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30日 星期三

如何寫一篇好的學位論文(一場非正式的論文寫作座談會)

如何寫一篇好的學位論文


 


    這些天,為了指導學生的學位論文寫作讓我心情相當低落。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個學期突然間來了一堆學生要找我指導論文寫作;過去由於學生瞭解我的要求,找我指導的學生平均一年不會超過兩名。我維持在霍浦金斯大學的傳統,老師基本上不會拒絕指導學生,只會要求他們去修習該修的課程。幾位學生都在我的要求之下,到相關的研究所修習了進行其論文研究必須要用的學科;雖然指導學生數目增加佔用了我不少時間,但是看到他們基本上還算認真,我也就沒有什麼抱怨。


    但是,後來來了一位同學,一開始情形還算OK,但是在進行論文大綱口試之前,我就發現他的大綱相當薄弱,我耐心地要求他改東改西,他也都一一回應。只是,他幾乎是在測試我的「底線」。也就是說,他不會多做一點點你沒有要求他做的東西。即使是前後有高度關聯的,他改了東以後卻不願意改西,讓我有些苦惱。但是我很少對學生說重話,還是耐著性子讓他進行論文大綱的口試。兩位所外教授都是他的領域中著名的教授,一位較為客氣,指出一些問題後就交給我了;另一位說他剛好下學期會開一門極為相關的課程,要他和其他同學一起去修習。他居然回答說他某個月就要去當兵,某個時段之前就必須要畢業,已經無法修課了!


    我當時相當惱火,這不是擺明要我在某個時間以前必須讓他畢業嗎?而且時間只有不到三個月,這個學生為何如此有把握?但是我沒有發作,如果底子夠、學生好好努力,三個月也不是不可能寫出可以看的東西,只是要弄出佳作幾乎是不可能的。該教授也就提供了他上課用的英文教科書,免費送給我和這位學生各一本,我當場非常感動,也要學生努力自習該書。


    然後,我的指導夢魘就開始了。學生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就來找我,說弄好論文了要我看。我非常驚訝他的「效率」,看了論文後,才發現一塌糊塗,從頭到尾都是毛病!相關的文獻回顧居然幾乎都是未發表的碩士論文;論文主題的產業介紹讓你根本無法瞭解產業全貌和變遷;研究的樣本礙於資料取得的困難,只有二十家廠商的三年資料;獲得的實證結果怪異之處沒有合理解釋;實證結果沒有和任何回顧的文獻連結比較;結論的建議全憑臆測,和研究幾乎無關;參考文獻和引用文獻還是無法寫正確。我耐著火氣,還是一一指出問題;但是,他卻提出所裡的論文口試申請表格,要我讓他先申請論文口試時間,理由是:如果這學期要畢業的話,他必須在何時之前口試、何時之前申請!我聽了幾乎要發飆,但想想,如果這學生真的能努力改正,也許還是可以趕上時間畢業。


    改了兩次後,內容有改善,但其實還差遠的;只是預計口試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學生口試的要求,於是想讓其他兩位教授來決定他的命運,也就讓他口試了。但是問題接著來了,那位送書的教授聽到他要口試嚇了一跳,認為論文送達距離口試只有四、五天,根本對他不尊重!這些話他是在口試當天學生打電話提醒他口試時間時,他才告訴學生的,而且他似乎不想出席口試。學生當天早上哭喪著臉來找我,問我該如何處理。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我真的也不知如何回應。唸了學生幾句,悶了半天,告訴學生還是去找那位老師,請他過來口試,我們會盡量努力看看。學生離開之後,我火速撥了電話給那位教授,他說是故意嚇嚇學生,他還是會過來口試的。


    口試中,那位教授指出,這學生根本沒有看他送的書,所以書中的基本概念都沒有在論文中出現;其他的重要問題也被一一指出。我身為指導教授,從來沒有遇到這種狀況,羞愧地無地自容!我只好說:如果大家認為他不能過,我們當然不能讓他混過去。他們顯然也不願意讓我太難堪,委我重責:在學生改到可以之後,再簽字於口試成績單上,我當然只能照辦。


    口試之後,距離學校規定上繳論文的時間只有兩週,我其實完全沒有把握學生能夠改多少。學生看來相當努力,沒兩三天就「弄好」我們的要求之處,送過來找我審核;我就必須馬上放下手中工作,快馬加鞭地為他看修正過的論文;但是心中的怒氣卻越來越高,因為他像一個已經壞掉的鬧鐘,我撥一下他動一下;我沒有撥的地方他絕對不會主動地去修正一下,即使是高度相關的東西。最後,我終於發火了:「你回顧到和你的論文幾乎相同的東西,卻完全不討論你的研究發現和別人的有何不同,加以分析說明,或找出資料來解釋一下,這是什麼研究態度!」我將他的修正論文砸在他面前,差點丟到他的臉。其實,我內心極為痛苦,我從來沒有對學生如此失禮!我告訴他,修改好之後,請同學幫他看看,同學滿意之後再拿來給我看!


    學生總算畢業了,我還是不忍心讓他延後繳交論文,影響到服兵役的時程。但是,我和其他兩位教授的簽字,會永遠留在這份論文上,我的心中充滿了不安和無奈!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許久,是否該為學生開一門如何寫作論文的課?但是所裡早就有這樣的課,而且是當年在我的建議之下開授的;在所方要求下,當時我自己開了一學期,頗受學生好評。只是我不能老是開這門課,一學期後轉交給別人,以後如何,我無法過問。現在如果我還要開這門課,一方面我自己開的課會太多,一方面開課的老師可能會覺得我有某種企圖。因此,我決定低調地在下學期一開始那週的週三〈二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到五點,為學生開一場論文寫作的「座談會」,如果一次的時間真的不夠就變成兩次。教室在前一週會在這個部落格公佈,最有可能的地點應該是在所內二樓的204206,若能借到三樓視聽教室最好。我不會大張旗鼓地去張貼佈告,請同學告訴同學,外系所的也可以。內容將包括:寫碩士論文需要的時間、需要的研究工具和修課準備、研究動機和目標、題目的擬定原則、如何撰寫相關文獻回顧、文獻回顧的範圍和詳細程度、如何運用網路和圖書館的紙本期刊和書籍資源、如何釐清註釋和引用文獻格式、如何撰寫分析結果、如何撰寫結論與建議、如何撰寫參考文獻〈包括網路資料〉、如何和指導教授互動、如何改寫論文投稿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和投考博士班的相關性。這些問題都是經常困擾碩士生的,但很奇怪的是經常沒有在正規的課程中學好﹗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發個E-mail給我,我會在統計之後再決定使用的教室:tujenn@ntu.edu.tw。我不是在做什麼偉大的工作,也不是要取代所裡的相關課程,只是想減輕一下老師們和我自己的痛苦而已!我想將它變成每學期開始時舉辦一次的活動,並且要求要找我指導的學生必須至少參加一次才能找我指導,以免對每一位指導同學都要重複說相同的話,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率。


