國光石化在民意高度反對之下，迫使政府懸崖勒馬，可以視為台灣環境保護運動的轉捩點。從今以後，「環境保護優於經濟發展」將成為台灣發展的主軸。未來台灣任何的經濟發展規劃，都必須臣服於「環境優先」這個基本概念－兩千三百萬人密集居住的小島上，豈能再經得起任何對環境的破壞！
然而，就在 五月一日 當天，我們也看到另一則令人驚訝的事件：潭子加工區廠商在週末偷排廢水，懸浮固體超標一百七十四倍，在市議員舉發下被市環保局處分罰鍰六十萬元，連帶處罰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台中分處二十萬元。這事件其實已經持續多日，被民眾舉發加工區廠商排放未處理廢水後市府未能積極處理，還要靠議員通知市府之後才被動加以處罰，令人感到痛心與遺憾。到最後可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違規廠商的罪行還是受到了懲處！
這些事件的發展，在在都顯示了台灣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部分廠商還是在陽奉陰違，政府相關部門的態度還是被動且消極，非等到「議員出馬」不會積極任事。這也是國光石化為何不受到民眾信賴的根本原因，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讓民眾對政府的公權力完全喪失信心，只有在「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情況下才會有用。因此，沒人願意再將如此巨大、難得的濕地交給這些唯利是圖的廠商，以及因循苟且的政府來經營。
如果大家不健忘，應該記得在二○○五年四月，長榮海運所屬的貨輪在美國海域傾倒 五百加侖 廢油，被美國海岸巡防署逮到而控告違反美國二十五項法律重罪，最後和美國司法部和解，交付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也就是七億五千萬元新台幣的往事。美國二次戰後環境的惡化其實也不遑多讓，五大湖上漂流的化學垃圾還曾經起火爆炸而蔚為奇觀。但是在一九七○年成立環保署後，依照幾套法律積極處理、嚴厲處罰之下，目前的環境已經令人刮目相看：各地的河流都充滿著活蹦亂跳的活魚，連極為乾淨的水質才能存活的鮭魚也在部分河口出現了蹤跡。台灣只要有心，這種情境當然也可以出現！
目前，台灣的民眾已經覺醒，政府絕對不可低估這種民意，還想套用過去偏重維護廠商利益的作法來「唬弄」民眾。舉例而言，數年前在政府沒有什麼積極作為之下，台南市鹽水溪等河流周邊的居民自發性地組成了「巡守隊」，積極地舉報排放污染的廠家，居然讓曾經名列全台十大污染河川的鹽水溪逐漸淨化，使得原來的惡臭令人噁心，必須「暫時停止呼吸」的鹽水溪口得以喘息，觀賞沙洲上白鷺鷥棲息地的橡皮筏遊覽活動得以存續。類似的作法也逐漸在其他地方展開，讓人們見到台灣環保運動已經深入人心，環保運動終於開花結果！
如今，較為缺乏的是政府的配合。如果各地政府能夠提供適當的平台，協助各地容易被污染區域的居民組成「巡守隊」，更積極地保護在地的環境，相信意圖污染大地或河流的廠商也會受到更大的壓力，更能夠依循環保法令的要求。但如果地方政府被動怠惰，縣市長們為了勝選，也必須要求部屬更積極地配合地方需求，協助建立這種最直接有效的平台。
台灣的環境保護意識已經完全啟動，政府應該順從民意，協助建構在地的守護平台，以達到官、民都能「永續發展」的雙贏效果！
2011年5月3日 星期二
部長甭追了 早超過韓國了 (蘋果日報 論壇 2011.5.4)
部長甭追了 早超過韓國了（杜震華）
2011年 05月04日
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匯率變動很大，也會影響GNP（國民生產毛額）數字，這個回答非常正確；但是在立委追問何時能超越韓國時，施部長被動回應：「今年會努力追上韓國。」並說明依照主計處預估，今年台灣每人GNP會突破2萬美元大關，來到21396美元，超越韓國去年的20759美元。我們要告訴部長：「甭追了，台灣老早就超越韓國了。」也期盼立委以後多問些產業政策的問題，例如汽車產業如何？何時能趕上泰國？別停留在「是否超越韓國」這個老掉牙的「問題」！
本就超過韓國2成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上美國中情局（CIA）網站上的World Factbook中，查閱台灣和韓國依照購買力平價(PPP)調整的人均國內生產，就會發現台灣2010年以35800美元超越韓國的30200美元達19％之多——這就是進行國際間生活品質比較的比較適當的指標，而台灣從戰後迄今一直超越韓國2成上下；不用大驚小怪，也不必手舞足蹈，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想進一步查證的讀者可以由Angus Maddison主編的《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各大學圖書館都有，也有中譯本）找到近百年的OECD研究部估計資料，這是目前學界最信賴的數據。
就像部長所說的，匯率變動會影響GNP數字，加上各國物價不同，已經很少專業人士會用官方匯率換算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來比較各國的生產或生活品質了；通常會用美國價格（或其他貨幣單位）來衡量各國的人均生產，這就是經PPP調整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而以這個比較適合的指標來看，2010年台灣不僅超越韓國，趨近德國的35900美元，也超過英國的35100美元、日本的34200美元、法國的33300美元，義大利的30700美元、希臘的30200美元、西班牙的29500美元、紐西蘭的28000美元、葡萄牙的23000美元。
立委別再問假問題
當然，和美國的47400美元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而美國之所以顯著超越其他先進國家，主要是經濟成長較快，加上物價較低。而歐洲國家物價高和他們農業保護較高又有強烈的關係。這顯示，維持一個較低的物價對於人民生活品質的高低的確相當重要。這也引申，對於農業不該長期保護！
當然，看到台灣人均GDP超越亞、歐主要國家，許多國人會感到不太適應。然而，這是用總量對人口相除而得，不管所得分配也不管用什麼代價獲得的。例如，法國的工作時數只有台灣三分之二，反過來平均一個台灣人比法國人多付出一半的工作量才獲得這樣的生產；而且這些數據也不管你如何生產，例如我們「可以」將污染排入鄰近水溝、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而上述那些國家大概都不行。
不管如何，請立委們做做功課，別再追問「超越韓國」這個老掉牙的假問題了，這個「問題」並不存在。部長也甭再追趕了，那應該是韓國的問題！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