        這年頭,當教授越來越辛苦,報償越來越不值得。只是,當一天和尚,我還是想敲好一天鐘。希望對同學們真的有些幫助!


2008年1月29日 星期二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計畫不應重理工輕人文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29)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計畫不應重理工輕人文


 


    對國內大學聲望和資源具有重大影響的「五年五百億」計畫,將在 二月一日 公佈第二階段重新獲選的十二所學校名單。根據媒體報導,將有兩所在前年獲選的大學因為執行成效的評比不佳,被排除在這次的名單之中;而且被臆測的學校包括政治大學。如果原來獲選的十二所大學之中,唯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政治大學被排除在外的話,我們認為這樣的「五年五百億」計畫的審查標準是有問題的;教育部應該慎重考量,不宜予人「重理工輕人文」的感受。


 


    眾所周知,「五年五百億」計畫的目的,是要以五年為期,一年一百億元新台幣的預算挹注,來協助台灣最好的大學加強研究發展,提昇為國際一流的大學,或擠進所謂的「世界百大」。兩年前被甄選出來的獲選大學為台大、成大、清大、交大、陽明、中央、中山、中興、長庚、元智、台科大和政大。在這些學校裡面,除了中山和政大以外,幾乎都是以理、工、醫為主的大學;而明顯以人文社會為主的就只有政治大學一所。如果政大被排除在獲選學校之外,則教育部等於是完全在協助以理、工、醫為主的大學,完全不認為國內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大學有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潛力。這對於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將產生極為偏頗的影響,教育部應該謹慎從事,以免引發國內學術界的不平和反彈!


 


    之所以會讓外界猜測政治大學極可能在新名單中出局的原因,在於教育部目前審查各種研究計畫或各種獎勵的標準,幾乎都是以申請者是否有能力在所謂的SCI(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EI(工程引文資料庫) AHCI(藝術及人文引文資料庫)等幾種美國常用的文獻資料庫中所屬的期刊發表論文來作為判斷的標準。以這些資料庫作為優劣的判準,其實是對理、工、醫等科學學科有利,卻對人文社會科學相當不利的作法;因為一般而言,理、工、醫學發表此類研究論文所需的時間較短,而人文社會科學所需的研究時間較長。此外,這些資料庫的期刊都是英文的期刊,有利於以英文為溝通工具的國家。而以非英語系國家而言,科學論文所需的英文造詣相對較低,人文社會科學所需的語文造詣相對較高,當然也不利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發表論文。因此,同樣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屬於理工醫學領域者,所發表的此類資料庫文獻,幾乎都是人文社會科學院士的好幾倍之多!


 


    因此,不問領域差異所帶來的發表論文的難易度,驟然以這些資料庫作為評斷一個大學優異的程度,毫無疑問地會向理、工、醫學為主的大學偏袒,而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大學極易被淘汰出局。政治大學極可能成為一個直接的受害者,並非其不夠卓越。事實上,政治大學長期以來都執台灣人文社會學術界的牛耳,部分領域甚至還領先台灣大學,如管理科學;而在政治、公共行政和法律學門,該校許多大師級的教授,其著作往往以書本為主,絕非是「缺乏SSCI期刊論文」這類膚淺的評述可以抹煞的。但是,在這種「唯資料庫主義」的意識氛圍之下,完全簡化了卓越的標準和定義;甚至淪為自然學科打壓人文社會的「偽科學」伎倆。試問,一篇擲地有聲的中國語文相關文章,是刊登在台灣著名中文系的期刊優越,還是刊登在美國的語文期刊上面?留學德國的台灣學者的一篇德文期刊論文,就會比不上美國的SCI期刊論文嗎?


 


    最嚴重的,是這種一兩年就要見效的評比的方式,難以培養深刻的研究;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只能製造玩弄雕蟲小技的匠師,難以造就博古通今、思想深刻的大師級人物,這才是國家社會的損失。台灣以後可能會有「加州理工學院」,但不太容易產生「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只有科學家而缺乏具有人文修為的領袖人物,這難道是我們所要的結果嗎?


 


    因此,我們語重心長地呼籲:多給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保留一點生氣,多為台灣的領袖人物培養一點氣質吧!


2008年1月28日 星期一

遺產稅的改革需要審慎思考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27)

遺產稅的改革需要審慎思考


 


    在謝長廷總統候選人提出了「調降遺產稅邊際稅率到10%」之後,遺產稅的問題引發了各界的注意。其實,行政院在去年八月,就已經通過了「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目標是將遺產稅最高的邊際稅率由現行百分之五十降到四十、提高免稅額、減少級距、可在生前移轉贈與使用。只是,謝長廷候選人的這項政見更為積極,要將稅率降到百分之十,這已經和新加坡的百分之五到十極為接近,也和香港的免徵差異不大,的確可以大幅提昇台灣在爭取富人資金上的競爭力。


    然而,這項問題從去年立法院審議迄今,已經引起學界的討論。在學理上,衡量一項稅收的標準一般有五項原則:簡單、公平、效率、穩定、生產與成長。從「簡單原則」來說,課徵遺產稅的困難度較高,其稅基難以明確統計,不僅官方的執行成本偏高,民眾亦難以自行處理,通常會聘請專家代勞。因此,並不符合簡單原則。其次,從「公平原則」來看,表面上遺產稅的確是要追求公平,讓社會上的富人多繳稅,不讓其後人在起跑點就「高人一等」;但從各國的實施經驗來看,擁有各種避稅管道的富人早已將資產避開,能課徵到的遺產稅相當有限,乃至於被戲稱為「暴斃稅」,像英業達的溫世仁先生驟逝,才會成為遺產稅的「受害者」,交了五十億元的遺產稅;至於更為富裕的蔡萬霖先生,卻因「規劃」得當,只交了五億元的稅!


    由「效率原則」觀察,遺產稅若高於競爭對手,會讓企業主將大筆資金移轉海外低賦稅的國家或地區,造成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也是許多專家學者大力疾呼調降或免除遺產稅的最大原因。他們認為近年來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力調降遺產稅,已經造成台灣富人的資金大幅外流,影響到台灣的投資。由「穩定原則」來檢測,遺產稅近年來都占我國稅收的1-2%,算是相當穩定的稅源,當然符合了這項原則。由「生產與成長原則」來看,目前雖然邊際稅率達百分之五十,但真正課徵到的人相當少,似乎不符合生產性;但是在台灣以房地產為主的財產價值會逐年增加,稅收會跟著成長,則又符合了成長性。因此,在五種賦稅原則上,台灣目前的遺產稅符合了公平、穩定、生產與成長等三項原則,但是對於簡單和效率兩項原則卻無法達到理想,導致學界也無法獲得共識的尷尬狀況。


    不過,如果進一步析論,是否在大幅調降遺產稅之後,移轉到香港、中國(目前也不課遺產稅)或新加坡的資金就會移回台灣,成為投資的資金呢?其實台灣目前的閒置資金很多,即使是留在台灣的許多資金也沒有進行投資,要不要進行投資應該是投資環境或信心的問題,因此沒有遺產稅之後的回流資金,不見得就會流入投資事業,激發所得的乘數效果。而就算真的進行投資,造成所得的乘數效果,可能也還是富人獲得的比較多,窮人獲得的比較少,讓所得分配進一步惡化,這卻是支持取消或大降遺產稅的學者沒有提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要大幅降低或取消遺產稅,其時機似乎還不太理想,因為台灣社會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所得分配惡化,其嚴重性高於經濟成長。如果要談效率,則去年的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五點五,還高於韓國的四點九,只是一般大眾感受不到這種成長,內需產業和一般消費仍然不足;因此一般民眾對於「公平」的考量,可能還是高於「效率」。


    賦稅變動的影響包含經濟面、政治面和社會面,大幅降低遺產稅的結果,在經濟面上的效果可能稍微偏向正面,但政治和社會的效果肯定是明顯的負面。因此,如何獲得一個既有經濟效率,又能讓廣大的社會大眾感覺政府沒有「偏袒富人」的改革,還需要謝陣營和財政部好好商量,以免顧此失彼、反失民心。


 


2008年1月27日 星期日

處理遺產稅要和解共生 (蘋果日報 論壇 2008.1.28 )





處理遺產稅要和解共生



謝長廷總統候選人在選戰中提出將遺產稅邊際稅率由50%降為10%的政見,引發財政部反對,使得在政府收入中處於邊緣地位的「遺產稅」一躍成為媒體焦點。這項稅目應該如何處理,有必要在此時機深入探討,求得最佳解決之道。  這項議題之所以進入台灣大選 ,在於行政院在去年8月通過了「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將遺贈稅最高稅率由50%降為40%、稅率級距由10級減為5級、免稅額度由779萬元提高為1000萬元,並可在生前移轉贈與使用。行政院並規劃在產業升級條例完全落日之後,將遺贈稅率降為20%。雖然草案尚未通過,但已引發各種討論,包括取消遺產稅,逼得財政部到處「滅火」,深怕影響這項比重不高,但仍有300億元的稅收收入。


 


 取消遺產稅是趨勢
是否要取消,或大幅降低遺產稅率,台灣學界並沒有統一的看法。贊成的認為,遺產稅是在年度所得稅之後,再對累積所得進行雙重課稅。將遺產稅取消是最新的「全球趨勢」,香港去年已經取消,新加坡調降到5%和10%兩個級距,美國也在逐年降低,並將在2010年後取消。沒有遺產稅的國家還有不少先進西方國家。如果台灣不大幅調降,將使富人資金移轉到香港和新加坡,成為「排富條款」。反對者則認為,台灣所得稅的改革比遺產稅重要,單獨改革遺產稅而沒有配套,只會降低財政收入,不見得可以吸引資金回國,因為那牽涉到投資環境。更重要的是,遺產稅本來主要就是著眼於「社會公平」,非以財政收入為主。兩派見解似乎又淪入「效率」與「公平」兩種意識形態的爭辯!


 


 政府負債欠缺思慮
國內學者沒有提出,但卻值得注意的是,促成香港取消遺產稅的近因,是觀察到紐西蘭在1992年取消遺產稅之後,當年外來直接投資金額由前一年13億美元驟增為21億美元,其後還持續成長,讓人印象深刻!這讓香港取消了這個僅佔港府收入0.7%的稅項。
只是,在全球還有上百個國家課徵遺產稅之下,要在迄今為止仍重視公平的台灣,突然間要完全講求效率,讓真正的富人大幅降低賦稅,似乎難以說服廣大社會大眾;特別是在經濟狀況不佳,人民認為所得分配是在惡化的此刻。另外,我國租稅負擔比率已經低到13%附近,政府負債累累,不全盤考量財政收支,只局部考量單項賦稅的效率問題,似乎也不太對勁。當然,如果因大幅降稅讓資金回流,「恩澤廣被」到社會大眾,令消費和稅收齊漲,倒也不壞。就怕有錢人就算將錢弄回國內,還是藉由種種管道避稅,或因環境未臻理想,既未投資又無暇消費,那降稅不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逐年調降致全取消
因此,假設台灣經濟將會穩定成長,穩健的作法是以低稅率為目標,在配套之下,以六年或八年為期逐年調降到完全取消。如此,既可逐步靠向效率,又不會頓失公平。這樣,也算是一種「和解共生」吧?


 杜震華


2008年1月23日 星期三

行政院對種樹造林呼籲的積極回應 (2008.1.23)












政院71.8億推綠海計畫 5年增綠地2萬公頃











 






  (中央社記者吳素柔台北二十三日電)行政院會今天通過農業委員會「綠海計畫」,五年將投入七十一點八億元,預計可增加全台綠地面積兩萬公頃,使全台森林綠覆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九點零九,相當於增加八百座大安森林公園面積。


  農委會副主委李健全在院會記者會表示,綠海計畫以農地造林為主,期程為今年一月一日起至201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計五年。


  具體措施方面,為擴大取得造林土地,配合休耕直接給付,輔導農民造林,預計推動八千公頃,其中台糖提供七千公頃,預計推動新植造林一萬九千公頃。


  在空地及道路綠美化方面,五年預計推動空地綠美化面積一千公頃,行道樹栽植、撫育管理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含公路總局八百公里)


  農委會並提高農地造林誘因,比照農糧屬補助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的景觀作物,每年兩期共計九萬元,二十年補助一百八十萬元;參與農地造林對象面積放寬為毗連零點五公頃,強化農民造林意願;造林專區面積為二十公頃以上、兩百公頃以下,提供協助和輔導。


  農委會也配合推動「一生一樹,綠海家園」植樹運動,以造林兩千三百萬株為目標,希望五年內重下一千萬株。


  綠海計畫所需總經費七十一點八億元,今年預算二點七四億元,20092012年為六十九點零六億元,循預算程序編列。


  農委會估計,綠海計畫可增加全台綠地面積兩萬公頃,使全台森林綠覆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九點零九,相當於增加八百座大安森林公園面積,或平均每人增加約八點七平方公尺的綠地面積。


  總效益為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吸存七十四萬公噸,釋出氧氣五十六萬公噸,增加水資源涵養四千萬立方公尺,換算總體經濟效益為七十四億元。


  農委會指出,農地造林一萬九千公頃後,估計二十年後約三百八十萬立方公尺的材積生長,可創造三百八十億元的木材經濟價值,每年可提高木材自給率百分之三點一六。970123



2008年1月20日 星期日

種樹造林愛台灣護地球 (蘋果日報 經濟人語 2008.1.21)





種樹造林 愛台灣護地球




前年底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中,「聯合國環境計劃」(UNEP)決定在2007年展開「為地球種樹:十億棵樹運動」;企圖結合全球人民的力量,減少二氧化碳,為緩和全球暖化努力。這項活動旋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Wangari Maathai教授(肯亞環境部助理部長)等知名人士響應,在各國引起廣大迴響。
令人矚目的活動,包括墨西哥在一年內種植2.5億棵樹;加拿大安大略省計劃在2020年之前種植5千萬棵樹;印度首都新德里東南方,人口最擁擠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居然在一天內(去年731日)種植了1千萬棵樹。巴西Parana省去年種植了2千萬棵樹,是該省在2003年開始的9千萬棵植樹計劃中的一部份;聯合國難民總署去年在重置區內種植了9百萬棵樹;印尼也計劃種植8千萬棵樹。在巴塞隆納,熱心人士設立了一個網站(Tree-nation.com),企圖結合全球之力,在「人類發展指標」墊底的非洲國家尼日,以8百萬棵樹在撒哈拉沙漠上塑造一個心型的巨大公園!


 有效減輕二氧化碳
迄今,世界各地在聯合國網站上登記承諾種樹的棵數已經到達21億棵,實際種下的超過了16億棵;如此優異的績效促使聯合國提高目標,希望到今年底種下27億棵樹!林林總總的資訊,顯示人類逐漸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轉向生態平衡的態度,也讓環境問題的解決獲得了一絲曙光。
據估計,平均一棵樹一年可以吸入12公斤的二氧化碳,吐出一個四口之家一年所需的氧氣,廣植林木的確是減輕二氧化碳問題的極有效途徑之一。人類自1萬年前進入農業以來,森林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一。雖然森林仍然覆蓋了地表土地的三成,但每年卻仍然減少13百萬公頃,相當希臘或尼加拉瓜的面積,但速度在減緩中。非洲和南美的森林持續在減少之中,歐洲則有所擴張,亞洲和北美正逐漸平衡。亞洲1990年代還在非森林化,但近來已在恢復之中,主要來自於中國的復育計劃。


 都市綠化明顯不足
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但仍屬於地球村的一員,對於這個全球性的活動應該有所反應才是。雖然在「二○○八國家發展計劃」中有「平地景觀造林」計劃,企圖對「農轉林」的土地提供每公頃20年約160萬元的補助,企圖在5年內完成15千公頃的平地造林,為進入WTO後閒置的農地找出路,但成效似乎有限;除了台糖的部分平地可以看到新林相以外,見不到顯著成果。
台灣雖然環境被嚴重破壞,基本上還是有三分之二的林地,森林並不缺乏。問題在於都會區樹木被過度砍伐,人民居住在「水泥叢林」之中,缺乏和自然的互動。台北市雖然擁有幾條林蔭大道,但比起歐美的著名都會,綠化程度明顯不足;台灣的其他都會更是如此,改善的空間頗大。
我們期待一個類似「種樹造林愛台灣」的全國性活動,結合各黨派、各階層人士,以腳踏實地的行動配合全球,展現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杜震華


2008年1月17日 星期四

台灣需要一個成熟理性的股票市場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18)

台灣需要一個成熟理性的股票市場


 


    這幾天台灣股市創造出來的「雲霄飛車」,不僅讓所有的投資人深感「心臟不夠強」,也讓冷靜的觀察家感覺到:台灣股市實在不是一個成熟、理性的市場。如果這種暴漲暴跌的現象無法趨於穩定,不僅對於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不利,也容易讓股市的漲跌,成為有心人士利用作為政治角力的工具,絕非國家社會之福。我們深盼股市投資人能夠透過自我學習,政府也能夠經由金融知識的教育推廣,讓台灣股民成為一群不受政治和謠言左右的理性投資人,也才能讓台灣股市成為一個投資人能夠長期獲利、資本家方便籌集資金,以及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動力和平台!


 


    當然,在經過了上周六的立委選舉之後,不確定的政治因素的確減少了許多,有利於股市的成長和發展。然而,在周一大漲一四四點、週二狂漲二五五點之後,週三卻大瀉了二四九點;週四又在大漲百點之後,以下殺七八點作收。從週一到週四短短四天,股市的高低變動竟然可以高達七二六點,接近十分之一的股價;如果是心臟不夠堅強的股民,是有可能心臟病發,枉送一命的!從週一到週四,台灣的產業其實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只因為政治上完成了立委選舉,加上美國股市的跌勢,居然就可以讓台股產生如此劇烈的漲跌,益發顯示這的確是一個「淺蝶式」的股市,投資的股民完全沒有對於產業獲利能力的自主看法;只要有人大肆炒作,搭配一些耳語,龐大有如「螞蟻雄兵」的散戶投資人立刻應聲對號入座,加入「投機」的行列!而在自主性不高、自信心不足之下,隨便另一種耳語的散播,加上一些資金點火,立刻又可以讓這群芸芸眾生自相殘殺、棄甲曳兵,個個鎩羽而歸。這豈是一個理性的市場該有的特質!


 


    我們不否認,在一個資訊高度透明的市場中,所有的資訊都會快速反映在市場中;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的確要比起真實市場要來得大。但是,投資大眾這種人云亦云、盲目跟隨的慣性,如果無法隨著自我學習、建立投資的自主性而消除的話,除了會在「上沖下洗」、高度震盪之下無法獲得投資的利益以外,更因為上市公司能夠向銀行借貸的金額經常是其市值的一個固定成數,會讓高度的價格震盪成為公司穩定籌集資金發展的一個障礙,喪失了它應有的功能。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投資股民的特性,提供了「藍綠對決」下的另一個戰場:「藍軍」可以在選前操縱「兩岸概念股」的股價上漲,來影響股民的投票行為;而「綠軍」也有下殺或抑制這些股價來加以對抗的誘因。如果台灣股市成為藍綠對決的另一個戰場,這將是何等怪異和悲哀的情事!


 


    事實上,這種疑慮並不是不可能的。週一和週二的大漲,除了政治穩定帶動的效益以外,的確有可能因為希望「藍軍」在總統大選獲勝,而使得這種資金大力炒作,讓股市大漲,來影響股民在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這種作為是否已經發生,以及如果發生的話,程度有多大,當然是很難加以驗證的。但是,如果我們的股民的特質,是如此地易受耳語和大戶炒作影響的話,這種可能性就相當的高!反過來說,執政的綠軍當然也有可能利用屬於國家的「國安基金」,在總統大選前炒作股價,塑造經濟情勢一片大好的景象,來討好一般選民選投執政黨的候選人。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這都不是一個健康、理性的社會應該發生的情形。但只有在投資大眾足夠理性、有判斷力、不盲目附隨的情況下,才不會受到利用,成為某種選舉的工具!


 


    因此,我們希望台灣的投資人理性冷靜、股市快速成熟,藍綠都必須自我克制,以免贏了選舉、輸了形象,否則終必為這種「奧步」付出代價的!


2008年1月16日 星期三

讓體育加分升學成為學生健康的轉捩點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17)

讓體育加分升學成為學生健康的轉捩點


 


    教育部計畫修訂高中職申請入學的特別加分條件,讓「體適能」成為可以加分的項目之一,自九十八學年度開始實施。本報長期以來,就持續支持發展學生體能的教育目標,因此完全支持這項新措施,並期待高中職都能夠利用這個機制,導引學生們重視體育,鍛鍊出健康的體魄!


 


    長久以來,國人的體能狀態一直不夠理想。在傳統的升學壓力之下,青少年學子每每犧牲了運動時間,終日苦讀以獲得良好的升學成績。近年來,由於網路風行,又創造出一大批整日以電玩和網路為伍的「宅男宅女」,根本無暇顧及運動。而在成年以後,為了生活奔波忙碌,抽得出時間來鍛鍊體魄的成人相對亦寥寥可數。因此,國人和西方先進國家比較,體能普遍較差。這種運動風氣不足所導致的體能不佳,近年來更為明顯;不少國際調查比較都顯示:我國學生的體適能在亞洲落後於相互競爭的韓國、日本、中國大陸。如果說「體力就是國力」,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之下,將使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


 


    有鑑於此,教育部體育司提出了這項新的辦法,鼓勵高中職將體適能的身體組成(體重控制)、柔軟度(坐姿體前彎)、瞬發力(立定跳遠)、肌肉適能(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心肺適能(八百及一千六百公尺跑走)等五項能力列入多元入學招生的可加分項目,獲得了許多學校的支持。去年就有包括建中、大安高工等八所高中職試辦,建中規定只要五項中有三項達到中等程度(排名前四分之三)即可加分。台北市今年將有八成以上高中職加入辦理,配合目前實施的「健康體育護照」,多數學校將加分標準提高為排名前二分之一,即可加一到兩分。


 


    然而這項立意良善的措施,在實行上已經遇到一些問題和阻力。首先,是不少學校對於特殊加分的總分作了限制,因此如果有其他可加分的項目(如擔任幹部、小老師等)已經讓加分達到限制總分的話,體適能優異的同學就無法繼續加分。這種規定其實是在變相剝奪學生的權益,讓「德智體群美」五育傑出的學生被迫放棄其他值得追求的教育目標,只能乖乖地集中精神在傳統的「智育」上鑽研,才能進入理想的學校。這種完全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目標,不是目前我國所需,非國家社會之福;教育部應有相對的誘因,鼓勵學校提出更具有誘因的加分辦法,才能真正鼓勵學生朝向「文武雙全」的方向發展!


 


    其次,是各校設定的標準不一,因此可以獲得加分的狀況各校不同。因此,有必要由主管機關協調各校,設立統一的加分標準,並設立較為嚴謹的測試單位,摒除各校自行檢測下可能造成的弊端。第三,如果只在高中職的階段實施,免除大學院校的話,鍛鍊體適能的效果無法累積,難以形成長期的誘因。因此,類似的措施必須往上延伸,讓體適能優異的高中職生,同樣可以在申請和投考大學院校時獲得適當加分,才足以構成巨大誘因,促使青年學生們真正重視體魄!


 


    其四,部分家長獲知體育優異能夠在申請高中職加分之後,感到難以理解;他們認為這可能會造成「補習體育」的後果,我們認為這些家長們過慮了。適用體適能優異加分的項目或許可以檢討,例如以體重、身高為主的「身體質量指數」可能對部分學生不公,可以考慮取消;但是這項機制的存在,當然可以促成許多學生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之下,為了同時獲得優異的體適能加分效果,抽空鍛鍊自己的體魄,自然排擠了「苦讀」的時間,這當然是好事。而由於這些項目相當簡單,沒有特殊的技巧,只要在家勤於練習即可獲得成效,根本就不必「補習」。只要學生們都勤於鍛鍊,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讓青少年的體能往上提升。


 


    我們再次誠懇呼籲:為了國家社會的發展,讓體育加分成為國人體魄健康的開始!


2008年1月10日 星期四

Anti-dumping tax is not the answer (Taipei Times, Edirorial, 2007.2.13)

Anti-dumping tax is not the answer


By Tu Jenn-hwa 杜震華

Tuesday, Feb 13, 2007, Page 8


 


Following the row over cheap Chinese towels flooding the Taiwanese market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is once again under pressure from business owners to implement an anti-dumping duty to protect domestic shoe manufacturers. If this situation isn't handled correctly, Taiwan could be left in the dust behind a number of advancing nations.


Protecting uncompetitive Taiwanese businesses with all kinds of non-duty trade barriers will not only retard the advance of domestic industries, but will also impose higher costs on consumers. Such a policy would lead to Taiwan's status being "the tail end of Asia's four tigers." Taiwan needs to act prudently.


Shoe manufacturers, like othe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labor intensive, low-tech and unable to combat the challenge of produc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s threat comes from China, but tomorrow it could be India or Vietnam. The more we protect these businesses, the more they will become uncompetitive,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higher prices for consumers. Factories may stay open for the time being, but they will have to close eventually. Recognizing the trends clearly and early and then either transferring production to a different industry segment or merging with other producers and upgrading facil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are both better options than protectionism using anti-dumping duties.


Some people do not believe that Taiwanese industry is big enough for these solutions to work. They say that if consumers have to pay more, as a kind of legally mandated "relief," it is still better than allowing manufacturers to go out of business.


The cost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owever, are extremely high.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e mid-1990s by the U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howed that a 20 percent import duty on rubber shoes might create 1,700 job opportunities, but it would cost consumers US$210 million per year. In other words, consumers would have to fork out an absurd US$122,000 to protect each job.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understand these statistics and the resulting effect well, but neither dares face up to pressure from business owners and legislators. They make a show of imitating the US -- first using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survey to confirm that domestic industry is indeed suffering tangible losses, then the finance ministry assesses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and finally they use this data as a basis for approving an anti-dumping tax.


During the "towel controversy," the government slapped a massive 204 percent tax on Chinese towels and mandated that it be kept in force for as long as five years. However, it also permitted six Chinese towel companies to voluntarily raise their prices to a minimum level, establish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continue to export.


By employing the anti-dumping tax combined with government imposed price limits, the government avoided its responsibility -- to devise a real policy -- and it didn't solve the ongoing plight of Taiwanese industry, and the displeasure among towel manufacturers might still ha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 same thing is about to happen with shoe manufacturers. The economics ministry has already confirmed that the domestic industry is suffering tangible losses.


Although pressure from legislators made the finance ministry willing to delay for a month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or not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dumping shoes on the Taiwanese market, if the government follows the example of its towel misadventure its tactics will be similarly empty and lead to more anger among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If, however, it introduces real anti-dumping measures then the price of shoes will rise dramatically and prompt a backlash from consumers. The Cabinet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allow the two ministries to play this game, but it isn't wil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Membership numbers at the Taiwan Footwea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have already fallen from 1,423 companies in 1989 to around 400 today. Only two companies have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Even though there aren't many workers in the shoe industry left, the Cabinet should help these companies transform or merge so they can survive. It could provide a subsid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factories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send employees abroad to study design, or help fund a "footwear design and sports and leisu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nd invite renowned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come and teach the Taiwanese shoe industry how to elevate standards to best quality.


La New, a successful Taiwanese footwear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by Merry Yard Enterprise Corp in 1996 and is doing very well. Aso Shoes,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52 and was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in 1965, now has six direct outlets in Australia. Businesses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find a real solution, rather than hang around like economic parasites.



Tu Jenn-hw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Marc Langer

How to assess educational reform (Taipei Times, Editorial, 2007.12.14)

How to assess educational reform


By Tu Jenn-Hwa 杜震華

Friday, Dec 14, 2007, Page 8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 held last year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56 other countries -- Taiwan took first place in mathematics, fourth place in science and 16th place in reading performance. T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nation's educational standard is above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which I believe the public was rather gratified to see.

However, the project host in Taiwan, who is also president of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dicated that as the participants have all completed their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works and that the results can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policymaking."

Minister of Education Tu Cheng-sheng (杜正勝) chimed in and said that it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effects are becoming clearer and clearer." Of course we hope that educational reform really works, but if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think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PISA assessment means that reform is a success, then their reasoning ability needs improving. The fact that such people are leading educational reform is enough to make one break out in a cold sweat.

Anyone wi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logic knows tha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n experiment or a policy there must be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operating in identical conditions except for controlled variables. Therefore, if we wish to use th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to conclude that Taiwan's educational reform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ere should be assessment results from a control group before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at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progress.

After all, it was the first time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PISA assessment, so there is no benchmark to tell us whether the results are good or bad. It is unclear as to how they could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ducational reform has been "effective." Using these results as a reference for ministry policy could lead to disastrous results.

In fact, Hong Kong, Taiwan and Korea all achieve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on the assessment. Does this mean that education 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all these three regions has been successful? My instincts say no. In reality, these region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the resultant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It is also very common for students to go to "cram schools." Ten years of educational reform has made cram schools in Taiwan increase in number from about 2,600 to more than 14,000.

The most common subjects in cram schools are mathematics, followed by English, physics and chemistry. This sequence accords with Taiwan's ranking on the PISA assessment, where Taiwan ranked highest in mathematics, followed by science and reading. Therefore, the achievement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cram schools rather than educational reform. If this reasoning is correct, then we might see Taiwan make huge progres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ee years from now since composition now is part of examinations and students have started to go to cram schools for Chinese classes. If so,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highly ironic, and have little to do with educational reform.

Many parents and experts question whether constructive mathematics decreases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math. 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most failed to consider the cram school variable and as a result there are no conclusive findings. If parents send their kids to cram schools or home tutor them if their math proficiency declines, how could that b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reform?

Why such competitive countries as the US and Israel, with a wealth of scientists, did rather poorly on the assessment -- the US ranked 29 in science and 35 in mathematics, with Israel taking the 39th and 40th spots, respectively -- is worth pondering. Wh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would these results have even if Taiwan continues to rank at the top but we lack the ability to tell cause from effect, believe whatever politicians tell us, and spend our days fighting amongst ourselves?


Tu Jenn-hw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ed Yang

Without IT education, GDP goal is not realistic (Taipei Times, Editorial, Jan 02, 2008)

Without IT education, GDP goal is not realistic


By Tu Jenn-hwa 林震華

Wednesday, Jan 02, 2008, Page 8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a Ying-jeou ( 馬英九 ) and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Vincent Siew( 蕭萬長 ) recently proposed 12 "Love Taiwan" measures that promise to increase the per capita GDP to US$30,000 within eight years if they are elected. The "Big Investment, Big Warmth" plan proposed by the Cabinet some time ago also has a target of US$30,000 target.

While US$30,000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target for mid-term growth, whether it can be attained remains to be see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trol and use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central means of generating wealth. Those who are not able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los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Hence all countries are doing their utmost to give rise to an information-driven society by providing basic infrastructure.

In 2005, global Internet use was estimated at an average of 137 users out of every 1,000 people. The number was 527 per 1,000 people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115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only 44 in low-income countries. On average, only 42 out of every 1,000 individuals globally had access to broadband: 163 per 1,000 people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23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just on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Can the pervasiven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 linked to high economic productivity? Data released by the World Bank show that 19 countries had a GDP per capita above US$30,000 in 2006, including Norway, Luxembourg, Switzerland and Iceland. Figures compi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show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those 19 countries was 297 per 1,000 people.

In the same year, Taiwan had 308 Internet users per 1,000 people. However, the number of broadband users was comparatively low, at 198 people per 1,000. From the figures alone it appears that the penet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aiwan is not lower than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Asia, Singapore has the highest ratio of Internet users at 528 for every 1,000 people, while Hong Kong has 385 and South Korea has 293. Taiwan, with 308, ranks higher than South Korea. Yet South Korea ranked first in terms of the proportion of broadband users, at 293 per 1,000 people, followed by Hong Kong with 252. Singapore had 182.

If the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reflects the economic abilities of a country, then how can we explain Taiwan's situation, where pervasiveness is high yet per capita GDP is only half that of comparable countries?

This may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is predominantly in English -- and the ability of Taiwanese Web users to understand English is limited. This would also explain why Hong Kong and Singapore's GDP per capita, at US$28,000, far outstrips that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Be it the "Big Investment, Big Warmth" policy or the 12 "Love Taiwan" measures, proposals for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for broadband access are very much correct.

Yet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is easy compared with educating the people on how to use computers. I have colleagu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o are unable to use computers. In Taiwan, several million individuals between the ages of 50 and 60 still need to learn how to use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Until this has been achieved, the US$30,000 goal will be impossible to achieve.

Neither the Cabinet's nor the opposition's proposals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Strategists and policymakers have much to do.


Tu Jenn-hw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Angela Hong

2008年1月2日 星期三

教育改革必須去蕪存菁長遠規劃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2)

教育改革必須去蕪存菁長遠規劃


-「迎接二○○八新挑戰」系列之三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在此,我們回顧台灣一年來教育工作的發展績效,並策勵剛開始的新年度;務必讓已經推動十年的教育改革,去蕪存菁地穩健跨步!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件需要不斷投資、努力耕耘的工作。它的績效,需要遠比其他政策措施更為長遠的時間,才能夠顯現成效。因此,不管正確或失敗的教育政策和方針,當其效果顯現之時,當初的施政者極可能已經不謀其政。因此,教育施政需要遠比一般政策更為深入精密的研擬,才不會造成「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的無奈!


 


    教育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從托兒所、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技職、社區、社會、家庭、補習等不同階段的教育都被涵蓋進來;包括學識、技術、道德、洞察力、國際觀等不同領域的薰陶,都和教育有所涉及。因此,教育之重要性可說是無與倫比,其影響力可說是無遠弗屆。特別是在重視教育的我國,教育工作的良莠,更成為家長們極度關切的標的,日常生活的重心!


 


    九六年,在教育部羅列的施政方針包含了十二個類別。它們分別涉及了大學(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中心、建立大學評鑑機制等)、技專校院(鼓勵取得技術士、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等)、高中職五專(建立特色多元發展、均衡城鄉資源等)、師資培育(調整師培課程、規劃教師換證進階制度等)、國民教育(深化認識台灣、強化美育體育、推動一人一樂器等)、幼兒教育(整合幼稚園托兒所、照顧弱勢幼教等)、社會和家庭教育(非正規教育認證、發展新移民文化等)、國際教育(拓展國際學術交流、擴大招收外國學生、建立留遊學輔導機制等)、華文教育(擴大對外語文教學市場、實施華語文能力測驗等)、校園安全(防制黑道進入校園、推展性別平等和人權法治教育等)、特殊教育(引進特教專業師資)、城鄉均衡(縮短城鄉數位落差)。這些施政方針看來都是針對國內所面臨的教育課題規劃出來的方針,方向正確值得肯定。


 


    然而,根據教育方針擬出的教育措施就相當不容易。例如,教育部提出「五年五百億」計畫來推動「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中心」,原來只想集中資源給台大和合併後的清交兩大或者成大,全力搶進世界百大之林;但在各校爭奪施壓之下,半數資源被迫讓其他國立大學分食,連資深私校都以「卓越教學」分得一杯羹。如今,台大教師的誘因極為有限,除了研究和硬體稍有進展以外,我們看不出它有何顯著優勢,得以進入世界卓越之林。此外,「大學評鑑」雖然已經陸續展開,但因為設計不夠周延,引發許多新設學校反彈;而兩年後即將展開的「退場機制」如何運作,尚未見完整適當的配套措施,引發後段學校人心惶惶,亟需及時改進!


 


然而,的確有極為成功的計畫,產生巨大的積極效果。例如,為平衡城鄉差異規劃的「繁星計畫」,要求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的學校提撥外加名額給非明星高中學生免試申請入學的機會,就深受社會好評。迄今也已獲得廣泛迴響,吸引了更多的校系參與,極可能吸引多數優秀子弟留鄉,成為平衡城鄉差距的有力政策。而「發展特色學校」也逐漸在國中小學間,依照本身的環境優勢,發展出令學生們深感興趣的多元特質,配合「本土遊學」的倡導,將可帶動學生們瞭解鄉土、愛護周遭環境的情操。而「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扣分方式,總算在民意持續反彈之後,修改過去為民間詬病的「少錯多扣分」的「怪異」方式,獲得了民間的好評。而台灣首次參加OECD的數學測驗,一舉拿下了全球第一,振奮了全國人心,也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九七年的教育部施政方針,大部分承襲了原來的規劃,但也提出了部分新案。例如「逐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建立高中以下教師檢定機制」,都是十分艱鉅的工程。我們希望教育部集思廣益,多方聽取建言之下,逐漸凝聚社會的共識,並讓阻力降到最低,相信台灣的教育一定可以早日邁向真善美的境界!


2008年1月1日 星期二

消除M型社會貧富差距 經濟發展與環保並重 (台灣時報 社論 2008.1.1)

消除M型社會貧富差距 經濟發展與環保並重


「迎接二○○八新挑戰」系列之二


 


告別了紛擾不安的二○○七年,迎來了令人期待的二○○八年。在這個歲末年初之際,正是我們檢討過去、策勵未來的時候。


 


依照我國官方估計,去年經濟成長率達到百分之五點四六,顯著高於目標值四點六,也高於前年的四點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百分之一點六五,低於目標上限值百分之二。然而,失業率仍高達百分之三點九,高於目標值三點八;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一六七六八美元,低於目標值一六八八六美元,主因是匯率低於預期值;但若以新台幣計算,則以五五萬三四三元超越了目標值五三萬五六二二元。若以專家最重視的「經濟成長率」來看,在油價高漲和美國次級房貸風暴的壓力下,這樣的經濟表現算是一項「驚喜」,交出了一張不錯的成績單!


 


然而,在還算不差的成績下,台灣經濟還是隱藏了不少問題。首先,是經濟成長的動力,來自國外淨需求貢獻了百分之三點○三,來自國內淨需求的貢獻只有百分之二點四三;其中國內需求的貢獻為一點六五,國內投資的貢獻僅為零點七六,但比起前年兩者都有些微成長。易言之,近年來國內需求不振,經濟成長主要靠外銷出口的現象還在持續之中。以內需為主的產業,迄今仍顯得嬴弱不堪、欲振乏力;使得國內所得分配繼續呈現兩極化的現象,「M型社會」的趨勢益發明顯。雖然官方宣稱以家庭所得五等分的比例來看似有改善跡象,但少有民眾認同這項估計,成為政府施政的一大挑戰!


 


比較難能可貴的是,一年來遭逢油價飆漲、原物料價格高昇、颱風摧殘等種種不利因素的衝擊下,全年的消費者物價居然只上漲了百分之一點六五,除了僅高於景氣低迷的日本以外,並未高於其他主要的貿易對手國。不過,躉售物價上漲了百分之六點二七,顯示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存在的,只不過暫被批發和零售商自行吸收,無能轉嫁給消費者罷了;這其實也顯示了民間消費能力的確不佳。往後若景氣好轉,物價持續上漲的壓力就會顯現,不可不慎!


 


去年最顯著的負面發展,是在石油價格飆漲之下,「油價浮動機制」首次上路,竟然發生台灣中油公司「漲得越多、賺得越多」的不合理狀況,激發民間廣泛不平,導致油價浮動機制才上路就被擱置的窘境。這事件顯示,政府應對油價上漲的經驗不足,末稍神經未能即時對民意做出反應,導致騎虎難下。類似情況發生在秋末民生物資飆升之際,政府官員卻老是在狀況外,頻頻突兀發言,乃致民怨四起。最後總算在行政院組成「穩定物價工作小組」,祭出穩定物價六項措施之後,才逐漸緩和民怨!


 


但是,就在過完聖誕假期之際,兩個月前才飆漲到一公斤上百元的菜價,卻又急跌到四元以下;讓中南部菜農叫苦連天,甚至將辛苦栽培的青菜就地耘田當成肥料。政府緊急啟動「九五機制」,以農民成本九五折價格加以收購,但似乎為時已晚。這種「菜金菜土」的「年度大戲」迄今未能解決,儼然成為政府施政能力的重大挑戰,僅以提高購價格因應,似乎也未能消除農怨。


 


著名的「全球透視」機構預測,二○○八年全球經濟成長,在次級房貸風暴的陰影下放緩,降到百分之三點四;但東亞仍維持在八點二,中國以十點七領先群雄,印度也以八點六緊追不捨。油價將維持每桶八十美元高檔,超越今年均價七十一美元。因此,國內要達成百分之四點八的經濟成長率和一八○○○美元的每人生產毛額將是嚴峻的挑戰。至於物價上漲維持在百分之二的目標值下,失業率壓低到百分之三點八,似乎沒有太大的困難。比較令人擔憂的,是台灣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極為有限,官方對碳排放超高的大煉鋼廠和石化廠投資案採取令環保界無法認同的態度,將對台灣未來的環境和貿易帶來難以預料的風險!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企盼台灣在新的一年,力匡失誤,穩健地迎向未來!